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君毅：胸襟自由论

唐君毅在《西方之自由精神、自由观念之类型》中分析到杜威和罗素的自由精神，把杜威的反省思维论引向自由领域，以此为他的多重自由观念辩护。

唐君毅在《哲学概论》里对于杜威的反省思维论及其后期逻辑理论有过一个概述：“杜威之早期逻辑理论，注重思维历程之步骤之说明，而将人之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之历程，皆融入于一‘遇困难而虚提假设，引申涵义，再求证实’之思维历程中而论之。及至其晚年之《逻辑——探究之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一书，则是论一切逻辑思维，皆内在于‘人在实际经验情境中，求一观念，有保证之可断定性（Warranted Assertiability）之求知研究之历程’中。此路之思想，实倾向于化传统之逻辑思维为认识历程中之一事。而此认识历程之本身，则属于人之整个生活经验者。”唐君毅在《西方之自由精神、自由观念之类型》一文中也谈到杜威的思维历程理论，不过没有使用反省思维概念，他用的是杜威的另一个概念“创造的智慧”。杜威所说的智慧或睿智（Intelligence）活动的内容之一即在探究过程中运用反省思维。在叙述人们如何应付困难情境方面，唐君毅简略地提到了杜威反省思维论的基本步骤，如假设、对可能的结果或效用价值进行考虑、验证，这和上引话里提到的“困难、假设、引申、证实”的思维历程大体上是一致的。具体地说，当人们遇到困境时，会做试探性的尝试，或提出假设进行实际的验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自由选择可能的应付方式或最佳的实验方案，其目的在于解决困境，实现人生的价值。

生活情境是多变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只面对同一个困境，这就要求人们运用创造的智慧，寻找合适的解决之法，对各种可能性保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态度，不固定于一种既有的思路。这种做法背后蕴含着一种自由精神，即不执著于一种特定的思路或价值，而使各种可能的思路或价值得以涌现的自由。唐君毅说：“此说之特殊的重要价值。一方是建立一种科学方法论，一方即在养成人对己对人各种文化活动之一宽容而通达的风度。而此正是一种不执特定价值，而自特定价值观念解放的自由，而属于我们上述之第七类之自由精神，亦足为尊重他人之自由权利之精神根据者。”创造性智慧或反省思维的运用一方面体现科学性，遵循一定的方法论程序；另一方面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唐君毅把自由区分为八种，分别为满足欲望之自由、立异之自由、保持选择可能之自由、自由权利之自由、社会群体之自由、实现人生文化价值之内在的自由、胸襟度量的自由、涵盖现实的可能的人生文化价值之仁心的自由。他把从杜威的反省思维论推演出来的自由精神归为第七种自由，即胸襟度量的自由。这是心境的自由，内在的自由，对各种选择方案或价值取向保持宽容欣赏的自由态度。他对此做了具体的解释：“我们所谓胸襟开阔，度量宏远，所谓海阔随鱼跃，天高任鸟飞之心境，都不只是指人之杂念、私欲、意气甚少而已，而是指人能不以一善蔽众善，不以一特定之价值理想，否认抹杀其他不同价值理想，而恒能虚怀加以体验欣赏之谓。”这要求可容纳不同意见甚至异己意见的胸襟。如果胸襟偏狭，人们对多方面的可能性方案或价值理想就无从认识和体验，其自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唐君毅设想的自由观念的序列里，杜威的自由观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杜威的自由可弥补黑格尔的自由观念的弊端。黑格尔哲学重视国家自由与立法自由，对于在特殊情境下个人胸襟开阔与否有所忽略。另一方面，就胸襟开阔的不同程度来说，杜威的自由观念不及庄子和孔子的自由。唐君毅指出：“庄子之自由精神，所以较西哲中如罗素、杜威之境界高者，其关键乃在后者皆只有关于‘可能’的智慧，而无‘虚’的智慧，与‘无’的智慧。”有虚怀若谷的心境，才可能有博大的胸襟。杜威的创造性智慧偏重于自由地欣赏可能的方案或价值取向，离庄子的虚无的心境仍有一定的距离。和孔子的自由观念比较，杜威也落于其后。唐君毅说：“孔子之所以为圣之时，正在其能于各种特殊情境下，求实现各种相应的价值。则詹姆士、杜威之自由精神之核心，即涵于孔子之内。”孔子能洞识仁心自由，并使它在此世间实践出来。仁心是沟通群己、情通万物之心，仁心自由是一种比胸襟自由更为高远的自由，涵盖杜威的胸襟自由。唐君毅在此透露出新儒家的态度，即崇尚孔子的自由精神。

唐君毅从反省思维论或创造的智慧论阐发杜威的自由观念，尚合杜威哲学之义，但是，他由此将杜威的自由归为胸襟度量之自由，精神上的自由，不免有过度诠释之嫌。这一过度诠释为其多重自由观念作了某种论证，进而为阐发儒家自由观念作了某种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