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恩格斯的工业革命论说
尽管恩格斯并非工业革命一词的发明者，但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对该词的反复使用，以及赋予该词的意涵，均使《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成为最早对工业革命采取严肃分析的文献之一。
在书的开篇，恩格斯便称：“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25年的战争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15]自然，这场社会革命就是工业革命。但在引出工业革命这个词前，恩格斯进行了漫长的铺垫，分析了16世纪和17世纪促发工业革命的种种条件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16]恩格斯以编年史的形式论述了“科学和实践结合”的过程：
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管理，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
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设计时就考虑用机械动力发动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
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得到实际应用。[17]
梳理完技术发明史后，恩格斯指出，这些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抽象地说，“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了。但是，不同的发明不可等量齐观。珍妮纺纱机就只是“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却“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只是在阿克莱特和克朗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社会运动才开展起来。[18]棉纺织所得到的推动很快传到其他工业部门。毛纺织业、麻纺织业和丝纺织业“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但是，这还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19]恩格斯描述了工业技术革新在纺织业之外的部门的扩散。例如，蒸汽机的需求扩大了英国的煤产量。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形成了独立的工业部门，而且“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的优点”。总之，“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于是，“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20]至此，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当然，他此前提到的“工业变革”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
接下来，恩格斯描述了英国金属加工业、采矿业的变革，并将话题引至“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他提到了公路、运河、蒸汽船和铁路，然后总结道：“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21]“革命化”指的正是工业革命的实际内涵，也是使用工业革命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比起工业本身的种种革命，恩格斯更关心的显然是这些革命造成的社会后果，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论述社会关系的变化时，恩格斯会很自然地用到工业革命一词，例如：“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22]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阶级分化问题：“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23]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而这一变化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里，恩格斯没有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展开过多的论述。这篇不算长的文章连载于1844年8月31日以及9月4日、7日和11日《前进报》第70、71、72和73号。尽管篇幅不长，但恩格斯确实在文章里多次直接使用了“工业革命”一词，以及与工业革命意义相同的“工业变革”或“革命化”等词。尤为重要的是，恩格斯不是简单地使用一个比喻，而是从起因、技术变革、产业扩散、社会后果等方面对18世纪英国出现的工业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这就真正充实了“工业革命”一词的内涵。当然，恩格斯的分析也形成了一种历史叙事，即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出现的技术变革引发工业体系连锁变化的进程，技术变革带来了工厂制等制度变革，而工厂制的出现又带来社会连锁反应，促成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这种叙事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图景。
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只相当于一个练笔或前奏，从1844年到1845年，恩格斯潜心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更宏大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仍然是从分析工业革命及其社会后果开始的。这一部分的分析并未脱离《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的历史叙事。恩格斯开篇即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不过，恩格斯“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他只打算谈几点，“这几点是为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者的现状所必需的”。[24]换言之，恩格斯关心的还是工业革命造成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后果，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论述，只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无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
从理论角度分析，恩格斯建立了一个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模型，即工业革命前的工人与工业革命后的工人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工业革命前，与农业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颇为愉快地度过时光，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25]当然，与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的是，恩格斯并没有陷入对于田园牧歌旧时光的无限怅惋中，他看到了这些旧式工人“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读，能写的人就更少了”，总之，“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外面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运动一无所知”。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在恩格斯看来：“诚然，（旧式工人的）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26]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始终能够辩证地看待工业革命，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造成的悲惨社会现实而全盘否定这一巨变。这种辩证的视角，将在《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历史革命性的宏大分析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而资产阶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贡献也就是工业革命。
以相对简略的论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重复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工业革命历史叙事。通过回顾被誉为“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的“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27]于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这一真正的主题登场了。
毫无疑问，在恩格斯笔下，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悲惨的。他写道：“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当然，揭示现实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改变现实，因此，恩格斯说：“我还必须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28]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体现在方方面面，从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居住环境，到营养不良，再到缺乏必要的医疗救助，“这一切影响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封闭的室内工作的工业工人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色苍白，由于患有热病，他们身上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以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29]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同样堪忧：“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为数不多的日校，只有少数人能去就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差的，教师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其他不堪使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其中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并且根本不受公众监督。”[30]
而且，矛盾的是，机器的使用虽然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紧张了”，但工作也变得“极其单调”了。这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劳动的强制性”。恩格斯写道：“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恩格斯曾分析过分工是工业革命得以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机制，然而，“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恩格斯感叹：“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31]而工人阶级对这一切悲惨生活的反抗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32]总体而言，恩格斯笔下的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社会呈现一副黯淡的图景，这又构成了对于工业革命的影响的一种历史叙事。
青年恩格斯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英国社会的变革，并且极为正确地将变革的原因指向了18世纪开启的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进程。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触动着青年恩格斯的心弦，但要等到多年后，他才会和毕生的战友马克思一起构想出成熟的解决方案。而随着工业革命自身的继续演进，历史与理论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成为多年以后理论争议的导火索。但不管怎么说，恩格斯以罕有的天才创立了一套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叙事，而这套叙事将在数十年后影响到工业革命的故乡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