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普遍重复的三种形式：波动、生成和模仿

即使在最波动的社会里，
大家也公认有大量的规律性。

我们能创立一门有关社会现象的学科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只能建立有关社会现象的史学，至多只能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哲学呢？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然而，倘若从某一个观点出发去进行仔细的观察，社会现象就像其他事实一样，是可以被还原为一丛又一丛细微而同质的现象的，是可以被还原为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律的，我们可以用这些公式和定律来归纳这样的社会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它成熟而生机勃勃的姐妹学科中，这门社会科学还没有诞生，或者说才刚刚诞生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抓住了影子却抛弃了实质，我们用语词代替了事物。我们认为不可能科学地描绘社会学的外貌，只能赋予它生物学的外观，最多只能赋予它机械的外表。这是企图用未知去照亮已知。企图把太阳系转变为不可化解的星云，以便更好地了解太阳系，就是用未知去照亮已知。我们在研究社会课题时非常幸运，我们有第一手可以验证的原因，有明确而具体的行为。其他一切研究领域都缺乏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依靠所谓一般的原因，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却不得不创造“力量”“能量”“生存条件”等术语，以便减少他们对事物真实情况的无知。

不过，我们是不是要把人的行为当作历史的唯一因素呢？这当然失之过简！于是，我们努力去设计其他原因，根据我们在其他领域里不得不接受的有用的虚构来设计原因。我们暗自庆幸，偶尔之间，由于我们崇高而朦胧的观点，我们能赋予有关人的现象完全非人格的色彩。让我们拒绝这种含糊的理想主义解说吧。同样地，让我们拒绝索然无味的个人主义解说吧，因为它把社会变化说成某些大人物的心血来潮。与此相反，让我们用这样一些思想来解释社会的变化：某时某地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奇思妙想，相当多的大大小小的思想，一般来说源头不明、出处不清的思想，简单或深奥的思想，虽不杰出但新奇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解释社会的变化。正是由于其新奇的性质，我将斗胆给它们一个集体的命名：“发明”或“发现”（discovery）。我用这两个词来指称任何类型的革新（innovation）或改进（improvement），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革新或改进，包括过去在一切社会现象——比如语言、宗教、政治、法律、产业或艺术——中的改进。一个人构想或决定这些新奇的、或大或小的事物的那一刻，社会肌体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正如一个有害或有益的微生物入侵时，有机体的外表并没有变化一样。接着，这个新成分引起的变化逐渐影响外表的变化，并非表现出明显的断裂。于是历史哲学家就产生了幻觉，并因此断定，历史变化中存在着真实而基本的连续性。诚然，真正的原因可以还原为一条思想链，虽然模仿这些思想的许多行为把它们联系了起来，但里面的许多思想却是迥然不同的，它们也并非是连续的。

我首先要讲首创性。首创性会产生新的欲念，同时又产生新的满足。通过自发而无意识的模仿，或者通过人为而有意识的模仿，新的欲念和新的满足就能得到或快或慢的传播。其传播方式有规律，就像光波一样辐射，像白蚁的家族一样繁衍。这里所谓的规律在社会事物中是不太明显的，除非你把这些社会事物化解为几个基本的成分。此后，你才能在最简单的社会事物中，在这些事物的组合中，在天才的闪光中看见规律性，因为这些闪光的成分积累起来变成了普通的光线。我承认，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分析过程。就社会性质而言，一切东西都是发明或模仿。发明和模仿的关系就像山与河的关系。无疑，这是难以捉摸的观点。不过，只要你坚持不懈，只要你用这个观点来探索事实，包括最琐碎的细节和最完整的综合，也许你就会注意到：这样的分析很适合凸显历史的一切生动画面和简约线条，这样的历史画面可以用岩石嶙峋的风景和普通的公园小径来形容。如果你想称之为理想主义，那也无妨。不过，这个理想主义是用行为人的思想而不是用历史学家的思想来解释历史的理想主义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社会的科学，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学与动物学的关系，它们就像种（genus）与属（species）的关系。当然，我承认，人类是一个无与伦比、无限优越的物种，然而人类毕竟是和其他物种联系在一起的。埃斯皮纳斯先生在令人钦佩的《动物社会》（Des Sociétés Animales）里非常明快地说，蚂蚁的劳动可以用一条原理来好好地解释：“个体首创性及模仿性”的原理。《动物社会》写作的时间比本书第一版问世早得多。蚂蚁的首创性总是革新和发明，和我们大胆创新的精神相当。蚂蚁在构想在适当的地点修建拱顶和地道时，它的天赋的革新本能想必和我们修渠打洞的工程师的革新本能相仿，甚至是略胜一筹。顺便补充一点，大群的蚂蚁模仿新奇的首创性，这个现象有力地揭穿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动物之间存在互相敌视的精神。埃斯皮纳斯先生在观察我们“低等兄弟”的社会时，动物个体的首创性所扮演的角色常常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一群野生动物都有领袖——握有权势的领袖。他在解释鸟类本能的发展时说：“个体的发明经过直接的传授，一代又一代地往下传。”本能的修正也许和物种产生并修正的原理有关系。考虑到这个可能性，我们不禁要问，发明的模仿性原理或某种生理学相似性的原理，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日益开放的物种起源问题呢？不过，让我们暂且搁置物种起源的问题，只研究这样一个判断：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都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

接着讲第二个问题，这是本章的主题。从上述立场出发，社会科学的课题表现出与其他科学领域显著的相似性。于是，社会科学似乎在宇宙的其他领域里得到了再现。没有采纳这个观点之前，社会科学摆出的是一副局外人的架势。

在每一个研究领域，纯粹的断言总是大大多于解释。在一切情况下，第一手资料都只是简单的判断。第一手资料是特别的、偶然的事实，是一切后来解释的前提和源头。天文学家断言，有一些星云存在，有一些有特定质量、体积和距离的天体存在着或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化学家对一些化学物质做出类似的判断。物理学家就以太的某些振动发表意见，把这些振动叫作光、电、磁。博物学家说，存在一些主要的有机体类型，首先是植物和动物的类型。地形学家说，地球上有一些山脉，并且把它们叫作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等。这些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首要的事实并从此演绎出其他的事实时，严格地说，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吗？不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断言某些事实。历史学家给亚历山大大帝和印刷术断代，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优势全在历史学家那一边。那么，我们理解的有差异的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知道原因和结果。我们了解到，在两个不同的事件中，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结果，或者二者联手能达到同一个目的。于是我们说，二者都得到了解释。然而，让我们假定这样的一个世界：既不存在相似性，也不存在重复性；如果需要的话，存在着一个奇怪却可以理解的假设；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新奇的、出乎意料的；创造性的幻想不受记忆的局限，却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星星的运行是时断时续的，以太的波动是没有节律的，世世代代的生物没有共同的遗传特质。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光怪陆离的东西都可能是另一个东西的结果，并由其决定，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其他东西成形的原因。在这样的世界中，因果关系可能仍然存在。然而，会不会有什么科学存在呢？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既看不到相似性，也找不到重复性。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对原因的了解有的时候足以提供远见。但是，对相似性的了解总是容许列举和计量，而科学依靠的首先就是计数和计量。当然，科学需要的不只是计数和计量。一门新科学在界定自己的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领地之后，就必须比较这些特征，并注意其团结的纽带，相似性和重复性的变异就是靠这条纽带联系起来的。不过实际上，人脑并不完全了解，也不能清楚地识别因果关系。人脑了解的仅仅是，结果好像是原因或是在重复原因，比如，一个声波会产生另一个声波，一个细胞会产生另一个细胞。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再生产真是太神秘了。我承认这一点。然而，一旦接受了这条神秘的规律，后续的一连串结果就再清楚不过了。相反，每当生产不是自身的再生产时，我们就陷入了一无所知的境地。

类似的事物成为相同事物和被认为是相同事物的组成部分时，这种相似性就叫作一个数量而不是一个群体。一定量氢气里的分子、一棵树里的木质细胞、一个军团里的士兵就是这样的组成部分，就是一个量而不是一个群。换句话说，事物在自我重复以使数量增加时，始终是一个整体，热和电的波动、热和电在受热体和带电体内的积累、孩子体内细胞的增加、同一门宗教的信徒，都是量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重复被称为增长，而不是一个系列。在上述例子中，我没有发现有别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特殊规律。

此外，无论相似和重复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量还是群，是增长还是级数，它们都必然是一切现象中差异和变异的主题。对万千气象而言，相似和重复犹如刺绣的画布、音乐的韵律。我描绘的这个奇妙的世界实际上是气象万千的各种世界中分化最少的世界。在当代的产业体系中，革新的意义比革命大得多，这个体系是互相模仿的行为的积累。我们文明开化的现代人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不过，野蛮人的生活虽然自由无羁，但那是多么单调啊！如果没有遗传，有机体的进步可能出现吗？如果没有天体的运行，没有地球力量的波状周期律，丰富多样的地质时代和生机勃勃的生物界的多样性能产生吗？

由此可见，重复为变异而存在，否则必然的死亡［德尔伯夫（M.Delboeuf）在他的书里思考的问题是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的命运，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就难以理解。生命的发条拧紧之后，生命的陀螺难道不应该永恒旋转吗？假设重复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创新的各个阶段，而这个创新在顽强地寻求表达机会，那么等到所有这些变异实现之后，死亡就必然要来临。在这一点上，我要顺便说一说，一般对个别的关系正是重复对变异的关系。一般对个别的关系给整个中世纪唯名论对唯实论的哲学争鸣提供了炮弹。唯名论认为，个别的特征和特质是仅有的重要现实。相反，唯实论只考虑那些值得注意的特质，也就是那些真正符合现实的特征，在这样的现实里，个人像其他人，并在他人的身上复写自己。这样的思辨兴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考虑政治中的情境：个人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名论，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实论。

一切重复——社会的、生命的和物理的重复，也就是模仿的、遗传的或振动的重复（让我们只考虑最明显、最典型的重复形式）——都源于某种革新，就像一切光线都是从一个中心点发射出来的一样。于是，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正常的东西看上去就起源于偶然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天体吸引力的传播或光线的波动，一种动物从一对始祖开始的繁衍，起源于一位学者、发明家或传教士的一个民族的思想、欲望或宗教仪式——这一切似乎都像是自然而然的、有规律的现象。这些现象各自的中心又表现出奇怪的或难以完全用公式表述的序列或并置，从这些中心所发出的不同的手工艺、宗教和社会制度，不同类型的有机体，不同的化学物质或不同的天体，都源于这些中心。这一切令人惊叹的现象都表现出一致性或系列性——氢气中的无数星罗棋布的分子的同一性，原生质从生命阶梯的底部到顶端的完全同一性，印欧语系语言的根基在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的始终如一性，浩瀚太空星光的扩散，难以计数的海洋物种在地质时代不中断的序列，非常忠实地传承到现代的古埃及科普特人语言的词义，这一切现象都令人惊叹。这一切难以尽数的性质相近、关系相似的东西，和物质的、生物的、社会的偶然事件相联系，它们之间的纽带是难以被理解的，它们之间和谐共处或和谐相继的关系使我们望而兴叹。

在此，我们就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了类比。倘若用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媒介来观察，社会现象似乎是杂乱无章的，而自然现象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不要感到奇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表现的自然现象是有条不紊的世界。自然科学家只向我们介绍他们学科里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一面，他们小心翼翼地掩盖学科里的异质性和转换性（或实体化证明）。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掩盖社会事实有规律的单调的一面——类似的和自我重复的一面，他们只向我们显示自己学科里偶然而有趣的一面，即无限新奇和多样的一面。比如，倘若我们的研究课题是高卢-罗马人，历史学家甚至哲学历史学家就不会考虑带着我们一步接一步去走一遍被征服的高卢。他们不必向我们展示每一个语词、每一种礼仪、每一条布告、每一种职业、每一种风俗、每一门手艺、每一条法律、每一次军事行动……一句话，每一种具体的思想或需求是如何从古罗马引进，如何从比利牛斯山脉一步步地传播到莱茵河，如何经过激烈的斗争一步步地战胜凯尔特人的风俗和思想而被他们接受的，又是如何进入热情模仿古罗马和恺撒的高卢人的嘴巴、胸膛、心灵和头脑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们的历史学家曾经率领我们漫步这个征程，他们也不用重复每一个拉丁语词或语法形式、古罗马宗教的每一种礼仪、军官向士兵传授的每一种军事策略、古罗马建筑的每一种类型；他们也不用展示每一种庙堂、会堂、剧院、竞技场、引水管、别墅；他们不用演示学校教授的维吉尔或贺拉斯的每一首诗歌；他们不用演示古罗马文明中的每一条法律、每一种艺术形式、每一种手工艺流程——从老师、工匠到学生、学徒都忠实且持续不断地传承的古罗马文明。然而，正是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对海量的规律性——即使在最波动的社会里也能获得的大量的规律性——做出准确的估计。

再比如，基督教传入之后，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不会让我们重走这一段路，我们不用重温每一种基督教礼仪是如何被传播的——虽然遭到了抵抗，基督教还是像声波在业已振动的空气中传播一样在被称为“异教徒”的高卢人中传播。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恺撒何时征服高卢，一些圣徒何时到高卢来传教。他们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列举传入高卢的古罗马文明、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各种构造成分。在这里，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合乎逻辑地理解问题，是科学地描绘基督教如何覆盖在古罗马古风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会描绘传教的过程是如何逐渐建立在古罗马古风传播的过程之上。在分别处理古罗马古风和基督教的过程中，他们会遭遇两个同样困难的问题：如何合理地解释性质迥然不同的伊特鲁里亚、古希腊、东方等各种文化何以共存并构成古罗马古风？如何合理地解释各自的内在黏合力本来就不够的犹太教、古埃及和拜占庭思想何以构成基督教思想？然而，这正是历史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任务。如果他们想严谨治学，他们就认为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因此，他们就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去发现历史偶然事件中的规律或原因，从杂乱的素材中厘清头绪。如果他们研究这些和谐的局面是如何、为何产生于偶然事件，如果他们去研究和谐之中又有何成分，他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则自告奋勇，再向前迈进一步。

总而言之，这样的历史学家就像植物学家，他们不得不忽略同种同类植物的繁衍，忽略其生长和营养，忽略细胞生长或组织再生；他们就像物理学家，不愿意研究光、热和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我们能不能设想，植物学家相信他们固有而独特的目标是把不相像的物种联系起来，把始于藻类、终于兰花的物种串联起来，并且给予非常合理的解释呢？我们能不能设想，物理学家相信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研究为什么刚好存在七种光波，为何存在包括电磁在内的两种以太波？这些问题当然是有趣的问题。虽然它们容许哲学探讨，但是它们不容许科学探讨，因为它们的答案似乎无法达到科学所要求的那种非常精确的高或然率。显而易见，成为解剖学家或生理学家的首要条件，或者是研究组织（同质细胞、纤维和血管组成的组织），或者是研究功能（细微的同质收缩、运动感觉、氧化或还原）。在此基础上，成为解剖学家或生理学家最重要的条件是：相信伟大的生命设计师，也就是相信遗传。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检查多种气态、液态和固态的物质——由绝对相像的微粒组成的物质，也就是由细微、同质振动的大量积累而构成的物理力量。一句话，在物质世界里，万物都指涉振动，或者都处在被振动指涉的过程中。在这里，万物都带有越来越多的振动性。同样，在生物界里，繁衍的功能，也就是通过遗传来传递最微小特性（源头一般不明）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最小的细胞固有的特性。

到这里，我的读者或许就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物基本上是模仿的存在物，我的读者就是这样的社会存在物。他会意识到，模仿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遗传在有机体生命里扮演的角色，也类似于振动在无机体里扮演的角色。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承认，发明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像新的动植物物种（或者按照渐进演化的假设，新物种缓慢修正的每一个过程）和生物学的关系，就像光或电的新的运动方式和物理学的关系，就像新物质的构成和化学的关系。这是因为新发明启动了一个或一串新的模仿，比如火药、风车、莫尔斯电码就是这样的发明。由此可见，如果要打一个恰当的比方，我们绝不能把历史哲学家比喻为我们所知道的廷德耳或伯纳德式的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而是要把他比喻为想象力狂放不羁的谢林或海克尔式的自然哲学家。这是因为，历史哲学家是努力在科学、产业、审美和政治发明的奇怪的组合和序列之中去发现规律的。

所以，我们应该能体会到，一切历史事实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模仿潮流。历史事实就是这些潮流的交点，这些交点本身注定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模仿。历史事实缺乏内在连贯性，但是这不能证明社会生活不存在基本的规律，也不能证明建立一门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门科学的部件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琐细体会之中。此外，一组历史事件缺乏的内在逻辑性远远不如一组生物或化学物质那样严重。为什么我们偏要历史哲学家演绎非常对称和理性的秩序，对科学哲学家却不抱这样的梦想呢？另外，历史哲学家胜过科学哲学家的根本差别，完全是历史学家的功劳。直到最近，博物学家才瞥见了生物进化，才得到了一点点清楚的认识。与此相反，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了历史的连续性。至于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可以一笔带过。他们甚至不敢预计什么时候才能追溯简单物质的谱系，也不敢预测什么时间能出版论原子起源的著作——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成功的著作。不错，勒科克·布瓦博德兰先生和门捷列夫先生认为，他们区分了一连串自然的单质。不错，布瓦博德兰先生是沿着他哲学思辨的思路才发现镓的。然而仔细一想，这些科学家的反复的尝试也好，进化论者建立的生物衍生的谱系体系也好，都没有提出比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火花更加精确、更加肯定的概念，甚至没有提出比维科更加精确、更加肯定的概念，斯宾塞和维科提出了社会演进的周期律和必然律。我们可以把现存的物种和以前的物种进行比较，将过去物种的遗骸保留在底层中。可是，对史前天文学中的化学物质，我们却没有掌握蛛丝马迹。在难以探测、难以想象的历史深处，在地球和星球的实际的化学物质里，我们都难以追踪化学物质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可以说，化学提不出物质起源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它不如生物学先进。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生物学不如社会学先进。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结论是：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是不同的学科；社会科学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只论述许多同质的事实，研究历史学家仔细掩盖的事实。新的、异质的事实是社会哲学的特殊领域。严格地说，新的、异质的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从这个观点看问题，社会科学可以和其他科学一样先进，社会哲学实际上比其他哲学先进得多。

本书只研究社会科学。我的研究也只限于模仿及其规律。稍后，我要研究发明的规律或准规律。这两个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虽然我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