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不得人心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了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茂县的张国焘和陈昌浩不同意中央的计划，坚持要南下。中央认为，战略方针的分歧影响全局，于是让张国焘赶来两河口面商。

在会上，周恩来做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着重指出，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到西康，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这两个战略方针是不同的。他详细分析了建立新的根据地必需的基本条件，指出懋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而川陕甘三省则具备优良条件。两军会合后，应该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大家对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均没有异议。张国焘也表示同意。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增补李先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图为会议通过的决议

自从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不足2万人，而他有8万多人，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篡党夺权的野心慢慢膨胀起来。他从两河口返回茂县后，不传达中央会议决定，继续散布错误言论，离间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特别是在中央慰问团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时，他提出：要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7月中旬，又由陈昌浩出面，接连两次发电给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声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其司马昭之心暴露无遗。

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人事、军事上都做了变动。但随着张国焘的野心不断膨胀，分裂的闹剧愈演愈烈。1935年8月初，党中央将兵力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党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

8月31日，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占领包座，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当即致电朱德、张国焘，催促正在阿坝的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还令红四军派一个团，准备带上马匹、牦牛、粮食，穿越草地去接应左路军。但左路军撤离阿坝，刚进入草地，张国焘便借口葛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令部队分三天返回阿坝，并致电中央反对北上，称“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这样，是北上还是南下的分歧，便开始明朗化起来。为争取左路军北上，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致电张国焘，陈说利害，但他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坚持南下。

9月9日，中央致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仍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开，认为要么一起北上，要么一起南下。当毛泽东去徐向前的住地征求意见时，他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便未再说什么。

1935年8月，李先念率部发起包座战斗，歼敌4000余人，打开了红军北上通道。图为包座战场旧址

党中央为了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于9月9日连夜行动，率领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即第一、第三军）先行北上。次日凌晨有人来报告，徐向前、陈昌浩才知道。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挥部的紧急电话，让他火速来巴西。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脸色很难看，气氛很阴沉，好像太阳都无光了，人都发呆。陈昌浩对我说，一方面军连夜走了，我也傻了眼。当时有人打电话请示追不追？陈昌浩接到电话，就问徐帅，徐帅发了脾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谁要追击就枪毙谁！当时，就是我和徐、陈、李特四个人在指挥室里。”第一次遇上如此重大的事件，而且来得如此突然，李先念毫无思想准备，心情异常沉重。

9月下旬，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撤离包座，抵巴西、班佑会同总指挥部等再次穿越草地。进入草地后的一天，徐向前同李先念坐在一个小山包上边休息边抽烟。徐向前忽然冒出一句：“我就不明白，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李先念说：“总指挥，我们还是讲团结，维持现在的局面吧！”徐向前和李先念的心是相通的，都对张国焘反对北上、命令南下不满。

右路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又牺牲了不少指战员，兵力损失近四分之一。抵毛儿盖稍稍休整后，翻越两座雪山，于9月下旬抵党坝、松岗地区，与左路军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等均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抵制和斗争。会后，徐向前即对张国焘表示，不赞成另立中央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说，总会说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此后，他借口“头痛”，极少出席张国焘召开的会议。李先念也曾明确向徐向前、陈昌浩表示：“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当时的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回忆说：“记得有次我问李先念政委：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李政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但是从他当时的表情，一眼就看得出来，对于这事他是多么的痛心和愤慨。临走，他叮嘱我：‘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

分裂不得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指战员提高了认识，更加珍视党和红军的团结，逐步形成一股反对分裂、坚持北上的强大力量。1936年6月6日，在党中央耐心说服教育下，在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以及张国焘南下方针失败的情况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坚持斗争下，张国焘最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同意红军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