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1736—1795年

乾隆皇帝在位的时间很长（1736—1795），他极大地控制了整个中国艺术的研究，一直以来他对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艺术活动很感兴趣。在此期间，皇帝的收藏达到最大规模，有的是进贡的礼品，或者是查没的大量各类早期艺术品。有争议的是如此众多的作品远离流通环境，对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除了宫廷画家之外，其他画家丧失了观赏郭熙或者黄公望［图20或图77］画作的机会。可以确定的影响是皇帝的收藏形成今天也难以摆脱的“主流”作品的标准。皇帝的收藏品构成了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核心。通过控制18世纪宫廷收藏品构成的感受力，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掉了。当时被认为重要的画家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仍然是非凡的艺术家。被排斥在收藏之外的艺术家很难研究。本书中有相当大比例的绘画和许多其他的物品都属于18世纪皇帝的藏品（图1，图18，图19，图20，图22，图23，图25，图26，图31，图32，图33，图34，图37，图38，图68，图71，图72，图73，图75，图77等，都是出自皇帝的收藏）。大量的收藏品上，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圭［图1］到米友仁的《云山图》［图25］都印有乾隆皇帝的玺印，仿佛是为了确定毫无疑义的皇帝藏品的事实。不止一次，这位皇帝在他收藏的画作上增添自己的笔墨，或书写文字（图20），偶尔画上小幅图画（图68王珣书法左侧画的小树和山石）。

宫廷艺术品的收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宫廷艺术家也创造出大量的新作品，他们经常轮流利用收藏品中早期的题材［图67］。为了与许多其他的学科同步发展，宫廷开始编撰大型收藏目录。首先编撰的是宗教艺术的目录。有一点很重要，而且和早期的皇室收藏品，如宋徽宗的收藏不一致，目录命名为《秘殿珠林》，分列佛教美术和道教美术，著录了1744年夏天以前完成的作品。皇帝收藏在北京诸多宫殿中的其他绘画和书法作品的首部目录编撰耗费了一年时间，1745年秋天才完成，名为《石渠宝笈》。1793年又为以上目录编撰了续编目录。1749年编撰了另一套特殊的皇室肖像画［图19］目录，这些肖像画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宫殿中。最后，从12世纪以来的古代青铜器藏品的目录于1749年完成，这部《西清古鉴》反过来成为仿照古代风格制作新器物的样书。

这些目录书籍中的定论一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影响艺术史。简单地说，《石渠宝笈》目录中编撰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受到“中国艺术”的集中关注。直到今天人们才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艺术和肖像画等不同目录中编撰的资料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分开编撰目录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而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

《大禹治水玉山》揭示了皇帝的收藏、宫廷作坊和乾隆皇帝个人对称誉其统治的视觉形式的兴趣之间相互作用的事实［图38］。这件玉雕是存世作品中最大的一件。文献中极为详细地记载这件玉雕，参与人员的姓名和决定制作的日期都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用于雕刻的巨石高2.24米，重约5330公斤，于18世纪70年代晚期采自中国遥远的西部、和阗附近。和阗是清朝主要的玉石来源地。向宫廷提供玉石突出了清王朝对和阗地区的政治征服，这是在20年前才最后完成的功绩。这块珍贵的石头花费了三年时间才运抵北京，由一辆套有上百匹马的巨型马车运载，并且派遣上千名劳工协助修建公路和桥梁。然后皇帝选择了雕刻的主题，模仿《石渠宝笈》目录中无款的宋代画轴，表现远古帝王大禹治水的内容。于是，这位先王的圣迹与当朝统治联系起来。乾隆皇帝的祖父曾在1689年拜访过大禹的祠庙［图34］。

图38 大禹治水玉山，1787年完成，由清宫廷工匠雕刻。

选定主题之后，内务府的艺人们图绘了石头四面的草图，用于制作等大的蜡模以完成雕刻。1781年夏天，皇帝亲自查看并同意了雕刻方案。他认为北京作坊的玉雕匠人不能应付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又用船将玉石运到南方的扬州，那里有工匠专为富人制作各种奢侈的工艺品。为避免蜡模因众所周知的扬州酷暑而溶化，又给南方送去了另一件木质的模型。一队玉雕大师耗费七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件庞大的作品，总共15万个工作日。同时，木雕模型被送回北京，以便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试用，直到皇帝满意为止。真正的玉雕在1787年送回北京，在那里一位宫廷工匠又花了一年的时间雕刻皇帝手书的长篇铭文。铭文颂扬大禹的功德，玉石的奇异，都与乾隆皇帝的辉煌统治联系在一起。玉雕仍然矗立在他最后选择的地方。在制作过程中占用的庞大资源，协调画家、雕塑工匠、玉雕工匠以及运输等复杂的事务，这些与此事件有关的重要事务是前所未有的领土扩张和文化统治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