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和行动的象征性问题

由于当代社会高度复杂化并具有多变性，所以，当代社会理论意识到要穷尽或是高度精确地、绝对地把握社会事实是不可能的。面对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体，当代社会理论家认为只能象征性地把握社会实在，只能通过象征性的结构去推论和分析社会实在。所以，与其说当代社会理论要研究社会实在，不如说它要研究表现着这个社会实在的象征结构或形式。这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理论家意识到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变动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同时也意识到社会科学家毕竟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这个社会实在。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把社会实在视为象征性的东西，而不是视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完满的一个完整体系。

重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不等于忽视社会实在的结构，而是通过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去了解社会实在。社会实在所提供的实际材料，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象征地结构起来的社会。因为社会是以文化为主，文化就是象征体系的产物，文化中的组成要素，如语言、各种制度、各种组织，都是透过象征性的符号来建构和运作的；社会是由人的行动产生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人的行动是以象征体系作为中介、手段和参照网络，所以社会实在本身在实质上本来就是象征性的。过去传统古典的社会学家由于受到传统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以为社会实在和自然的实在一样是确确实实地稳定地存在在那里。但是，后来进一步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社会的实在无非是透过文化的产物而建构的，而文化的产物是象征的体系，所以要了解社会，必须要透过象征去了解。

综合上述两种分析方法的转变，表明当代社会理论所遵循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已经有根本的转变。正如吉登斯所表示的，当代社会理论自20世纪以来的各种演变，证明了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演变永远都是同方法论的争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Giddens，A.1987：1-10）。反过来，方法论的争论也推动着、影响着和决定着社会理论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