第一节 黑暗之魅：穿越文字游戏的迷障

——色情、情色、情爱

黑暗之魅诞生于文字迷障之下。从识字起，人就领略了文字的魔力。借助语言文字人开始触摸这个世界；可是，几乎同时人又觉得它在自己与世界之间竖了一面高墙。每一个词与（具象、实在）物的对应，人能慢慢适应，可是，那些与没有实相却有真实感觉对应的词，人就体会了为难，比如，“疼”、“高兴”，重复许多次后，大概明白所指，虽然更具体就未必了然，比如割破手指的“疼”和“心绞痛”、“胃胀痛”等如何区分描述就不容易吧。而实相也没有，感觉也没有的抽象词如何被“共同理解”人觉得难上加难，以致会有“理解是不可能”的话从心头浮出。萨特就肯定地说，人与人间不存在完全的理解，“就像一条河上的两座桥，永远不可能相交”。即便用同一语种，你还是无法确定人们的理解完全一致。总之，语言不可靠。

这使我生出一个初步意念：保持对语言文字的警醒。我所说的穿越语言文字迷障的第一层意思是，绝对反对形式上的“文字游戏党”的行为。比如，明明说的是一件事情，人却做作地用带有不同价值倾向的语词来区分。比如，“虚荣心”与“荣誉感”。莫泊桑《项链》中路瓦栽夫人所作所为叫“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作怪”，丘吉尔“二战”时慷慨激昂的演讲就是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荣誉感”。可是，是丘吉尔在晚年回答老友的提问时说的：他的挺身而出做首相，并非人们所想的“要拯救危难中的民族”这样的大义，而真正推动他的只是“虚荣心作怪。我想青史留名”。我想说的是，从人心、人性上来讲，平凡的路瓦栽夫人与伟大的丘吉尔并无二致。他们所做的事从外在看：见识、格局、影响大不同，可内里一样。“虚荣心”也好，“荣誉感”也罢，都是具体的人在自己的格局中对自己欲望的触摸和追求。人们后来所做的不同评价是依据最后的结果而定，并不是起始的源头，跟词语所指毫无关系，而我们却常常陷入这样的词语之辩，真真是南辕北辙、名实分离。更可笑的是，这样的纯形式词语之辩有太多的人陶醉其间，他们不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是滔滔不绝如长江之水，只可惜空洞无物，留下的只是语言的垃圾尸体。

除了名实分离，还有名实错位、混淆。人乐意说真说善说美，真为基本。关于“真”人也有很多不同说法。黑格尔说最本质的真是“理念”，老子说是“道”，……玄妙至极。我只能按我的理解来。在外，我相信物证；在内，我相信（我的）心证。词只是媒介，如能“得意”，就可“忘言”。词意之真否，在表达的是否与存在贴合。作家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不仅是小说论，也是哲学。汪曾祺对自己语言的第一要求是“准确”，其次是简洁、生动。很有道理。这样的“真”后，才会有可能的亦善亦美。说白了，对“准确”的追求，就是鲁迅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之真的追求。最可悲的人是，他们只见到了“惨淡、鲜血”这样的词，并不明了这词所指为何物。直面还是回避根本就不在他们的意识之中，他们自以为明白的，也是他们所要的是“能指”，“所指”为何根本没有被意识。连“有没有”还是空白呢，如何和他们谈“要不要”？

正如我前文说过，在判断之前，应以“中立”求事实之真。“黑暗”是个指示名词，通过描述让它所指的存在呈现。“黑暗之魅”不是基于黑暗自身的判断，而是基于它在人类历史链条之中的境况和在词语世界所受到的待遇。本来“黑暗”与“光明”一样，是自然的存在，是人刻意地把它从“自然”中剔除出来，它慢慢变得“不自然”。它也慢慢因为变形、夸张、扭转等具有了出乎寻常的魅惑力——从平常到不寻常。

就拿本书绕不开的关键词——“情色”来说吧。在这样的前提下——不是真要区分细微的词意之差，而是为了做出某种姿态——我要问的是，情色、色情，情爱、爱情，这样的调来调去，除了无聊解闷，真有了不得的微言大义吗？色情是黑暗的？情爱、爱情是光明的？那情色呢？是暧昧，还是中间色？能否不在字符上兜圈子。

是的，当初我用“情色书写”不用“色情书写、爱情书写”，当然有在我的理解层面上进行区分的意思，比如其中之一，就是避免人们所习惯的惯性；除此之外，还有我对世道人心判断后的无奈。

撇开细微的差异——我当然不是要阻止人们去辨析，让我们诚恳地说说这几个词吧。它们都是对人类所欲所求的欲望的描述，就实际而言，是谁在前谁在后，我们能言之凿凿地肯定吗？在“色、爱、情”这几个词中，相较而言，大概还是“色”所指最为直观、清晰，最具有“物”性吧。“爱、情”作为一种心灵体验如要做清晰描述不容易吧？而“爱”若作为动词，要问清楚它的动力源又得问“情”问“色”，也不是很容易吧？

法国加缪有一篇《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曾喜欢同事玛丽，可是还没等他下手，玛丽辞职走了。后来无意在海滩又相遇了，因对方身体的相互诱惑，两个人在海水中有了肌肤之亲。上岸后，玛丽觉得有了某种权利询问。她先问默尔索“爱不爱她”，默尔索沉默。玛丽执拗追问。默尔索不耐烦。玛丽继续追问，默尔索想了想说：“大概不爱吧。”有点含混。不是默尔索有意欺骗，他真的不知道。他很诚实。玛丽当然失望。又问他“愿意和我结婚吗？”这次默尔索很爽快：“你要结，可以结。随你。反正我无所谓。”玛丽很崩溃。可是，默尔索其实比玛丽更认真。他认真地回答了提问，不是敷衍，而是经过慎重的内视后给的诚恳回答。他对玛丽，其实是对自己说：“我发现我的欲望让我的感情混乱。”婚姻在默尔索看来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爱，是个严肃问题，他很慎重，但确实迷惘。他触摸了自己的身心，说出了自己的发现。玛丽与他谈的是感情，可是在所谓的感情中，默尔索追出的是欲望。不管默尔索愿不愿意，他对自己诚实。从客观上讲，默尔索颠覆了玛丽的世界。

在人的人文世界里，“欲望”是个麻烦词，如何面对它，正是许多世界的分水岭。甚至可以说，所谓文化差异，不就是人面对自己的原欲所持的不同立场所致吗？被喜欢褒贬的人们称为“黑暗世界”的多与人的“原欲”相关。人们为何不能自然、坦然、正面地接受自己的原欲？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的原欲非理性的破坏力会被更放大，管理它当然是题中之义。而观念一旦形成便有它的稳定性、凝固性，特别是对于懒惰、不思而作的人来说，他会把曾经包含某些相对真理的教条当作不可移易的法典，用它来解释一个应该不断被重新认识的世界，这就是由稳定的惯性带来的腐朽、僵化。

黑暗之魅也来自这种僵死了的文明观念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压抑。越压抑越反弹，和性相连的色情正因为性是人类文明中压抑最深的所在，色欲情欲反而成了人在文明世界里最大的渴望。而人在价值领域中刻意划分上下优劣好坏等级成了人最大的虚伪。在虚伪的世界，人为了表面的和谐，在内心早就自我分裂。曾经的一个“我”，变成了弗洛伊德的三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

在现实的生活里，我对人们心中色情所指的具体情形采取批判的立场并无异议。道德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社会调节的制衡器之一。但是我厌恶他人“认真、诚恳”地皮里阳秋着。说到人类的艺术生活，我的判断很简单：没有情色，就没有艺术。艺术当然源于生活。生活里热着的、烫着的是你我的生命。问问自己：让我们生命热着的、烫着的又是什么？拜伦说：哪一个诗人的灵感不是来自他心中的女神。朱光潜则说：艺术创作几同于孔雀开屏。这些话不是他们殚思竭虑得来，他们只是“发现”了自己心中真实的体验而已，而体验正是艺术得以展开的原动力。

在中国，很多事情从来都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心灵问题。一个最常见的表现即是我们好像不能、实际是不愿心平气和地说话，不是义正词严，就是狐假虎威，那一个道貌岸然还真是一个“装”相威严。张爱玲说中国人就喜欢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微型慈禧太后。首要法则是鲁迅说的闭着眼睛“瞒和骗”。这二位实在是中国的解人。王小波也曾感叹：“我们的脸皮真够厚的，在别人已经创造了无数美的世界上，如果我们还没有分清美丑，也不该觍着脸皮装纯真吧。”王小波说所以从“沉默的大多数”中站出来说话，就是要坚决反对无趣和愚蠢。而我要说的是，无趣与愚蠢是一对孪生子，它们的生父是虚伪。

情色与艺术，这两件事情距离我们的生命最近，一个人的生命观会根本性地影响其艺术观，所以谈心灵问题不算跑题。法国人巴塔耶写过一本《色情史》，他的观点当然是重要的，可在我看来比他观念更好的是他的说话状态。看看他怎么说的：

“倘若涉及色情生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满足于最普遍的观念。他的肮脏表象是一个鲜有人不落入其中的陷阱。这种表象成为心安理得地蔑视色情生活的一个理由。或者他们否定这个可恶的表象，从蔑视转为庸俗：他们宣称，本性中没有任何肮脏的东西。我们千方百计地以空虚的思想来取代天穹的顶点似乎向我们开启的那些时刻。”

“人的思考不能不加区别地脱离与其密切相关的对象，我们需要一种在厌恶面前不会瓦解的思想，需要一种在将可能性的探索进行到底的时刻不回避自身的自我意识。”

“我”写作此书“意图不限于消弭人们回避他们内在的真实且逃避这一事实带来的耻辱。这里要杜绝一些看待问题的方式，它们造就了奴性的形式。”

“我”想“我对人类的全体——具体的真实的整体——进行质疑的决心，在我踏入受诅咒的领域那一刻令人惊异”。然而，这是不得不做的。因为“一向在恐惧面前准备后退的人能够解决现今时代给他们提出的问题吗？尤其是这受诅咒的时代？”^[1]

情色深植于我们生命的黑暗深处，你能想象没有情色的艺术吗？当然，情色自身还不是艺术；接着我要问：我们如何把情色转化为真正抱慰我们生命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