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读《新政治经济学讲义》^[1]

就目前来讲，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对其研究对象、范围和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但是，汪丁丁新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在行文风格上独辟蹊径，大量采用推理性的论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全书可以说是经典文献理论的有序组合和多学科知识的高度融合。

由于作者具有数学控制专业知识背景，其论证往往以数学的推证方式进行，因此该书也被称为“心智地图的七份讲义图”，错综复杂地分布着有内在关系的若干观点。让我们从他的“心智地图”讲义中抽出一个问题来描述——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它被拆分为“新”“政治”“经济”“学”来加以理解，包含四方面内容各自的含义以及合并后的解释，即新政治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与老的福利经济学互补^[2]。从社会选择理论、新福利经济学、“计算机社会主义”与“机制设计”等理论出发，作者对“心智地图”进行了无限展示，使人感觉到他要在“心智地图”上穷尽某个领域在历史上的所有著名人物和重大观点。这可以说是一种教学方法论的革命，让我对作者的严谨肃然起敬。这种寻根式的关联方式和并联方式的讲义，证实了作者讲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西方的大学里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但我以为其核心议题是正义。正义是什么？正义是公正的道理，按中国古代学者观点，“不学问，无正义”。而今天我们对正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更为广泛的层面，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给出的肯定判断，是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如何下定义通常是讲授者要首先面对的，但作者并没有循常规，而是全面展开了对正义的研讨。

全书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维度的论述作为始端^[3]，提出问题并将回答扩展到幸福的三维度——效率、正义与自由；再引出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即物质的、社会的以及精神的^[4]；最后归属到康德的物质生活与经济维度、社会生活与政治维度、精神生活与价值维度^[5]。很明显，作者在此运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首先进入主题的是产权问题。讨论产权就必然涉及冲突、歧视和竞争，因为没有冲突和竞争，就不必有产权。由于竞争是由资源稀缺性决定的，竞争就带来淘汰，这就引出了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正义。人类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当下国人一般的理解是，正义就是公正的道理。而作者推荐的是艾智仁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皆自利的假设下，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众人均采用这种行为时，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艾智仁教授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并非常规的“资源配置的科学”，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科学”^[6]。有冲突就必然考虑正义。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是人的满足感，即自利的完整表达是幸福感。但在汪丁丁看来，正义感应该是幸福的一部分，他给出的典型案例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里，尽管你的收入非常高，你也会感觉不舒服。这说明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包括幸福的全部。比如在无神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显得非常重要，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汪丁丁定义了幸福三维空间，精神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自由，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物质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效率。从古至今，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就提出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首要就是看它是否正义。美国教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两人都将正义排在重要性首位。汪丁丁博览群书，从多角度阐释了正义，他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展开如下对正义理解的路线图。认可韦伯的三维空间；以此理论为始点，展示了艾智仁教授的公式：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然后又将正义引入情感世界，运用罗尔斯的派生情感理论，定义了幸福三维度。由于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那么应该怎样提升一个社会的正义性呢？作者直面现实，提出求解正义的药方就是体制改革，直击当今社会存在的财富不合理集聚问题，如权力寻租、商业违法、收受贿赂、损人利己等等。作者从正义入题而直面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体现的正是正义的学术道德。

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从正义理论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纠缠的“两条路线”到新中国的正义实践，从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到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作者最终解答了为何研究正义是以研究中国文化、制度和幸福三维空间为背景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这既符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原理，也符合人民大众追求幸福的规律。我们应该承认，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生活的三维空间首先是物质的，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这个层次，公众普遍希望的是公平，汪丁丁把它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把这个初级形式界定在1860—1960年的百年间，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的求解过程，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等。但在这一阶段，精神生活的不发达，使得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所以，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就只能靠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打破权力机会、财富的幂律分布（不平衡分布的一种形式，显著特征是等级越高越不均衡），从而要求生活世界从效率主导演变为理性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理性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间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在该书最后，作者以他的一篇文章，结束了对核心议题——正义的讨论。中国人民30多年来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求解的中国新发展之路，其实是具有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强大社会功能之体现。如果我们认可作者对前一百年的分析，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探索解决中国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相应时段大致也要一百年。其间，社会基本问题的求解过程，将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二维世界，逐渐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二维世界^[7]。从时段上看，大致等同于邓小平所描述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与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而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调整社会、大众以及国际关系的新进程。毫无疑问，这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正义责任。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承诺对民众陷入困境的生活进行“托底”，是国家正义的体现。而今天，满足民众对多维需求的新期待、新诉求，更是国家正义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分强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着眼的正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今天人民对中国正义、公平、和谐和民族复兴梦的追求，不久的将来必定实现中国人民生活空间的三维平衡和明显的帕累托改善最优化。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5期）

注释

[1]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4-19.

[3]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5.

[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81-582.

[5]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19.

[6]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36.

[7]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