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两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回应，外出开会时常有学者对我文中的观点表示赞赏、肯定，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李晨阳教授肯定我将“亲亲相隐”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安梧教授甚至对我开玩笑说：“你一篇文章解决了两本书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我还收到二十余封电邮，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里我想引用清华大学历史系钱逊先生、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先生以及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杨春梅女士的来信，他们分别出生于上世纪30、50以及60年代，正好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人。

梁教授：

你好。

非常感谢寄下大作，我完全赞同文章的基本观点。尤其对《论语》中“直”的不同含义所做综合会通的阐释和关于孟子前有“重孝派”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孟子的影响，还有孟子人性论思想存在前后期差别的论述，读后很受启发。非常感谢，还望今后继续有大作赐教于我。即此，祝好！

钱逊

2013年9月30日

钱逊先生为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曾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退休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十余年来，钱先生一直致力于《论语》的研究，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在社会上举办《论语》讲座，参与、组织《论语》读书班。钱先生不仅来信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和认可，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讲，他还在多个场合为我的“新说”做宣传，这着实让我感动！我与钱先生曾有过学术争论，因为年轻气盛，说过过头的话，但钱先生不以为过，更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对我厚爱有加，多有照顾。我知道并非每名学者都会有钱先生的胸怀，也见识过一些学者出于面子和意气，虽然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有误或被证伪，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避重就轻，强词夺理，这更让我感到钱先生的品质高尚，难能可贵。在我看来，钱先生才是真正的学者，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因为他视真理高于一切，也只服从于真理，只要你讲得有道理，只要你说服了我，不管你年龄大小、地位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并对自己的旧说做出修正。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向钱先生学习，也希望学界多一些钱先生这样的学者，这对于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无疑大有好处的。

如果说钱逊先生的来信主要体现了前辈学者对晚辈学者的关心、爱护的话，那么，董平教授的来信则表达了与笔者类似的感受和看法。

梁涛兄：

雄文已拜读，极感！兄之所论，愚甚为钦佩。

所谓“亲亲相隐”问题，学术界的讨论竟绵延十来年之久，我原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后来看到郭齐勇先生编的一大册论文集，后来又看到一大册，方晓得这一问题竟然衍生出这么多以愚之水平讲不清楚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便置喙了。我以为刘清平为瞎说，有时也不免觉得辩方在强说，如此而已。孔子说此话，原有一特定情境，理不离境，“父子相隐”问题似不难处置，若离境言理，甚至把特定情境之理抽象为一普遍适用之理，疑窦丛生，应属必然。我讲《论语》时讲到此句，只说明一点：孔子关注父子伦理责任及其情感表达的基础性与正当性，故所谓“直在其中”为情感表达之正当，非为社会公共生活之正当的普遍原理。拜读雄文，直接解决了“直”字内涵的多层面问题，竟与愚大意相合。对兄的理据充分的论说，自然甚为佩服！

兄潜心学问，一日千里，未来所臻，自然不可限量。今日恰为中秋佳节，顺颂生活愉快，福慧俱到！

董平

2013年9月19日

的确，正如前文所说，正确的观点很容易得到认可，而一个观点如果不断引起争议，则只能说明其与真理尚有不小的距离。考释文字如此，讨论学术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那些急于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学者对此有所警觉，在方法上有所反省，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像拙文题目所言：“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对此，杨春梅教授的来信也表达了与笔者相似的看法。

梁教授大鉴：

大作已拜读，立论平实，考论谨严，佩服，佩服！尤其“‘亲亲相隐’应由‘立场之争’走向‘学术之争’”一点，更为难得的洞见。不过此前的立场论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郭齐勇先生“孔子让亲人从证人席上离开”的主张就在去年变成司法事实。我绝不是尊孔弘儒派，但是在这点上我是郭先生的支持者，不过仅此一点而已。过此，对许多相关问题，如大作所考论诸事，则尚有进一步从学术上考论的必要。

我对这个问题曾有关注，2000年曾撰一文曰《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略论》，刊于《齐鲁学刊》该年第5期。其中论及“其父攘羊”，亦以为此章所见孔子本旨不在鼓励不惩偷窃，而在肯定亲亲之情乃发乎自然，至于治国者如何兼顾情理，则此章没有答案。拙作则有感于“文革”以“阶级感情”践踏“人伦亲情”，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相揭，造成无数悲剧，因此又结合《论语》中其他记载对孔子于此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加以推测引申，旨在纠正世弊。故后来郭、刘争论甫起，即在此一点上始终站在郭先生一边。但对郭、刘两位均各执其一定立场而不顾对方合理之方面，以及考论过程中只顾立场分明而不顾学术事实等，大感遗憾。郭、刘之后，邓晓芒先生加入，争论又起。邓先生固然因其现实立场和关怀等而疏于考量学术事实，而郭先生认为作为一学术问题已可终结，再无争论之余地和必要，也未免过于武断。而大作后出，见识考论却高乎诸辈之上，殊可钦佩！包括儒学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若要继续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当然是必不可缺的，但若无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基础，则一切都在沙滩上。沙滩上的崇楼高阁，潮水一来，一切将化为乌有。窃以为这是当下所有关心中国文化过去之传统、现在之地位、未来之命运的人应该留心考量的问题。不知您以为然否？

专此，敬祝

秋安！

杨春梅 拜

2012年10月1日

我当然同意杨教授的看法，如果说我对儒家伦理问题的讨论较之前人有所推进的话，也正是得益于之前的学术研究，而不只是从立场出发，简单抱着要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心态和目的。对于儒家伦理问题讨论中最有争议的“窃负而逃”“封象有庳”等问题，我之前虽然没有涉及，但在研究思孟学派时对于孟子思想的复杂性有过专门讨论，本书第三章《论早期儒学的重仁派与重孝派》、第四章《孟子“四心”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即是这方面的成果，由于它们在《“亲亲相隐”》《超越立场》两文的写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一并收录。其中前一文提出在早期儒学内部存在着“重仁派”与“重孝派”的差别，两者在仁与孝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认识和看法，前者突出爱人，后者强调亲亲，而孟子前期恰恰受到“重孝派”思想的影响，《孟子》中大量论及宗法孝悌的内容正可由此得到说明。不过随着“四心”说的提出，孟子又突破了“重孝派”的影响，重新回到重仁的思想路线。后一文则考察了孟子“四心”说的形成过程，特别说明随着“四心”说的提出，孟子把仁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把儒学伦理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故孟子的思想是较为复杂的，对《孟子》中的一些论述需要放置于具体语境以及孟子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和说明，而不可先入为主，立场先行，盲目进行批判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