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合组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一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形势下，上合组织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跨境联通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基础设施即使称不上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至少也可以被称作促进经济发展的车轮。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基础设施一直是吸收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基础，基础设施投资有较强的乘数效应。有研究表明，1美元的投资可以拉动3～4美元的社会投资需求，在亚洲地区，投资10亿美元可以创造1.8万个就业机会。^[7]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万亿美元，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估计到2020年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需要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8]美国战略家帕格拉·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未来4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4000年的投入！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9]从中国经济发展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2003～2013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累计投资25.7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成为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倍、年均增长10.7%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今天的基建项目已不仅仅是传统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还包括智能电网、新能源、高铁、开发区等，技术、信息和智力含量大大提高，成为国家整体创新体系和竞争力建设的一大支点。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还可带动私人投资的“涌入”，积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可扩大经济总需求，长期可提升潜在供给能力，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意义在于其能为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的通畅流动创造条件。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等都对要素流动做过详尽的阐述。早在1776年，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在其《国富论》中指出：“良好的道路、运河和通航河道有助于降低运输费用，使一国偏远地区与城镇周边地区更接近于同一水平。因此，这是最重要的改善。”不同国家间的政策壁垒、基础设施薄弱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差异等因素，会导致要素的国际流动成本明显高于在一国之内的流动。斯密的看法揭示了互联互通最关键的两项益处：一是高效、高性价比的资源流动；二是减轻一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互联互通在提升一国竞争力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战略重要性的标准，但今天这个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的流动性、全球性、连接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其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还要看它通过连接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是互联互通程度，即在地理互联、经济互联、数字互联层面，是否能够深度参与全球资源、资本、数据、人才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流。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恰恰可以打造全球供应链，可以实现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的连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成为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依托。

推进互联互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跨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将互联互通作为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非洲国家正在深入推进旨在提高互联互通程度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欧洲国家也正在积极实施“连接欧洲设施计划”；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更是连续多年将区域互联互通作为重点议题加以推动和落实。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突破区域一体化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使规模经济能够在更大区域内实现。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形成的新的交通运输路线或方式，以及制度互联互通带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贸易的时间、物流和关税等成本，将会形成更大的消费群体，从而改变产品的可贸易性和贸易规模。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的主权国家和利益主体，并面临自然环境、安全威胁、边贸互补性与均衡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自由贸易区等政府间协定，着眼于消除制度障碍，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则着眼于消除物理障碍，只有加速区域内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二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意义

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视角看，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安全和稳定。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新的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随着国家和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增强，加大对联通性建设的投入或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跨国联通既是一种多国合作机制，也是地缘政治角逐的一种形式，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正在从争夺领土的战争演变为争夺连接性的竞争。上合组织所在的欧亚大陆历来是大国博弈的敏感地区，冷战结束后，域外大国积极进入该地区，围绕地区主导权和垄断权展开了大博弈。在这一背景下，以能源、交通、电力为代表的跨国通道和网络作为影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跨境能源通道的战略意义最为明显。能源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无论在生产/出口国，还是在消费/进口国，以及过境运输国，其所受到的重视均已远远超过经济资源的范畴，能源博弈已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自1992年起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能源生产总量，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自2006年起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能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寻求充足稳定的供应来源，建设安全高效的陆上运输通道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石油消费大国，中国面临能源供应安全的挑战，从地区层面参与全球油气竞争是必然的选择。从具体能源供应（需求）链的角度分析，能源安全主要包括能源供给和能源运输两个方面。管道运输作为承载能源流动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具有一次性投资、运营成本低、安全程度高、环境破坏小、适合长距离运输等优势，面对分布不均、局势复杂、竞争激烈的海外油气资源市场，中国开始从传统以海运为主向陆路管道运输与海洋运输并重转型。随着中国进口能源总量和比例逐步提高，进入俄罗斯和中亚市场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为实现进口来源、方式、品种、渠道的多元化，分散风险，保证能源运输安全，中国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手段，大力推进能源管道建设，构建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通道。基于中俄、中哈之间的地缘特性和能源战略需求的互补性，双方开始打造陆上能源运输通道。目前，中国已形成西北（中国—中亚）、东北（中国—俄罗斯）、西南（中国—缅甸）和海上四大能源进口战略通道，这对于增加中国油气供应的稳定性，实现进口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的作用具有多重意义。

建造对华跨境能源运输通道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内石油运输和出口的1/3通过管道进行，俄罗斯要巩固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优先地位，需要在稳定欧洲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亚太市场，实现出口多元化，与中国实现管道互联是最优选择。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内陆型国家，大部分油气出口运输需要过境俄罗斯，出口通道单一和配额有限的“瓶颈”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将能源输往国际市场，制约了哈领导人制定的资源富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哈政府在独立之初就把寻求石油出口多元化和通往国际市场的安全通道作为其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积极推进东线连接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管道建设。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和这些国家互为能源伙伴，不仅相互提供市场，而且也提高了各自在欧亚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