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村分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分化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盘活了农村经济,加之市场体制的引入,加速了农村社会分化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农民的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分化

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化程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五等份分组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组别中成立,最高20%的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947.4元,中等偏上20%组为13449.2元,中等20%组为9503.9元,中等偏下20%组为6604.4元,最低20%组为2768.1元,具体参见表2—1。计算可得,第一档20%的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第二、三、四、五档的1.78倍、2.52倍、3.63倍和8.65倍。

如果从增长速度来看,见表2—2,2005—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各年度名义增长率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均高于10%, 2012年相比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番多,年均递增13.5%,2014年相比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2%。

分组来看,20%的低收入户中,2005—2012年人均纯收入年度名义增长率变化较大,最高达到20.7%,最低仅3.3%,年均增长11.7%;2014年相比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负增长,下降3.8%。20%的中等偏下收入户中,2005—2012年人均纯收入年度名义增长率除2009年外相对平稳,年均增长13.2%;2014年相比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7%。20%的中等收入户中,2005—2012年人均纯收入年度名义增长率除2009年外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年均增长13.8%;2014年相比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6%。20%的中等偏上收入户中,2005—2012年人均纯收入年度名义增长率均高于9%,年均增长14.2%;2014年相比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8%。20%的高收入户中,2005—2012年人均纯收入年度名义增长率处于高速平稳状态,年均增长13.7%;2014年相比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3%。

图2—1反映了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发现,无论是2005—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还是2014年的增长率,增速排名的次序都是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高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且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的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具体来看,低收入组在2005—2012年间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各组别中最低的,也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014年相比2013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中等偏下收入组无论是在2005—2012年间,还是2014年,收入增长率在五个组中均排倒数第二;中等收入组增长率则排名五个组别第二,收入增长势头可观;而中等偏上收入组在各组别中收入增长率是最高的,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步向高收入组迈进;高收入组则维持较高的收入增长。

从农民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来看,近十年来农村收入分化程度呈不断提高趋势;而且,由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速率明显慢于农村相对富裕人口,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二、农民职业分化

(一)全国农民的职业分化

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的职业主要分化为务农农民、非农农民和兼业农民三种类型。⁽³¹⁾务农农民是从事农业的农民,具有制度身份、职业、收入和空间“四维合一”的“农”的特征,主要包括传统农民、农业专业户和农民合作社经营者三种类型;非农农民是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从事非农产业,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但是,具有农村户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制度意义上依然是农民,包括占主体的农民工和少数个体私营企业主;兼业农民是“半工半农,亦农非农”的农民,他们的农村户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职业、收入、生活空间“农”的特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根据“离农”的程度,兼业农民可以大体分为以农业为主和以非农业为主两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不断增多。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本地农民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初现端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渐趋饱和,加之城乡壁垒逐步松动,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民工潮开始出现,并一直蔓延至今。图2—2反映了1978—2012年间我国农村从业人员的从业类型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1983—1988年农民非农化进程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期,1989—1991年出现小幅回落,1992年后又开始稳步回升,到2012年农村从业人员中非农化比例达到49.8%,比1978年的7.1%提高了42.1个百分点,2012年农村从业人员中一半已经实现了职业的非农化。

从具体的就业行业来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就业人口除就业于农林牧渔业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各行各业中均有体现,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业等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部门。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16万户居民家庭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3—2014年农村居民家庭常住从业人员的就业类型如表2—3所示,从事的主要产业如图2—3所示。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近两年我国农村居民从业人员的职业分化十分明显,非农就业人口接近4成,从事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达到37.5%。

(二)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农民工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的主要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民工潮”,尽管个别年份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是总的趋势是数量逐年增加。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见表2—4), 2008—2015年间,我国农民工数量维持在2亿以上,7年间增加了5205 万,年均增加700多万,年均增长3%。在全部农民工中,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各年份都超过60%,但是自2010年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63.3%下降为2015年的60.8%,见图2—4;与此相对的是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比例上升明显,从2008年占农民工总量的37.7%上升到2015年的39.2%。可见,外出农民工开始出现返乡就近就业创业、进城落户的趋势。在外出农民工中,包括农村住户中有1人及以上外出且未举家外出的外出农民工和全家外出的农民工,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近年来总体呈增加趋势,从2008年的2859万增加到3578万,净增719万,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从2008年的20.4%增长到2014年的21.3%,见图2—5。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看, 2008—2015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从1340年增长到3072元,年均名义增长12.6%,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

大规模农民工进城务工,其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和分层现象也十分明显。来自不同地域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背景,流动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进城务工上也呈现出职业的多样化和层次化特征。

一方面,农民工就业的领域越来越多样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吸纳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4年,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³²⁾具体见表2—5。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职业分层现象也愈发明显。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二次分化”,即指“改革以后,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的再分化,即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的过程”⁽³³⁾。在横向上,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新的职业位置也在不断被创造;在纵向上,其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层突出地表现为不同职业层次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相关研究指出,不同职业层次的劳动者收入存在明显差异,雇主、自营劳动者、管理者的收入都显著高于务工者。⁽³⁴⁾一般来说,进城农民首先选择易于进入但条件较差的受雇就业领域,但基本趋势是由受雇就业走向自雇就业(35)。农民工就业意愿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自雇经营获得职业阶层提升,对于注重追求个人发展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³⁶⁾2014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比2013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³⁷⁾这部分自营就业、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已经或正在谋划着进城购房安家,从而实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