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
第一章 厘清理论混淆
要给出一个关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一致连贯的论述，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现实主义”，即便我们只将范围限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也是如此。这些“现实主义”包括了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Waltz 1979）、修正过的现实主义（Krasner 1982a）、古典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Frankel 1995-1996）、新古典现实主义（Rose 1998）、后古典现实主义（Brooks 1997）、“视情形而定的”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 Glaser 1994-1995）、文化现实主义（Johnston 1995）、进攻性/侵略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Snyder 1991）、贝叶斯现实主义（Kydd 2005）、一般现实主义、特定现实主义（Rosecrance 2002）、彻底的现实主义（hardcore realism）、软现实主义（Larson 1997）、动机现实主义（Kydd 1997b）以及人性现实主义（Mearsheimer 2001，19-22）。无怪乎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2002，149-150）干脆就放弃计算有多少种现实主义了。
现实主义种类繁多甚至令国际关系研究者都感到极为困惑，更别提政治家、政策分析家和普通大众了。如此多的五花八门的现实主义令人感觉如此沮丧，以至于两位批评者在一篇现今“臭名昭著”的文章里不无夸张地反诘道：“还有谁仍然是现实主义者吗？”（Legro and Moravcsik 1999）。[13]要给出一个关于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一致的论述，我们首先就得理清楚这些名目繁多的“现实主义”。
在本章第一节，我将提供一个区分不同“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第二、三节里，我将着重指出那些区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错误标准，并提出真正的分界标准。在第四节，我将阐明现有的用来描绘两类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做法中存在的严重不足。最后，我将着重强调，两类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野，提出用来更加精准地描绘两类国家的标签，并且简要地讨论这一做法的意义所在。
一、厘清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
我将采用“涓滴”（tricklingdown）的策略来理清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首先从最宏观层次的现实主义开始讨论，然后逐步增加一些更加特定的理论假定来过渡到较低层次的现实主义理论。
1.从政治现实主义到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
政治现实主义，或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甚至也不是一般的范式，而是一个超级范式（superparadigm）。政治现实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于政治的哲学立场”（Gilpin 1996，6；也可参见Frankel 1996b, xiii）。
政治现实主义包含四个基本假定：（1）政治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冲突的；（2）政治中的行为体都是战略性的[14]；（3）权力是政治的基本准绳，因而也是政治的根本特征——亦即，权力争夺是政治的核心；（4）作为权力的物质力量大致能够决定政治结果（Legro and Moravcsik 1999，16-18；Feaver et al.2000，181）。[15]正是这四个假定作为一个整体支撑着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一致连贯的理论范式。[16]前三个假定规定了政治的本质、政治中行为体的特征以及政治的一般目的（即权力）。第四个假定则限定了国家追求物质或者非物质目标时能够走多远。[17]
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内部，我们还可以根据两个非常不同的社会领域进一步区分政治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正如沃尔兹特别强调的那样，这两个领域的差异体现在：国内政治是等级制的，而国际政治则是无政府的（Waltz 1979）。因而，对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现实主义而言，还需要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一个假定，即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18]
最后，为了能够将国际政治中的政治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后者把个人和私人团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Moravcsik 2003，161-163）——区分开来，还需要给国际政治中的政治现实主义增加另一个关键假定：集体单元（也就是国家或者其他独立政治实体）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Gilpin 1996，7；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69-70）。
加起来，国际政治中的政治现实主义（下文简称为“现实主义”）包含着六个基本假定（参见表1.1的总结）。把握这一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厘清国际关系中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了。
表1.1 政治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
2.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
沃尔兹明确地将国际政治分成三个分析层次，或者也称之为三个“意象”（image）：个人层次（第一意象）、国家层次（第二意象）和结构层次（第三意象）。这一区分对于国际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Waltz 1959），给我们提供了区分各种各样现实主义之间关系的第一个维度。
托利弗（Taliaferro 2000-2001，131-135）最先试图系统地划分现实主义类型。他以分析层次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维度将现实主义分成了相应的矩阵。最近，尽管刘丰与张睿壮（Liu and Zhang 2006）改进了托利弗的划分方法，但基本保留了托利弗的大部分分析。虽然这些努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托利弗、刘丰和张睿壮对现实主义不同流派的理解仍然是不够完整的，而且常常存在错误之处。
托利弗未能真正地理解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本质。他认为，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它们所解释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来进行的（Taliaferro 2000-2001，132）。然而，事实上，不同层次的理论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它们依靠不同层次的因素来解释结果（Liu and Zhang 2006，113-117；也可参见Glaser 1994-1995，50n1）。[19]
具体而言，托利弗声称，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寻求解释结构层次的国际政治结果（也就是战争与和平、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然而，结构现实主义确实也寻求解释国家的一些行为模式。例如，沃尔兹除了解释两极体系的稳定性之外，也在寻求解释制衡行为的不断出现。而制衡行为既可以理解为结构层次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层次的结果，因为制衡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刻意的行为（Waltz 1979，Chapter 7）。[20]沃尔兹强调，制衡行为的产生只要求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以及行为体具有的生存本能。同样，米尔斯海默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大国追求霸权的最终动力，也由此导致了大国权力政治的悲剧（Mearsheimer 2001）。与之相似的是，科普兰（Copeland）的“动态差异理论”依靠三个结构变量——极性、权力差异的大小以及这些差异的趋势来解释大国之间的预防性战争（Copeland 2000，15，29）。这三个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自变量（几乎）都是结构性变量。[21]
最近的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著作试图发展出外交政策理论（Rose 1998；Lobell, Ripsman, and Taliaferro 2009）。与古典现实主义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寻求解释的是国家的某种行为。不同的是，古典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完全地依赖国家层次的变量来解释国家行为，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意识到了结构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只依赖于结构变量而导致无法（而且常常也不愿意）解释国家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也表示不满。因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寻求将结构变量和国家层次变量相结合，以便发展出更加逻辑一致的国家行为理论。[22]
除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还有一派现实主义倾向于——虽然并非完全地——采用个人层次要素来解释国家行为，尽管这些理论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一个逻辑一致的共同“核心”。[23]这一派现实主义多半依靠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作为解释变量，如永不满足的权力欲或控制欲（例如马基雅弗利和摩根索）、暴力死亡的恐惧（例如霍希斯）以及荣誉或荣耀（例如霍希斯和马基雅弗利）。[24]最近，塞耶（Thayer）给这一研究传统增加了社会生物学的内容，他认为人类的争斗是由于冲突可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适应性。[25]托利弗结合前景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也属于这一理论类型（Taliaferro 2004）。
除人性现实主义之外，还存在一些个人层次的现实主义理论。它们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普遍假设，而是基于某些人类认知的特征。这一派现实主义也许最初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关于行为“操作码”的研究（George 1969）。它后来的繁荣兴盛却主要归功于国际关系社会心理学派，而杰维斯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开拓者（Jervis 1970，1976；Janis 1977；Khong 1992；Larson 1997）。最近这一流派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性的著作，其中以关于声誉（可信度）和战争研究的著作为主要代表（McMahon 1990；Mercer 1997；Press 2005；Tang 2005）。此外，拜曼（Byman）和波拉克（Pollack）做出了系统性的贡献，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约的框架来理解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Byman and Pollack 2001）。萨缪尔斯（Samuels）的著作则完全关注个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Samuels 2003）。
不同分析层次的现实主义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在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时给予结构、国家和个人层次的变量不同的权重。结构现实主义几乎完全地依赖结构性因素，人性现实主义几乎依赖个人层次的变量，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结合了结构变量和国家层次变量，甚至有时还包括个人层次的变量。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强调这三个分析层次并非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互斥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要充分地理解国际政治——不论是国际政治结果还是国家行为——就需要结合不同分析层次的因素（并且采用不同的理路）。事实上，沃尔兹自己就反复强调过，“要想准确地理解国际关系，必须将三个意象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基于其中的一个意象”（Waltz 1959，14，也可见160，225，238）。[26]
3.根本性的分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及国际政治其他主要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沃尔兹。因为沃尔兹的理论观点大胆而彻底（sweeping），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批判的绝好目标，新现实主义的到来重新激起了国际政治的理论之争。
正是在这一波理论之争中，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一个根本性的分野开始出现，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出现明显分化。[27]不同分析层次的现实主义彼此可以互补（Taliaferro 2000-2001，132；Liu and Zhang 2006，113-117）。与之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却是两个彼此对立的理论范式。即便二者处在相同的分析层次，这两个现实主义的分支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的。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错误的划分标准
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共享现实主义的同一套核心假定，并且长期以来二者使用相同的术语——尽管相同词汇或者短语的内涵在二者的体系中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两者之间在概念及逻辑上存在着太多的混乱。结果是，二者之间的差异要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要么被彻底地误解，尽管先前也有不少人为此做出过努力（例如Brooks 1997；Frankel 1996；Glaser 1994-1995；Jervis 1999；Kydd 2005，Chapter 1；Labs 1997，7-17；Layne 2006，Chapter 1；Liu and Zhang 2006；Lobell 2002-2003，165-176；Lynn-Jones 1998；Schweller 1996；Snyder 1991；Taliaferro 2000-2001；2004，11-18）。
要真正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分野，我们首先需要明了哪些维度是无法区分二者的。这里，我们注意到，之前布鲁克斯（Brooks 1997）与托利弗（Taliaferro 2000-2001）都试图提出一个区分二者的严格标准。事实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极为相似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别是由一些辅助假定导致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接受了这些辅助假定，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并未接受。个中原因，要么是基于理论简约性的需要，要么是由于接受这些辅助假定可能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本身无法成立（Brooks 1997，470；Taliaferro 2000-2001，131，134-143）。
1.布鲁克斯（Brooks 1997）
布鲁克斯确定的三个辅助假定分别是：（1）可能性（possibility）——概率性（probability）；（2）短期——长期；（3）军事安全——经济能力。布鲁克斯（Brooks 1997，470）还进一步指出，这三个假定都可以归入可能性与概率性的问题之内。
布鲁克斯的框架并不详细，因而显得过于简单，也极容易被驳倒。他并没有指出，只有在考虑其他国家的意图时，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一个可能性的理论，而如果考虑其他国家的能力、利益与决心时，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同样是一个概率性的理论。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做出最坏的假定，却并不对其他国家的能力、利益和决心如此（即，做出最坏的假定）。[28]而且，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Mearsheimer 1994，10；2001，21-22），由于“理性地采取行动”通常被理解为根据概率性采取行动并且可能性只是概率性的极端值，所以布鲁克斯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是不一致的。最后，布鲁克斯的观点认为，只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才面临长期与短期、军事能力与经济福利、竞争与合作的权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同样必须面临这样的权衡。[29]
2.托利弗（Taliaferro 2000-2001）
托利弗列出的四个辅助假定分别是：（1）安全困境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2）“结构修正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如攻防平衡、地理）能够影响特定国家安全困境的程度；（3）物质权力通过领导人的考虑与知觉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4）国内政治可以限制国家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效率。然而，这些假定也不是有效区分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界标准，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完全地将这些辅助假定排除在外。[30]
（1）安全困境
因为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托利弗很自然地将是否承认安全困境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作为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辅助假设。进攻性现实主义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Taliaferro 2000-2001，131，136）。托利弗将施韦勒（Schweller）1996年发表的文章《新现实主义的现状偏好：什么是安全困境？》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作品之列，因为施韦勒认为安全困境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而只可能存在于某些情形之中（Schweller 1996，117；Taliaferro 2000-2001，144-147）。[31]
托利弗的观点似乎显得很简单明了，因为一些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确实倾向于忽视安全困境。例如，拉博斯（Labs）在其战争目标扩张论中就没有提及安全困境（Labs 1997）。同样，扎卡利亚（Zakaria）尽管引用了赫茨（Herz）和杰维斯关于安全困境的文献，但是，对于是否存在安全困境，以及它对于国家行为有什么影响，他却没有任何讨论。安全困境在他的著作索引中也没有出现（Zakaria 1998）。
事实上，与托利弗的观点相反，一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支持者不仅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而且还常常着力强调这一点。[32]最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不仅承认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必然存在的普遍特征，而且还以此支持自己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Mearsheimer 2001，35-36）。安全困境在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中也占据着显要的地位（Copeland 2000，13，24-25，36-37）。虽然科普兰的理论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可是托利弗却将其错误地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最后，基尔·莱伯（Keir Lieber）在间接地批评防御性现实主义并维护进攻性现实主义时，认为“只要国家仍然处在无政府状态下，那么进攻性现实主义就会将安全困境看作是国际政治的永恒特征”。但他随后也同样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拒绝将安全困境作为国际政治的模型”（Leiber 2005，8，156）。
此外，典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明确地将安全困境称为“不当之词”，并且拒绝接受它。无疑，莱恩是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明确认为，追求霸权——所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支持的战略（如Mearsheimer 2001；Zakaria 1998）——将会事与愿违，因为追求霸权会遭到反制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的反作用”（Layne 2006，5）。莱恩进一步呼吁美国应该扮演一个“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这种战略强调的是自我克制和节制。[33]
是否承认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必然特征并不是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恰当标准。正如第四章将会阐明的，二者关于安全困境的真正差异在于，它们从安全困境的存在中读取了不同的政策含义，从而推崇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通过进攻性行为摆脱安全困境（如消灭其他国家），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试图通过合作行为来缓解安全困境（例如相互战略保证与合作）。
（2）结构修正因素
托利弗认为，结构修正因素（如攻守平衡、地理和原材料获取）能够影响特定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程度，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特有的辅助假定。这意味着，托利弗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忽视了结构修正因素的作用。[34]
然而，米尔斯海默通过强调广阔的水域对战争与冲突的阻遏作用，隐晦地承认了至少有一个结构修正因素（也就是地理）确实能够影响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Mearsheimer 2001，41）。更为明显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突出的一个分支，强调地理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甚至几乎秉持“地理决定论”（参见本书第6章）。
而且，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和科普兰（Copeland 2000）都不仅明确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而且还都承认核武器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米尔斯海默认为，核武器的产生导致了全球霸权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同样，科普兰则强调，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既有霸权国发动对崛起国的预防性战争将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更为合理的情形是，既有的霸权国通过挑起危机来阻碍崛起国的发展。核武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终极武器（ultimate weapons），它导致了国际政治中防守居于主导（Jervis 1989）。米尔斯海默和科普兰都明显承认核武器使得某些行为选择变得更为困难，因而也就等于承认攻防平衡能够影响安全困境和国家行为。
（3）领导人的权衡和知觉
托利弗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特有的第三个辅助假定是，物质权力经由领导人的权衡与知觉而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他意指，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承认领导人的权衡与知觉的作用，物质权力和国家行为之间是直接相关的。[35]
然而，扎卡利亚（Zakaria 1998）提出的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ric theory）——托利弗正确地将其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明确聚焦于领导人对国家提取资源或者调动资源能力的权衡和知觉上。同样，埃里克·拉博斯（Eric Labs）的战争目标扩张理论也同样有赖于领导人的权衡和知觉：因为如果不考虑俾斯麦对法国的憎恶，就几乎难以理解为什么普鲁士决定吞并阿尔萨斯-洛林（Labs 1997，28-34）。甚至于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大体上是属于结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也含蓄地将领导人（对相对衰落的严重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知觉纳入了他的理论框架中（Copeland 2000）。
（4）国内政治
托利弗认为，只要现实主义承认国内政治在塑造国家安全行为中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就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这种将国内政治作为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标准，与上文把领导人的权衡和知觉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是类似的，因而同样是错误的。[36]
认为国内政治可以影响国家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效率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特有的辅助假设，这等于否认了防御性现实主义阵营中也存在结构理论。赫茨（Hertz 1951）、杰维斯（Jervis 1978）和格拉泽（Glaser 1992，1994-1995）都发展了防御性现实主义阵营内的结构理论，而他们的理论对国内政治都并没有特别关注。[37]更为明显的是，沃尔兹的均势理论（balancing-of-power）虽然也被托利弗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但是其中却没有见到国内政治的踪迹。
与此同时，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并不非常关注国内政治在塑造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中的作用（Copeland 2000；Mearsheimer 2001）；进攻性现实主义阵营的一些理论却切实强调国内政治对于理解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的作用。例如，作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扎卡利亚的国家中心理论明确指出，19世纪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希望扩张，但是却受制于一个相对虚弱的政府，因为它无法提取并动员国家的权力资源（Zakaria 1998）。[38]同样，杰克·斯奈德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滚木头”理论（logrolling theory of imperialism）作为另一个典型的新古典帝国主义（或者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帝国过度扩张理论，对国内政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Snyder 1991；也可见本书第六章）。最后，被托利弗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典型的施韦勒（因为他认为安全困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却是最热心地支持将单位层次变量引入理论中的拥护者。
因此，是否关注国内政治的作用只是结构理论与国家层次理论的分界线，却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区别所在。[39]
3.寻求（相对）权力与寻求安全
现在我将考察为现实主义文献广为接受的一个错误的分界标准，亦即，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安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追求权力。
根据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是不安全的，或者至少是感觉不安全。换言之，所有国家都被恐惧笼罩。因此，在狭小的空间内，所有国家都会追求安全。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共享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政治结果（如国家安全）主要由物质权力所决定。因此，二者都认为寻求相对权力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自助的重要手段。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仍然能够声称，因为他们的理论首先假定了国家追求安全，最终得到的理论结论恰恰是：最大化相对权力是国家寻求安全最好、最可靠的方式（Labs 1997，4-5，11；Mearsheimer 2001，29，32-36）。
因此，在寻求安全或寻求权力作为目标或手段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即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信国家追求相对权力，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只追求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如Glaser 1995，74-75；Legro and Moravcsick 1999，16；Taliaferro 2001，128-129）。两派都主张，国家既追求安全也追求相对权力。它们要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本身，要么是国家追求安全的方式。由于权力仍然是无政府状态下保障安全的重要支柱，并且权力与安全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Jervis 1988，336；Layne 2006，17），因此“在生存意志（will-to-live）与权力意志（will-to-power）之间无法划分出一条截然分明的分界线”（Niebuhr 1960[1932]，42）。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要求国家只追求相对权力，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要求国家只追求安全。[40]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真正的分界线
在本章及随后几章里，我将阐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分野在于对国家战略的不同偏好，亦即，哪种战略才是无政府状态下实现自助的可行方式。[41]而这一分野来源于它们对于如何处理对他者意图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恐惧的差别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意图作最坏的假定；而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国家不能轻率地假定其他国家秉持着最坏的意图（Tang 2008a；也可参见Rathbun 2007）。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都同意，由于缺少一个权威核心，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的领域。在无政府状态下，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没法寻求911的帮助，每个人都需要依靠自己（Mearsheimer 2001，32-33；Waltz 1979，91，111）。
沃尔兹（Waltz 1979，105-107，111-114，118）将自助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类：内部自助与外部自助。关于前者，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为，通过经济发展的内部制衡是内部自助的方式之一（Mearsheimer 2001：33-34；Waltz 1979，118）。[42]而对于什么才是外部自助的可行方式，两派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这种差别远比许多人所认为的更加微妙而复杂。此外，两派的支持者常常会提出一些相互矛盾、逻辑混乱的观点，使得人们一直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差别。
1.共同利益与合作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真正分界线表现在对共同利益与合作的看法上。[43]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合作天生就是困难的，这源于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担忧、欺诈动机的存在、被欺诈的高昂代价，以及发现欺诈行为的困难（Mearsheimer 2001，51-53；也可参见Grieco 1988；Waltz 1979，105-106；1986，336）。导致的结果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合作不是外部自助的可行方式，除非当面临共同威胁时国家可能结成暂时性的联盟。
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合作是外部自助的可行方式，并且在很多环境下合作都是可以形成的（Glaser 1994-1995；Jervis 1999）。防御性现实主义坚持，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出发，丝毫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可以将合作排除在外部自助的可行方式之外（Glaser 1994-1995，51，58-60）。
以上的表述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却没有真正深入问题的核心。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合作问题的分野来自于更为根本性问题的差别：共同利益。而这一点一般还没人能够认识到。
具体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内在地富有侵略性——要么是由于天性，要么是由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国家的侵略性只受限于国家实力（Mearsheimer 2001，2-3，21，32-36）。照此逻辑，国家间就不存在多少共同利益，除非面临共同威胁时存在暂时的共同利益。因此，国家间就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进行合作。
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拒绝接受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这些观点：国家内在地具有侵略性，可能是由于本性，也可能由于无政府状态会驱使国家进行侵略。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两个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故意威胁彼此。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两个国家至少有避免代价高昂的竞争（如军备竞赛、战争）的共同利益。双方采取合作对于彼此安全也是有所助益的，因而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基于此，合作是国家实现外部自助的一种可行且重要的手段（Glaser 1994-1995；Jervis 1999）。
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于合作的不同立场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假定：无政府状态下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共同利益，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间存在着一些甚至相当多的共同利益。如此一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声称的观点——由于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担忧、欺诈动机的存在、被欺诈的高昂代价而导致合作的内在困难——显然都是多余的。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国家间的战略情势以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大部分都是“僵局”，合作对于国家而言都是最糟或者次糟的结果（Downs, Rocke, and Siverson 1985，121）。基于此，国家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进行合作，或者甚至是试图进行合作。[44]
2.最大化相对权力是否招致任何危险？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二个真正分界线是关于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是否会导致任何危险。前者认为，最大化权力不会招致任何危险，而后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
进攻性现实主义否认合作是国家自助的可行方式，并且认为联盟的合作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Mearsheimer 2001，33）。因此，自然而然地，进攻性现实主义将最大化相对权力看作自助唯一可行的外部手段（Gilpin 1981，23-24；Labs 1997，4-5，11；Mearsheimer 2001，2，32-36；Zakaria 1998，19-22）。[45]这样，它否定（成功地）最大化相对权力会有任何危险。相反，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没有积极地寻求并攫取机会以最大化相对权力。由于国家永远也无法确定多大的权力才足以保障安全，因此就必须尽可能地获取更大的权力（Labs 1997；Mearsheimer 2001，32-36）。
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最大化相对权力——即便（暂时）能取得成功——并不总是外部自助的一种好手段（Glaser 1994-1995，71-72；Waltz 1979，118，126-127；Wolfers 1952，490，496-498）。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持续地追求最大化相对权力可能适得其反。原因有二：第一，国家趋向于制衡权力和威胁。一个持续追求相对权力的国家看上去对其他国家更具有威胁性，因而会导致其他国家对它进行反制，最终使得追求权力的无尽努力弄巧成拙。第二，安全困境的存在也使得持续地追求最大化相对权力的努力会招致事与愿违的结局（参见本书第二章）。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这两种动力常常会使最大化相对权力的努力最终弄巧成拙。[46]
3.追求相对权力与追求安全本质上是否等同？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真正分界线是，能否将最大化追求相对权力与追求安全看作本质上是相同的。前者认为可以，而后者则持相反观点。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阵营内，答案是相对清晰的（至多有些细微的差别）。一些支持者认为，国家只追求相对权力或者“影响”（Zakaria 1998，29-30）。[47]而另一些支持者则认为，无政府状态驱使国家追求安全，最大化权力则是追求安全的最佳手段（Labs 1997，4-5，11；Mearsheimer 1994，9-13；2001，2，29，32-36）。然而，这两种立场的差别是相当细微的。一派将追求安全作为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追求相对权力之间的联系，而另一派则没有。然而，两派都能够得到相同的结论：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安全唯一可行的手段是最大化相对权力，因为其他所有外部手段（例如结盟与合作）都是不可靠的。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信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安全的唯一可靠方式就是最大化相对权力，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最大化相对权力与追求安全本质上是相同的。[48]
相反，由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合作是外部自助的一种可行手段，防御性现实主义拒绝接受最大化权力与追求安全本质上是等同的（Lynn-Jones 1998，177n47；Wolfers 1952，485n4）。[49]
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阵营内部的情况则要更为混乱一些。这主要由沃尔兹关于国际合作中的所谓“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立场所致。[50]一方面，沃尔兹明确地强调，最大化相对权力可能实现安全目的，但也有可能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最大化相对权力不可能是外部自助唯一可行的手段（Waltz 1979，118，126-127；1986，334）。然而，另一方面，沃尔兹也明确强调，当国家考虑是否合作时总是会担忧相对收益的问题，而这一担忧将会使合作更加困难，尽管并非全无可能（Waltz 1979，105）。[51]
然而，为什么国家总是在意相对收益，并且拒绝将合作作为外部自助的一种方式呢？答案只能如下：（1）由于相对收益可以轻易地转化成相对权力（并且由于权力是可以转化的，因此越多越好），对于安全而言相对权力才是最重要的；（2）由于最大化相对权力是实现安全唯一可行的手段。如果最大化相对权力并不总是导向安全，那么国家应该不会总担忧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因此，当沃尔兹秉持的立场是国家总是担忧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那么按照逻辑推理，其结论就必然是，最大化相对权力是获得安全的唯一可行手段，而正是这一立场最终使得国家间的合作是困难的。这一结论与沃尔兹的另一个立场——最大化相对权力并不总是导向安全——是矛盾的。因此，尽管沃尔兹常常被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但他对相对权力、安全和相对收益的理解却是不一致的，并且常常自我矛盾。
相反，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虽然相对收益（或者权力潜能）的担忧可能有时使合作更加困难，但是却并非总是如此（Glaser 1994-1995，70-76；Powell 1991）。[52]这一点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相对权力和安全关系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最大化相对权力既有可能能够实现安全的目的，也有可能不能够实现。
四、不合理的标签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许多混淆之处也来源于，两派都使用了一些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如果不是极其错误的）二分法来命名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详细内容参见表1.2）。这些二分法并不仅仅是研究中的一种标签性工具：它们明示或隐含的信息对于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具有重大的作用。本节将批评性地考察这些二分法，并且提出一个更为精准的二分法来命名这两类理想型国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标签只能把握事物的理想类型。正如第二章将详细阐明的，国家可能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大概是两个因素共同导致这个结果：（1）国家间的互动，特别是由安全困境所致的安全螺旋的推动；（2）国内政治，特别是领导层的变化。[53]这时，一个国家可能就处在这两种类型的灰色地带，而给这个国家贴的标签就并不见得总是和它的性质完全一致。[54]
1.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维持国家
在命名两类国家的所有二分法中，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维持国家的分类是最为著名的。过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一分类法在话语上给予了既有霸权国道德上的优越地位（Carr 1939，105）；第二，这种分类法几乎无法在研究中事先进行操作化（Chan 2004）。[55]尽管这些批评确有合理之处，但是仍然没有把握住这种分类法最根本性的错误：将现状维持国等同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误导性的，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56]
在国际关系中，“现状”指的是当前的权力分布，或者一个国家在当前权力分布中的地位。换言之，现状只不过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先前的行为互动所导致的共同特征。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现状的产生与其特征，以及一个国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行为特点。那么，现状维持国是否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就取决于，国家寻求维持的现状类型及国家维持现状所采用的方式。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常常被称为现状维持国（因此意味着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部分由于它是当时的霸权国。事实上，当时英国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其他国家是否在扩张自己的利益，英国都在不断地扩张自己的“防御”边界，这就难免侵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57]
而且，一个试图保持过去侵略及征服所获得的战利品的国家，无异于积极扩张或征战的国家。二者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而非如“现状维持国家”这一标签所意指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反问一句：如果一个国家刚刚占领了其他国家领土，随后声称自己是现状维持国（即便事实也确实如此），人们是否可以称之为现状维持国呢？毕竟，一个国家只能通过保护过去侵略与征服获得的战利品（亦即维持当前的状况）才能建立霸权。1799年法国的一份资料很能说明这一点：“法国的领导者并不寻求进行新的侵略征服；他们仅仅只是想保持先前革命的收获而已”（引自Jervis 1978，186。强调为作者所加。）。[58]
因此，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现状维持国（例如它只是希望保持帝国的领导权），但是它所希望保持的现状——广阔的帝国只是过去侵略与征服的结果。保持它所偏好的现状却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甚至是绝对的不安全，如变为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持英国殖民地的角色。同样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帝国不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也不是托利弗所指的追求安全的国家（Taliaferro 2000-2001），而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扩张主义）国家，即便它也想保持现状（Taliaferro 2001，147）。对日本帝国而言，保持先前占领的朝鲜半岛与中国的部分地区便是维持现状。而且，为了维持这一现状，出于战略资源的目的，日本扩张到整个东南亚，并且发动了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照此来说，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都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虽然二者都希望保持“现状”并且还都是“现状维持国”。
最后，根据前景理论（Levy 1997，90；Taliaferro 2004，30-31，227），损失厌恶与现状偏好都是普遍的心理特征。[59]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自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来的现实主义者都注意到，国家总是厌恶当前（相对）地位的恶化。例如，卡尔（Carr 1939，11）注意到：“最为惨烈的战争爆发的原因通常是为了使本国军事上更加强大，或者更经常的情况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成为军事上更强大的国家。”[60]同样，沃尔兹（Waltz 1979，126）断言：“国家首先关心的不是最大化权力，而是保持自己在体系内的地位。”格里科（Grieco 1988，498）则表述得更为直接：“国家在任何关系中的根本目标是阻止他者获取相对实力的优势。”如果现状偏好和损失厌恶是普遍的心理特征，那么就难以区分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甚至可能会更厌恶损失地位。[61]
换言之，即便修正主义国家非常可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62]，但现状维持国也同样可能如此（Glaser 1992，501n4；Wolfers 1952，484n3）。由于所有这些缺陷，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维持国的二分法无法把握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
2.相对权力最大化者（追求者）与安全最大化者（追求者）
权力最大化者（追求者）与安全最大化者（追求者）的二分法在学术界也非常普遍（如Schweller 1996，108，114；1998，24-25；Snyder2002，151-155；Taliaferro 2000-2001，128-129；Tang 2004，27；Wendt 1999，104-105）。这种二分法同样在逻辑与实际操作中存在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这种二分法或明或暗地基于一种错误认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寻求相对权力，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寻求安全。然而，根据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每个国家都追求（相对）权力与安全。而且，基于权力与安全的相互影响，“在生存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要划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Niebuhr，1960[1932]，42）。如此一来，我们就很难采用权力追求者与安全追求者的二分法来命名不同国家。
简言之，一方面，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以声称追求安全而非相对权力；另一方面，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却可以声称自己也追求安全，同时认为最大化相对权力是实现安全的外部自助最好的、唯一的手段。事实上，这正是米尔斯海默论著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将会采取的立场（Mearsheimer 2001，29，32-36；也可参见Labs 1997，4-5，11）。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会认为，出于荣誉与自豪进行扩张并非是“追求安全”。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人们无疑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将其看作至少部分是在追求安全的例子。例如，德国希望摆脱地理位置带来的困境（如需要进行两面作战的威胁），日本希望自己能够更少地依赖进口的自然资源（如希望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它们的行为至少部分是由追求安全的动机驱动的（Snyder 1991，306-307）。[63]然而，由于它们是通过蓄意威胁他国而追求安全，因此将它们称为“安全追求者”几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追求安全者”指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话。由于追求安全的动机也（部分地）在推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行为，因此它无法作为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标尺。
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可能反驳，他们对于追求安全的定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是不同的。他们理解的追求安全指的是，采取防御性的方式来追求安全（例如，没有刻意地去威胁他国）。
然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追求安全动机定义的操作化却并非如此。例如，格拉泽（Glaser 1992，1997）就认为，安全困境与贪婪国家（也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也是相容的。因为即便是贪婪国家也可能不安全，进而其行为受到追求安全动机的驱使。最近，托利弗为了表明安全困境是历史上战争的主要原因，将许多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描绘为追求安全的扩张行为，意指这些战争主要是安全困境驱使的（Taliaferro 2001，147-149）。很明显，格拉泽和托利弗都认为，只要战争或者扩张行为是受不安全的动机驱使（亦即追求安全是动机），那么它们也就是安全困境导致的。
然而，一个真正的安全困境则要求双方都没有恶意（见本书第二章）。于是，当格拉泽与托利弗都认定安全困境与贪婪国家是相容的，并且将许多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发起的战争描绘为是受安全困境驱动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认为安全困境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恶意，或者也并非意味着是采取防御性的方式来追求安全。对他们来说，追求安全的动机与善意、恶意的意图都是可以相容的。
至此，如果按照目前的文献所理解的那样，相对权力追求者与安全追求者的二分法也同样是无法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
3.绝对安全追求者与相对安全追求者
另一个二分法将国家分成绝对安全追求者与相对安全追求者，这种方法可能会稍微好些而且也较为实用（Chace and Carr 1988；Hendrickson 2002）。[64]按照这种二分法隐含的意思，绝对安全追求者指的是追求高度安全感的国家，其实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由于绝对安全只能通过消灭体系内其他所有国家才能实现，因此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会拒绝接受安全只是相对的（因为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他者），它会积极寻求摆脱安全的相对性。相反，相对安全追求者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由于它能够理解安全的实现只能是相对的（必须依赖于他者），因此能够尝试接纳这种相对性（Wolfers 1952，488，492-494）。
然而，这种二分法仍然存在不足。首先，同时也是最突出的不足是，即便是极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会承认，由于无法消灭体系内的所有其他国家而成为普世帝国，安全只能是相对的（Gilpin 1981，94；Mearsheimer 2001，41，101-104）。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仍旧能够声称，它并非在追求绝对安全（不是因为它不想，而是因为它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仅仅是试图改善安全或者最大化安全。毕竟安全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所有国家无疑都希望越多越好，没有什么理由会使国家不希望获得绝对安全，即便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早期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如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和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都认为安全只是个程度的问题，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布罗迪的观点引自Baldwin 1997，14；也可参见Wolfers 1952，484）。一些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却否认这一点。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一词意味着某种绝对的状况，并不存在逐步递进的范围。某物要么是安全的，要么是不安全的。”布赞还进一步争辩道，如果安全被看作程度上的（也就是相对的），“那么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一个复杂且又客观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多少安全才是足够的呢？”（Buzan 1991，18，330）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不同意布赞的观点，认为安全应该看作是程度上的。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规范性的——“绝对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鲍德温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将此二分法进行操作化的方法（Baldwin 1997，15）。
最后，通过区分客观的安全与主观的安全，沃尔弗斯（Wolfers 1952，485-489）明确地承认不同的个人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做出非常不同的评估。在对绝对安全追求者与相对安全追求者的二分法进行操作化时，客观与主观的二元性是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当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都在追求安全时，人们如何能够事先知道它是在追求绝对安全还是相对安全呢（Zakaria 1998，26-27）？
五、迈向一个更加精准的二分法
上文讨论了那些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错误标准，以及那些令人不甚满意的试图描绘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根本差别的二分法。这些错误与不足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它们都试图将两派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别归结为国家目标的分野：维持现状对寻求改变，相对权力对安全，以及绝对安全对相对安全，等等。然而，抽象而言，两个现实主义流派对于国家当前及最终目标的抽象假定却大致相同：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与安全，并且越多越好。
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别在别处。两个现实主义流派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它们对战略的不同偏好，尽管它们关于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都追求权力、安全与威望。[65]
1.根本的分界线：战略偏好
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两派现实主义的差别在于国际体系给国家的扩张提供了不同的激励（Taliaferro 2000-2001，128，134）。按照拉博斯（Labs 1997）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提出的结构驱动或安全驱动（security-driven）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扩张的动机被明确归结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生存压力。因此，也许更恰当地说，两派现实主义的差别在于国际体系给扩张提供了不同的压力和激励。
具体而言，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总体说来给国家采取防御（或者适度和克制的）行为提供了很强的激励，而给国家的进攻行为提供了很小的压力。大部分情形下，采取防御型的方式是实现安全的最佳手段（Snyder 1991，11-12；也可参见Lobell 2002-2003，169）。相反，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除了给国家提供了防御行为的激励之外[66]，还给国家采取进攻行为提供了很强的压力和激励。确实，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Mearsheimer 2001，36），进攻性的方式是实现安全的最佳手段：“最好的防守是有效的进攻。”换言之，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行为不仅没有什么必要和好处，反而有很大危险；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进攻行为尽管存在一些危险，但是却是必要且大有裨益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对进攻行为的一般偏好可以根据其立场——最大化相对权力是唯一可靠的自助方式——逻辑地推导出来。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Mearsheimer 2001，34），“认为国家会最大化相对权力就等于说国家总是倾向于考虑进攻其他国家”。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确实也像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能够认识到采取防御方式（亦即制衡）抵制侵略者的必要性，但是它更强调采取进攻行为，即便没有面临即时威胁。“国家既可能是进攻导向的，也可能是防御导向的。它们一方面思考自己如何征服（别人），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制衡侵略者（Mearsheimer 1994-1995，12；着重号系作者所加）。”[67]
进攻性现实主义推崇进攻性行为的一般偏好来源于它从制衡行为和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中读取的含义。尽管米尔斯海默隐讳地承认制衡行为的普遍存在（Mearsheimer 1994-1995，12，39，45），然而他仍旧建议进攻性国家采取行动巧妙地克服其他国家的制衡。[68]同样，尽管通过节制且合作的行为可以缓解安全困境，米尔斯海默还是断然拒绝接受安全困境是可以缓解的这一观点（Mearsheimer 2001，36）。相反，他明确地提倡国家应该要么通过消灭对手，要么（当前者行不通时）通过追求成为地区霸权，来摆脱安全困境。
防御性现实主义推崇国家采取防御性行为的一般偏好来源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拒绝接受最大化相对权力是自助唯一可行的方式。防御性现实主义也认识到了制衡行为与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但是，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到的根本建议是国家应该采取防御行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制衡行为的普遍存在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不懈地追求相对权力将会被其他国家看作是一种威胁，而最终的结局则是它将受到制衡（Waltz 1987；也可参见Lobell 2002-2003，169）。同样，虽然摆脱安全困境的一个可能之道是消灭对手，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例如杰维斯、格拉泽，却断然拒绝国家能够摆脱安全困境的观点。相反，他们强调，缓解安全困境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通过行为节制和合作。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安全困境意味着进攻性行为常常会自我挫败，而行为的节制则总是能够获得回报（Jervis 1978，1999；Glaser 1994-1995）。因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推荐国家采取进攻性行为，除非是在极端的情势下。
总之，尽管当国家目前面临着明确的威胁时，两派现实主义开出的政策处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相似的，但当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威胁时，它们推荐的政策却大相径庭。进攻性现实主义建议，即便没有面临明确的威胁，国家也应该采取进攻性行为。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建议，即便面临着明确的威胁，国家通常也应该采取防御性行为，除非在一些极端的情势下才可以有所改变（参见本书第四章）。
2.更加精准的二分法：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
两派现实主义的错误分界线及无效分类产生了大量不准确的词汇，并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混乱。为避免进一步混淆，我主张将如下一些不严谨且难以操作化的分类法从学术争论的词汇中剔除出去。它们分别是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维持国家、（相对）权力追求者/最大化者与安全追求者/最大化者以及绝对安全追求者与相对安全追求者。相反，我将采取更为精准界定的两分法：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69]
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指的是行为受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导[70]，因而听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建议的国家。这类国家始终如一地试图采用进攻战略，并且出于扩大利益的考虑也确实常常采纳针对他国的进攻战略。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指的是行为受防御性现实主义指导，因而听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建议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并不考虑使用进攻战略，而且出于扩大利益的想法，它们也通常不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战略，除非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之下。[71]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蓄意损害他国来追求自我安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并不会刻意损害他国来追求自我安全，除非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
两派现实主义给国家开出了不同的行为“操作码”。我所倡导的这种二分法明确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它意在描绘出两派现实主义战略偏好的根本差异。这种二分法明确地聚焦于国家的总体意图，而意图经由国家的行为意图体现出来。这意味着，采取这种二分法就将意图问题直接变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野的核心。正如随后各章的讨论将要表明的，将意图问题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野的核心问题将会使两派现实主义的逻辑更加一致、连贯，且更具说服力。
而且，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二分法不仅能够把握所有的差异，与此同时，也能够排除掉区分这两类国家的一些错误标准（详细内容参见本书第四章）。
例如，我的这种二分法能够含蓄地排除将国家是否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取物质财富（或者国家权力）作为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分界线。虽然追求物质财富是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但是它却无法区分这两类国家。毕竟，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改善了国民的福利，而通过经济发展提高国民财富的国家是不会受到谴责的。而与此同时，我的这种二分法又确实允许将破坏经济作为国家侵略意图的潜在指标。当一国破坏另一国的经济增长（不论是基于恐惧还是嫉妒），它都刻意地损害了他国。这样的国家更像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同样，这种二分法也暗示，当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另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与此同时，这种二分法仍然能将二者区分出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可能会对另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发起预防性或者先发制人的打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可能非常不情愿采取此种行为。
最后，新的二分法也能够容纳这种可能性：一国可能期望实现许多目标（例如世界帝国或地区霸权），但是却克制自己诉诸进攻性行为来实现目标。这样的国家与标准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没有差别。由于没有诉诸进攻性行为，它的目标期望仍然只是个幻想而已，也并没有伤害他国。相反，一国可能仅仅希望和平（毕竟，甚至连希特勒都声称他期望和平），但是却诉诸进攻性行为来实现它的目标。这样的国家无异于一个标准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诉诸进攻性行为来实现其目标，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刻意威胁到其他国家。
因此，我所提倡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二分法，不仅比现有的二分法更为精准，而且也更具操作性。对于大众化的讨论，采用“恶意国家与善意国家”的二分法是较为合适的。
表1.2 标识两类国家的二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