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靠不住的:美国政治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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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美国政治文化从何而来?

第四章

清教徒:美国奠基者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

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它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它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它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

不管是从1776年宣告独立算起,还是从1789年《美国宪法》通过算起,美国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在有些人眼里,历史不悠久的美国就算有政治文化,那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文化。然而,“年轻”仅是指美国独立和确定政体的时间而言。孕育和滋养美国政治文化的欧洲传统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数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

奠定美国政治文化根基的早期移民,全是地地道道的欧洲人,美国文化实际上是欧洲文化在北美大陆上的延伸。无论是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习惯来看,美国文化都起源于欧洲,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及美国的“史前史”(北美殖民地历史),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移民们在艰苦卓绝的拓荒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奋斗历史。除此而外,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或许应该是北美移民在新环境中的创新思想、创新理念与行为。自从西方发现美洲后,当时的西欧强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都向美洲移民,殖民范围遍布整个美洲,西班牙、葡萄牙开始殖民的步伐比英国还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为什么只有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创造出了美国文明,而其他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却没能做到呢?

一片深厚的沃土,只有落下的是红杉的种子,才能长出一片高耸入云的巨林,如果落下的是灌木的种子,也只能长出一片低矮的灌木丛而已。

当年在北美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的是英裔清教徒,他们的这一身份对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信仰、思想、生活习惯和态度,是决定美国政治发展道路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与当年西班牙、葡萄牙为劫掠金银积累财富而到美洲的殖民者有着本质不同。

这些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漂洋过海的清教徒们具有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远大抱负,有着民主、平等、共和信念和追求思想自由的倾向,有着勤劳、节俭、追求世俗幸福的态度。早在殖民地时期,许多北美宗教领袖就认为,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来到新大陆,其目的就是履行上帝的意愿,把新大陆建成举世仰慕的“山巅之城”,成为为全世界领航指路的灯塔。

这些清教徒团结在“清教主义”的大旗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战天斗地,参与、推动社会改革,在北美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清教徒信奉的新教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对后来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月花”号:传说与现实

1607年,欧洲殖民者在詹姆斯敦建立了北美大陆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但真正被视为美国历史、文化开端的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1620年12月22日,第一批清教徒在北美登陆的日子在美国被定为“祖先纪念日”(Forefathers' Day)。

1620年9月,一批清教徒移民在清教牧师威廉•布雷福德的率领下,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乘坐“五月花”号货运帆船出发,驶向大西洋的彼岸。他们出发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能否顺利抵达,因为这种小船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弱不禁风,而且此时风向又不适于越洋航行,成功的希望实在渺茫。

“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走上这条凶险的不归路?清教徒们并非为生计所迫而到北美大陆冒险,他们中不少人在英国的生活相当优裕,而且此时美洲大陆上蕴藏金银的地盘也早被西班牙、葡萄牙占据。之所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美洲,只是因为他们有着特殊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想。

英国清教徒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16世纪后期,英国完成宗教改革后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圣公会成为英国的国教,但它仍保留了许多天主教的残余,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要求“清洗”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文缛节,如取消教堂中的华丽装饰和过于铺张的宗教庆典,提倡过一种“勤俭、清洁”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自认为他们在英国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最纯洁的,但是这种宗教理想与英国王室发生了冲突。对于英国王室来说,任何企图动摇国教的人都是异教徒,必须对他们进行惩罚。从16世纪80年代起,王室开始对清教徒进行残酷迫害。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强迫清教徒接受国教,否则驱逐出境。查理一世继位后,对宗教“异端”采取更为严酷的政策,如禁止新教中的加尔文派进行传教活动,对编写清教小册子的人当众鞭打,施以酷刑,终身监禁。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和政治迫害下,清教徒在英国的宗教梦想破灭了,他们只好离开故土,到海外去寻找实现理想的新天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630年到1640年间,逃往国外的英国清教徒达6万多人。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更加剧了移民的浪潮,其中大多数人为了信仰而甘愿放弃国内的安逸生活,不远万里来到命运未卜的新大陆,寻找实现宗教理想的净土。

他们之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决非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为的是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

——托克维尔〔1〕

“五月花”号上的人就是这批清教徒的先驱者。有意思的是,由于历史久远,这艘船的故事本身就充满着传说般的神秘色彩。像“船上有多少人”这么重要的问题至今都无定论:中国人写的《美国文明》说是101人;美国人希尔顿在长篇纪实《五月花号》中说是102人;法国人托克维尔说这批人有150人……而“五月花”号出港地普利茅斯港1620年的记录有三艘同名的船,具体哪艘是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的也不清楚。〔2〕

不过,这些问题并不影响“五月花”号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确认的是,1620年,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海上拼搏后,“五月花”号的乘客们终于看到了北美大陆,但随即发现即将上岸的地点离计划到达的詹姆斯敦殖民区相距很远,已超出了英王的管辖范围。这块土地上不存在政治和法律,也没有国家和管理者。这群饥疲交加的清教徒经过慎重的讨论,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是: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吾等签约人,信仰之捍卫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与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据此于耶稣公元1620年10月11日,吾王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暨苏格兰第五十四世君主陛下在位之年,在科德角签署姓名如下,以兹证明。〔3〕

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虽然看起来简单,字数不多,但却凝聚着清教徒们的理想和信念。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人们可以采取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这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文明原则得到认同和实现。

这些全新的观念和做法,使得《五月花号公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份重要政治文献,“五月花”号也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精神来源。离开“五月花”号之后,签署公约的清教徒们谨守对公约的承诺,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清教徒来到美洲落户,新英格兰、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爱荷华和奥利根等新殖民地逐步形成,清教徒从英国携带来的“理想”种子渗透进北美大陆之中,开启了美国政治的萌芽历程。

大觉醒运动与国家认同

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作为美洲大陆最早的建设者和定居者,为这片新大陆带来了欧洲文明和基督新教。但随着北美殖民地经济、贸易和商业的发展,来自英国其他教派以及德意志、荷兰等地的新移民开始涌入美洲大陆。

与先辈们相比,新移民们似乎更重视对财富和生活的追求,而不具有第一批到达北美的清教徒所具有的那种崇高而神圣的、充满激情的宗教信仰。此时的北美大陆上各种宗教团体之间互相竞争和排斥。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北美大陆的不同地区很有可能演化出宗教争端、政治斗争乃至群雄并起的局面,甚至可能成为欧洲大陆在大西洋对岸的翻版。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教会人士深感失望与痛心,纷纷奔赴各地开展布道活动,以期唤醒民众、复兴教会,重新激起广大教徒的宗教热情。始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场运动被称为“大觉醒”运动(A Great Awakening)。

在这场运动中,牧师和传教士们打破了过去只在教堂和定期礼拜的时间内才举行布道的惯例,倡导和实行野外布道、巡回布道、即席布道、集会布道等布道新模式。为了实现宗教复兴,他们行走于乡村、城镇和旷野荒地,向人们宣讲虔诚悔改、皈依上帝的道理。

大觉醒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渐渐平息。从新英格兰、新泽西、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到佐治亚,大觉醒运动把基督教的影响深入到北美的穷乡僻壤,使新教世俗化、大众化,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主流文化。这场宗教传播运动结束之时,新教被各殖民地普遍接受,成为各殖民地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上帝的选民”,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期盼“千年福国”的降临,成为教会、布道家和民众的共同话题。

大觉醒运动后,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对变化的感受以及共同的意识,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就国家忠诚和政治意向等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还是随处可见的。许多人已习惯于这种观念,即一个“新的诞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而在这一宏伟事业中,一切旧有的方式和俗套都无足轻重。恰如爱德华兹曾经想象的,如果上帝的天国似乎是注定首先来到新英格兰的话,那么,一个新国家的建立毕竟不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

——美国史学家拉尔夫•凯撒姆〔4〕

大觉醒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它不仅使人们纷杂的基督教信仰统一到由清教徒所倡导的新教思想和伦理道德上来,而且使得在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在人种、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上都渐渐成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不少北美殖民地民众已不是仅仅崇尚和依赖欧洲文化,而是在不断改造欧洲观念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念,从而在思想上逐渐摆脱“我是大英帝国臣民”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了“我是美国人”的文化心理。

因为北美新教徒们认为,“上帝的选民”有拯救世界、建立基督王国的神圣使命,而北美大陆是被“上帝挑选的实现这一理想的地方”,上帝对新英格兰的恩惠“预示了美国辉煌的未来……它受托把自由和宗教之光带给整个地球,促使伟大的千年福国的到来,那时战争将停止,摆脱罪恶束缚的整个世界将为沐浴在上帝的光芒之中而欢欣鼓舞”〔5〕。这样的地方怎能受英国的统治和旧欧洲的束缚?

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国家如此团结一致的人们,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讲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宗教,遵从同样的治理原则,习俗风尚非常相近,通过共同的协商、战斗和努力,肩并肩地打完了漫长的流血战争,高尚地赢得了自由和独立。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法官约翰•杰伊〔6〕

约翰•杰伊这番话隐含了北美殖民地执意要从大英帝国独立的原因。英国对殖民地的高税收政策往往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原因,但这只不过是迫使殖民地民众揭竿而起的导火索而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独立战争打响之前,北美人民在原则、观点和思想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

大觉醒运动还使得宗教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北美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在通过大量的政治决议时,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热情。大陆会议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要举行祈祷仪式,大陆会议鼓励和支持向军队派遣牧师,在全美印发《圣经》,向印第安人传教。

美国建国后,基督新教思想构成了美国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深厚基础,宪法背后的基督教价值观被建国之父和他们的同代人视为理所当然。〔7〕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8〕美国政治学者海茨克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9〕

新教伦理与美国政治文化

从“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到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结成政治实体独立,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尽管北美殖民地的成员中也有人企图利用奴隶制建立等级社会,但这种企图始终被多数清教徒们所抵制。马克斯•韦伯在其传世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

在北美殖民地,投机家企图利用契约奴仆的劳动建立种植园以过上封建贵族的生活的愿望,与清教徒们明确的中产阶级世界观形成鲜明的对照,贯穿了北美殖民地的早期历史。

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10〕

清教徒的理念和信仰影响力并没有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领域,滋养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虽然此后美国还须经历多次曲折的考验,如19世纪的第二次对英战争和美国内战,但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数标志性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数百年来基督新教思想的世俗化和社会化所决定。

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乔治•华盛顿〔11〕

新教伦理认为,每个人都是造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人都会得到造物主的恩赐,无一例外。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种族之别,没有歧视,也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换言之,在上帝面前,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也没有人比其他人低人一等。

新教中“人人平等”中的“人”虽然只是指基督教徒,但这一理念为世人追求所有人的平等提供了依据。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布,“所有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美国宪法》也明确禁止政府授予任何人贵族头衔。同时,《独立宣言》中有四次提到上帝,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分别使用了“God”“creater”“supreme”“judge”。

在新教文化中,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荣耀上帝的,这就意味着人被创造成一种独立的、自主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自由和权利,人生来就有崇高的尊严和价值,亦即“天赋人权”。因此,人的自由和权利、尊严和价值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

既然“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建制都要以为人服务为目的,任何制度和组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能从人获得的福祉来评价。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基督教强调个人高于国家,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承担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维持秩序、提供安全等。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州颁布的《权利法案》中就写道:“政府是为了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

《独立宣言》中也再次重申了已经被殖民地的民众视为天经地义的理念:“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有限政府、分权制衡、代议制民主、法治和宪政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可以说,在漫长的美利坚建国历程中,新教的影响力一直就没有缺席过。北美殖民时期,英国任命的总督只是在殖民地的层次上进行治理,地方长官由居民自己选举产生。这是新教教会选举的延伸,因为新教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教会自治,信徒们自愿立约组成教会。移居北美的新教徒将教会自治原则引入世俗政府,民众依据共同协商规则来选举和更换长官。

所以,北美大陆上13个殖民地的出现及后来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从本质上讲是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的产物。在这样憎恶君权统治、认同协商自治的宗教和政治氛围中,华盛顿不称帝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