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国历史小说的滥觞

在西方，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创作现象自古有之。古希腊的史诗将英雄神话故事和人民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讲述了神话时代之后英雄的历史。最具代表性的《荷马史诗》就是一种将“史”与“诗”相融合来表现历史的文学形式。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琼森（Ben Jonson）等剧作家热衷于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历史。《亨利六世》（Henry Ⅵ， 1590）、《理查三世》（Richard Ⅲ， 1592）、《亨利五世》（Henry Ⅴ， 1590）、《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 1592）、《西亚努斯的覆灭》（Sejanus His Fall， 1603）以及《卡塔林的阴谋》（Catiline His Conspiracy， 1611）等都是杰出的历史剧作。17世纪，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7）、《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1671）以及《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 1671）则将诗歌同历史相结合，成为“以诗言史”的绝佳典范。

小说虽然没有戏剧和诗歌历史久远，但其发展变化和流传速度远胜之。历史同小说的结合其实自小说萌芽之时起就已经发生。有关考证指出，早至伊丽莎白时期盛行流浪汉小说时[如纳什尔（Thomas Nashe）的《不幸的旅行者，或杰克·威尔顿的生活》（The Unfortunate Traveler， or the Life of Jack Wilton， 1594）]，作家就已经实现了“巧妙地将历史的事实和虚构的时间交织一体”。^[1]然而，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和虚构交织一体”与“历史小说”是不同的概念。“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文类的产生，也暗示一种系统性、规范化的文类传统的生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生成并初具规模应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

之所以说是19世纪之后，是因为众多评论家均认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1814年创作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开创了英国乃至欧洲历史小说的先河。对此，普遍的解释不外乎司各特“开创了历史书写的新样式”“改变了小说创作的现状”等。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小说文类认识的不断加深，第一部历史小说出自何人之手、始于何年被提出来讨论。各种质疑司各特历史小说地位的声音层出不穷。比如，有研究认为法国拉斐特夫人（Madame de Lafayatte）以亨利二世为背景创作的《克莱芙王妃》（The Princess of Cleves， 1678）是历史小说最初的雏形。^[2]也有观点认为，自现实主义小说诞生之时历史小说就已出现，如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的回忆》（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和《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 1724）是“历史小说的胚胎之作”。^[3]还有人将盛行于18世纪后半叶的哥特式小说视为“历史小说的重要形式”，^[4]如沃尔波（Horace Walpole）的《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4）作为第一部哥特小说，其中“古代和现代罗曼司在封建背景下的融合”^[5]创造了历史小说的新形式。或者，将历史小说视为“哥特小说的后代”（a descendant of the Gothic novel）。^[6]

事实上，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很多是出于对“过分重视司各特而忽视其他小说家”做法的不满。^[7]比如，研究者对拉斐特夫人的强调就是因为卢卡奇“对17世纪法国缺少兴趣”，^[8]忽略了欧洲其他国家早期历史小说的创作。然而，照此看来，如果为了避开司各特的过分影响而强调其他历史小说也许远早于19世纪的话，那么我国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1522）岂非更胜一筹？这部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历史巨著却在西方历史小说研究的主流视域中鲜被提及，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能不说这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历史小说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色彩之浓厚。^[9]

另外，大部分评论家在对司各特提出质疑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其在历史小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笛福的“历史小说的胚胎之作”，还是17世纪“所谓的历史小说”（the so-called historical novel），^[10]或者18世纪将“历史”当作“装饰”^[11]成分的哥特式小说，它们对于“历史”的使用都是比较肤浅和表面的，“历史”在其中只是一种外部的因素。这些小说在处理个人和历史关系时，并没有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贴近人物的日常生活，^[12]只是采取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在主题或者人物的衣着外貌方面是“历史的”，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还都停留在作者所处的时代，因此不能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13]直到19世纪司各特《威弗利》系列小说出现，欧洲历史小说才逐渐形成气候。特别是在受众影响力和创作规模上，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确实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与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司各特的创作也吸收了很多前人如乔叟、莎士比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等人的经验。正如麦斯威尔所说，司各特是一个受前人影响的“伟大综合体”（a great synthesister of what everyone before him had done）。^[14]因此，即便无法确定司各特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小说之鼻祖地位，也可以肯定其在英国历史小说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贡献。纠结于司各特是否为历史小说第一人的意义并不十分重大，而探究为何他开创了历史小说的新局面却深意存焉。

司各特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其历史小说的盛行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做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天时”因素，指的是相对于动荡不安的17世纪，18世纪之后的英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17世纪由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引起的宗教和政治斗争让整个英国社会卷入无休止的革命和战争之中。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未能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1689年《权利法案》通过之后，英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才逐渐获得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而进入18世纪，特别是1714年之后，英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稳定、胜利帝国及思想开明的时代”。^[15]彼时国家政权相对集中，地方政府高效运转以及沃尔波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一党政府治理有方，稳定的社会态势得以形成。1760年，乔治三世（George Ⅲ）上台，持续了政治上的稳定局面。在这一时期英国发生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变革。其一是人口迅速增加。医疗条件的相对良好、生存环境的逐渐改善以及食物供应的较为充足等因素促进了英国人口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1760年至1820年，英国的人口由6500000人增加到12000000人，^[16]实现了英国史上少有的惊人猛增。其二是工业革命。人口的剧增、生产原料的充足、较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对制造业旺盛的需求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英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械化工业时代。因此，社会的稳定加上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让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所唤起的人们积蓄的历史之感（the feeling of history）^[17]获得了以艺术形式表达的机会。这也为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迅速传播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气候，是谓“天时”因素。

所谓“地利”因素，指的是在政治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司各特历史小说盛行的理论支持。这里的理论，主要指的是历史学的发展。卢卡奇曾指出，司各特的小说出现在“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18]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让欧洲各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巨变让历史开始受到重视并进入公共视域，第一次成为大众经验（mass experience）的一部分。^[19]对此，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经济认知发展入手，讨论了这一历史感产生的过程。他指出，18世纪70年代，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考察了农业生产中生产条件和劳动能力的分离过程，而真正制造业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一分离过程之上。这一过程在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中得以完成。这种基于经济条件下的无意识的历史之感（historical sense）让当时的小说家开始注意到“时空中人物和环境的重要性”。然而，卢卡奇同时指出，这在斯图亚特的经济学理论中只是一种“现实主义本能的产物”（a product of realistic instinct），并未达到将历史作为过程（process）来理解的高度，也未能将历史视作现在的前提条件。^[20]进一步解释就是，启蒙运动之前，“历史”并未以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形式存在。人们没有进步（progress）和改变（change）的观念，^[21]直到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对过去的反思才成为文学的中心问题。^[22]

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理性主义的新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后，理性主义已然因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可而盛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潘恩（Thomas Paine）、戈德温（William Godwin）、欧文（Robert Owen）等理论家对人权、政治、宗教等范畴的理性主义进行解读，让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人“民智大开”，^[23]带动了一系列学科的发展。曾经与文学混为一谈的历史学，也借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人文科学之首”。^[24]随着历史学专业化的日渐升温，历史研究也开始逐渐细化，历史学相关专业的杰出人才被大学聘用，相关课程的开设和设置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地相继成立“公共记录所”以推动历史资料的编纂和整理工作，各类杂志等传媒也成为宣传历史知识的有力手段。综合而言，历史学在19世纪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重视。19世纪是近代史学的全盛时代，也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25]因此，在历史学受到重视的大环境下，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创作契合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探究欲望，其迅速传播和盛行自然在情理之中。可以说，19世纪历史学科的迅速发展为司各特小说的成长提供了优质的生存土壤，是谓“地利”因素。

至于“人和”因素，笔者意将其归结为18世纪至19世纪大众阅读的兴起。英国自1695年废除了实行多年的《出版物许可证法》之后，出版权归地方商人所有，一举打破了伦敦单独掌控全国出版业的垄断，从而极大地鼓励了英国出版业及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对18世纪英国文学的崛起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26]时至18世纪末，英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阅读之邦。据埃里克森（Lee Erickson）的统计，英格兰书籍出版总量从1740年的1800种上升为1780年的3000种，到1792年增至6000种。^[27]书籍出版总量的增长同出版技术的革新密不可分。随着第一台铁架印刷机、长网造纸机，以及铅板印刷等技术的问世，书籍的印刷和出版更为方便快捷，书籍的售价也日渐低廉，更多的读者可以享受阅读。^[28]这些生产者将自己的读者群定位在中下层民众，^[29]大量出版期刊、小说、历史书、歌谣集以及各类小册子等廉价读物，“以前求之不得的‘经典读物’或‘高尚著作’，现在人们唾手可得”。^[30]

与此同时，固定图书馆、流动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ies）等借阅机构以及家庭藏书也开始迅速发展。有关资料表明，1725年至1760年，英格兰及苏格兰建立的图书馆不少于15座，^[31]流动图书馆则在1740年之后迅速普及，订阅费也十分公道。^[32]到18世纪末，流动图书馆在地方有近1000个，仅伦敦就超过了100个。^[33]此举让许多贫困读者仅用极少的钱就可以参与阅读，从而带来了文化消费群体的急剧扩大。可以说，18世纪是民众阅读兴起的世纪。^[34]在各类借阅书籍中，小说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类型。因此，这些图书馆的发展使得18世纪虚构故事的读者最显著地增多。^[35]

大众读者群的形成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迅速，印刷技术水平快速提高，推动了民众文化程度的上升。这一现象到19世纪表现得更为显著。19世纪普及教育的兴起，是知识界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36]学校逐渐扩张，教学方法也不断革新，民众识字率大幅提高。到了19世纪，小说的阅读逐渐从精英学者的奢侈享受转变为普通大众的日常消遣。这种现象为司各特小说的出版和快速盛行奠定了潜在的读者基础。加之司各特小说本身具有引人入胜、惊险刺激以及对历史的全新书写等特征，能够吸引读者和评论家自然在情理之中。因此，大众阅读的兴起是谓司各特小说盛行的“人和”因素。

综上而言，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司各特小说本身所具备的独特的主题和创作技巧为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不论是否承认司各特开创了历史小说之先河，他打开了历史小说书写和阅读的新局面确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