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发展历程

美国的高等教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阶段，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开始产生一定的主导影响，并且十分注重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公平等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相对复杂，例如在二战之前高等教育几乎被白人精英阶层垄断，不同族裔学生的入学机会差异巨大，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升学率及就业率低。为了确保不同族裔、阶层、性别的学生能够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增加不同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例如《退伍军人权利法》《国防教育法》《民权法案》《高等教育法》以及《平权法案》等。总体而言，美国高等教育为了实现入学机会公平，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二战后的第一个时期里，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帮助退伍军人在二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解决退伍军人及普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国会先后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国防教育法》，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大学学习。在199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国会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被视作美国政府追求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开始（赵鑫，2012），让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使其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并通过教育尽快地融入社会、获取工作、适应生活，可以说这个政策是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发生转变。该法案向二战退伍军人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其中包括为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或职业技术学校的学费及生活费；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和专业限制去选择学校和专业（续润华、宁贵星，2001）。通过这项法案，大量退伍军人重新回到了大学，尤其是促进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为美国培养了专门人才（王伟宜，2015）。1957年，因为受到前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冲击，联邦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加强教育系统，为国防安全输出大量科技型人才。该法案为各阶层学生提供财务资助和学习贷款，为高校发展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补助。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国防教育法》这两部法案，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资助政策，为那些需要支持的对象提供了明确额度与规则的奖助学金和教育贷款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资助政策，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入学机会差距。

（2）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社会阶层和种族矛盾日益凸显，机会差距和公平问题逐渐突出。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民权法案》《高等教育法》和《平权法案》以促进不同肤色和种族的美国公民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政策的核心从“国家利益至上”转向“公民利益至上”。196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提出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均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法案禁止大学因种族歧视而拒收少数族裔学生。而196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则为美国政府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文件增加了大学的教育资源投入，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资助，资助对象除了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外，对黑人、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学生也提供资助。同年，美国实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旨在消除美国在教育机会、就业待遇、政治投票等方面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美国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处于压迫、歧视性地位，这种不利的处境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教育程度的低下造成就业率低，而其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也为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使得种族差异和矛盾加剧。《平权法案》的根本目标是通过高等教育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社会竞争力，从而缓解种族和阶级矛盾，实现社会融合，例如大学在作出录取决定时对少数族裔学生给予一定优先对待，通过该政策的实行可以看出，大学中少数族裔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打破了一些大学“全白化”的现象，但该政策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批判与反弹。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供给增加明显，少数族裔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及女性的入学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到197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中，联邦政府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除大学之外的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商业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受资助学生包括全日制及兼职学生（part-time student）。到了1976年，联邦政府将受资助学生范围进一步扩展，“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但是有能力从高中后教育中获益的学生”也包括在内。这一时期，各类学校在扩大招生人数的同时也降低了大学的入学要求，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阶段的国家。

所以，上述法案的制定和执行提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参与率，通过大学扩招以及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从而不断缩小不同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让更多弱势阶层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纵观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相关法案政策，联邦政府一直将教育平等作为目标，而这种强调教育质量和机会平等的理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

（3）第三个阶段：在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里，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停滞期。由于经济的衰退，联邦政府减少了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这一举动使得高校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来维持运转，而之前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转而由贷款代替。到了90年代，最具特色的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一些新的学生资助项目对中产阶级学生进行学费资助，其力度反而大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因此入学机会差异被进一步拉大。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差异逐渐增大，学费增长是主要诱因，使得贷款比资助更为普遍。这种倒退现象使得新世纪来临前的美国高等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4）第四个阶段：进入新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依旧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学杂费用的上涨给美国低收入家庭还有少数族裔的学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和负面影响，而新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上层阶级的人来说更为有利。在高等教育止步不前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案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增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减小不同阶层和种族间的入学机会差距，例如《2001—2005年战略规划》《2002—2007年战略规划》《联邦学生资助：2006—2010年五年规划》《2007—2012年战略规划》等。这一时期，政策的执行并不如预期一般，加上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9·11事件”、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故的发生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联邦政府对于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时，美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废除《平权法案》的呼声，这些对少数群体的倾斜优惠政策逐渐受到部分美国民众的质疑，促成公允目标的法案实际上是对其他群体的“逆向歧视”，造成了另一种不公平，美国民众要求捍卫大学入学机会的平等。此时美国总特朗普也主张追求公正，要求实现自由竞争与全面卓越，提出废除《平权法案》，让高校的录取扶持基于阶层，而不是族裔，让贫困但成绩优秀的白人和亚洲人能以相同录取标准上大学；同时通过减税等手段实现大学学费贷款减免，为高等教育提供物质保障（段世飞、辛越优，201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体上美国不同族群、阶层、性别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在不断缩小，但也存在一定的突出问题。就美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发展而言，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主导；（2）政策法律的强制性；（3）以经济资助与贷款为主的财政补贴；（4）以充分考虑弱势背景为主的倾斜性照顾。首先，政府在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并不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相矛盾，政府要求保障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并且没有放任高校或完全交由市场来调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政府试图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即效率的追求靠市场机制，公平的实现靠政府的干预。其次，法律体系的构建确保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有法可依，美国政府通过立法维护不同类型的学生接受平等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纳入了实实在在的法律保障。最后，联邦政府为高校提供科研经费，为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和贷款，以鼓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只有高校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保障学费的稳定，并进一步提高扩大教育机会的可能性。第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倾斜和补偿，对一些特殊学生群体降低入学标准，保障弱势学生能够有资格进入高校且完成学业。

注释

[1]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案及措施并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部分法案还涉及医疗卫生、住房、就业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