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不是一种孤立的学术行为，而是作为笔者所构想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个方面的工作。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研究方式和思想内容，这里先就这一研究的总体图景和研究思路做出阐释。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1]，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这种状况不仅使得这种研究缺少学术传承和积累，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情形更是如此。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确实意识到了文本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还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很多研究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就是说，与其他同道相比，只是手段与路径不同而已，还是没有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来进行探究，突出表现是：在对作为其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显得比较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具有什么样的总体考虑和具体方式。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目前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所进行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图所示的几方面的工作：
具体说来，我所理解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文本研究的前提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前者包括对马克思重要著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比较清楚的甄别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进行审视和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的是，我们是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所写作的文本的，特别是经过20世纪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纵深发展，现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因应时代变迁和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挑战，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超越。
二是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即选择文本个案进行微观研究。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卷帙浩繁，要对其全部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个案研究要求按照“文本学解读”的一般路径，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翔实的梳理、考证、阐发和分析。特别忌讳寻章摘句式的走马观花，必须进入文本内部，尽可能从文本本身出发，着重倾听马克思自己的言说。很显然，无论是就篇幅长度还是就思想容量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绝对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文本。在马克思众多的著述中，它堪称表征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研究者归入“经典”之列，给予与其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解读这一论著的书问世。这样，本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就有了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
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但落脚点是对其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即在文本个案解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在比较的视野内评定其思想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工作包括以下一些环节：
（1）同一思想在不同文本中演变情况的梳理。文本的具体解读只是对某些作品的研究，从中梳理、挖掘的观点、思想在该文本中有其特殊的含义与界域，然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是持续的、承接着的，但又是变化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对不同文本中关涉到的相同议题进行悉心的梳理，甄别出它们具体含义的差别和变迁，寻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避免了单纯根据马克思某一文本阐述的观点就对其总体思想做出表述的缺陷，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准确含义。
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将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的情形起到矫正和纠偏的作用。我们习惯的研究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而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要数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大纲”，将其11条内容看作是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的集中阐发。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原始资料汇编，或者确切地说编纂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2]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此外，诸如马克思毕生重视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人的本质等范畴和观念，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他对资本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基于道义的、零散的谴责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和方法；而其观照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才达及一定的高度和水准。这些都需要认真梳理和甄别。
（2）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质量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地理解原文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由于马克思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用德文来写作的，而且从大的语言系统看，德、英、法文甚至包括俄文大致属于同一种语系，概念之间的同构性相似，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核心概念含义的损益程度不大。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用汉语或日语表述和诠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就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用东方语言来表达是很困难的，很少能达到“言尽意”的程度。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观点，就是说，MEGA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全部翻译的，特别是那些“学术资料”卷中的一些材料，为了再现马克思写作的完整过程，编者甚至把他写错或划掉的一些段落包括单词都编入其中，这些东西怎么翻译？比如，马克思写了一个单词，但其中少了一个字母，懂德文的人是看得出来的，但这种情况和过程怎么用汉语表述呢？如果要一一翻译或清楚地解释一番，那篇幅不知会增加多少倍！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处理办法是参照MEGA的正卷翻译（也不是全部），而把“学术资料”卷中的材料全部舍弃了。对于专业的文本研究者来说，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这种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权利”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地。
（3）重要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reconstruction）。在具体文本内容的客观解读、不同文本思想演变历程梳理的基础上，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是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同时，根据其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时，要特别强调对其文本的总体性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时上述几个步骤中对具体细节、过渡阶段的重视应该让位于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上进行的考虑和抽象，必须剔除偶然、枝节和非主旨的方面及其内容，概括出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观点的马克思的形象，否则，前面所进行的细致工作就没有结果，没有归宿，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气功师周身运气自如，但最终却没有发出功来，这是不行的。我们注意到，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展开的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差异的争论，沿袭国外在这一问题上“对立论”与“一致论”的分野，双方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以佐证其观点的正确。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具体差别。[3]
必须指出的是，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尽管成年之后一直到其生命的黄昏都在从事写作，但鉴于他理论创作的主旨、思想展示的领域以及写作计划执行的特殊际遇和结果等复杂情形，他未必把自己的所有的思考，包括已经成熟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的哲学构架和体系，都一一明确地表述出来。但是，从宏观上看，他独特的思想、观点甚至体系和构架无疑是存在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文本内容的解读进行概括和抽象，把这些分散的观点和思想通过“重构”的方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结构系统。文本阅读和思想提炼过程，会对解读者原有思想产生程度不同的触动或影响，那么是将解读所得纳入自己的思想构架和解释系统，还是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将表征文本与作者思想的最终命运。可以通过引入一种“严格明晰的方法”消除散见于同一作者不同文本中的“论据的模糊性”，也可以基于原有思想和“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状况而尽力“完成使其更严密、更系统的工作”，也可以“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便更充分地达到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4]，还可以“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处，以便使它能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的平衡，或者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5]，等等。
（4）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思想的比较。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囿于自己的领域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中做出判断。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就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与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与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终其一生，黑格尔哲学都是马克思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他与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6]。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早年马克思就把黑格尔哲学比喻为“大海”，纵身“钻到”里面，之后又屡进屡出，通过《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他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但即使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哲学”、其思想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后，他也没有彻底告别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前驱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写作《资本论》的漫长岁月里，处理卷帙浩繁的思想材料以及寻求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使马克思不得不一再回味黑格尔之于他的意义，毅然“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7]。可以说，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二者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梳理，还是从整体上对后者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对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大五岁。与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完全不同，他把“孤独的个体”看作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东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人的真正存在，看作其哲学的出发点。与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也差别很大，他非常憎恨黑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每个人自有其主体性。在人生观上，克尔凯郭尔的看法是相当悲苦的，他一生踽踽独行，与世格格不入，充满了忧郁与绝望，这与马克思致力于社会的根本变革和人类理想的实现更是大相径庭。而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叔本华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处于鼎盛时期的黑格尔哲学，指向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内核是人的意志。“哪儿有意志，哪儿就会有生命世界”[8]，所以也可称为生命意志。“意志是第一性的，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9]这样，叔本华就把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置于本体的地位，建立了一种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了一种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开启了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
而我们知道，处于同一时代，饱受欧洲人文经典熏陶，又洞悉时代发展大势的马克思，却培育出另一种判然有别的哲学倾向和人生态度，即“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10]。认为人的本性是这样：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11]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人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色彩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注释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9.
[3]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不能说恩格斯是有意偏离甚至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所达及的深度、理论视野所展示的领域以及表述方式的侧重点方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详见本书“综论”部分的论证。
[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0.
[5]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3.
[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7]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7.
[9]同①401.
[10]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8.
[1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