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国家征购农民粮食与城乡社会
城乡关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城乡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古代国家征购农民粮食与城乡社会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粮食是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粮食是地区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城市和农村是相伴而生的两个区域概念，两者互为对方的前提条件。
先秦时期，我国的早期城市就已经出现，农村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集地，农村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给城市中的统治阶级供应粮食。在人口划分上，农村主要居住着从事农耕生产的农民，城市主要居住着统治阶层和工商业生产者。在古代，国家通过田赋等形式掠夺农民粮食，粮食征购方式也影响着城乡关系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城市化率
粮食征购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城市集聚和城市化率的变化。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尧、舜、禹时代，当时城市被称作“邑”，功能十分简单，就是周围几十户或上百户人家的活动中心。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是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建立了很多政治性城市，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平民，平民大部分是手工业者，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要通过农牧业的劳动来维持，提供给他们粮食及副食。傅筑夫形象地指出：“战国以前的城市，实际上就是有围墙的农村。”[43]春秋战国是城市发展的大变革时期，城市的规模扩大了、数量增多了，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城堡”和“市场”功能的结合，既有维护统治集团权力和威严的政治功能，又有经济发展带动的商业功能。这个过程从春秋战国开始，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使古代城市具备了今天我们能理解的城市所具备的各项功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城市的发展逐渐南移，并形成了南北方不同的发展格局：北方，以政治中心为轴，向四周辐射的城市布局；南方，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遍布各经济区的发展布局。
从北宋开始，古代城市迈进了新时期，城市功能向近代化迈进，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迅速发展，人口也大幅增加。宋代经过“城市革命”，商人获得了自由沿街开设店铺的权利，并更多为下层平民服务，使城市发展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南方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带动了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走向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北方则以首都为中心，带动城市文化、经济发展。这种发展趋势，经历宋元明清，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社会。明清时城市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带动了南方大量中小型城市（市镇）的出现和发展，新兴的生产关系带来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一直受到封建势力的抵制，直到1840年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沿海城市对外贸易的大门，古代城市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才结束，开启了近代城市的发展历程。
对我国古代几个重要王朝的城市化率，一些学者进行过估算，大体得出：战国的全盛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3％；汉朝（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城市人口比重为17.5％；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45年）城市人口比重为20.8％；南宋（公元1200年）城市人口比重为22.4％；金朝（公元1207年）城市人口比重为19.3％；清朝（公元1820年）城市人口比重为6.9％；清末（公元1893年）城市人口比重为7.7％。[44]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从战国一直到南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都是稳步上升的，但南宋以后，城市化率有所降低，这主要是受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战乱不断的影响，到清朝城市化率达到最低，这与当时人口爆炸式增长有关，清末五口通商后城市化率又有所提高。
（二）粮食征购与城乡人口分布
城乡人口分布反映了城乡人口比例、城市化率问题。影响城乡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包括：一是城乡间人口流动速度；二是粮食供给能力，在古代社会主要就是国家征购农民粮食的能力。当城乡间人口流动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就会不断提高。而城乡人口流动受到粮食供给的影响，只有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国家从农民那里征收了更多粮食，才能供给更多的城市人口从事非农业生产。只有当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在满足自给和再生产外，还有更多的粮食剩余，可以转化为城市的直接需要，城市化率才能有所提高。
从战国到南宋，中国农民的粮食生产率是不断提升的，国家征购农民粮食也逐步提高，城市化率也有所增长。到了南宋后期，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农民粮食生产的增长已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增加，就是国家征购农民的剩余粮食所能供养的城市人口减少了，城市化率降低了。从南宋直到清末，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征购粮食相对减少，农民生产的粮食所能供养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直到1843年虎门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开始，中国开始大量从外国进口粮食，对城市的粮食供给才有所提升，城市化率又有所提高，不过国家所征购的农业税仍是支持城市运行的重要财政收入。
（三）粮食征购与城乡关系
自古以来，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类别。城市居民包括统治集团、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他们不生产粮食，对粮食消费支出较高；乡村农民生产粮食及其他农作物，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自给自足，消费支出少，主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古代的城乡关系是一种社会分工的表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通过赋税制度、户籍制度、保甲制度等，将农民控制在土地上从事粮食生产，国家征收农民税粮，农民的人身自由受限制，所以这种国家与农民、城与乡的关系比较紧张，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都是重本抑末，鼓励更多农民从事粮食生产，不提倡商业流通，所以城乡关系比较封闭隔绝。粮食成为国家与农民重要的交流纽带。
林刚指出：“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脱离农村的城市和城市工商业，以及独立的专业手工业生产部门”，“在某些方面，古代城市经济会产生对农村经济有利的影响”，“但在数千年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中，就产业关联考察，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甚不明显。”进一步总结出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两个本质属性，一是“城市统治阶级对农民生产者阶级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利益、财富分配上的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二是“城市上层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市民阶层主体，所消费的越多，意味着农民大众所付出的剩余产物以及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越多”。这实际上就涉及粮食征购推动了城乡关系发展，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进行总结归纳。[45]
明清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加快发展，城乡交流增加，城乡不再是隔绝发展，更多人在城市进行工商业经营，城与乡的联系更加密切。尤其在江南地区，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彼此没有明显的空间利用方式的相互隔绝。这完全不同于相互封闭的欧洲城乡关系。当时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有一种明显的城乡连续性。中国的城市也把乡村生活和农业活动包含于其中。赵冈、陈钟毅认为，欧洲中世纪城乡在权力分配上是对立的、二元化的。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古代城乡关系与欧洲迥然不同，城市的统治者采用遥控的办法，统治者的权力分配是采用放射型的。在这种结构下，城乡不是对立的，而是打成一片的，只是都市的色彩逐层淡薄，四向扩散。[46]
当时城乡关系的交流加强，并不是说国家已取消了粮食征购政策，只是明清的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等，使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削弱了，土地耕种面积成为更重要的指标，而且明清剩余农业人口增加，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相互依存，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城乡居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互相往来，彼此渗透。如农村的富裕地主或乡绅，选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依然还要靠农村的地租收益进行生活，将佃农所生产的粮食转移支付，成为国家的田赋收入和用于自己的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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