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關於北方地區石鏃起源的推測
僅憑目前的資料，我們還無法連續地把石鏃追溯到它的初始階段，甚至這個階段的年代究竟在哪裏，也是一個遠未解决的問題。如果按照一般的説法，石鏃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末期，現有的資料與它之間也仍存在至少三千年的空白。所以，本節的討論更多地是一種推論。
Y鏃的坯材爲石葉，則Y鏃之緣起當在石葉技術所及範圍内。但是，中國境内雖然發現了若干具有石葉技術特點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1]，却缺乏從時間和空間把它作爲一個考古學群體單位來把握的系統資料，更没有與石葉鏃有關的報導。僅就目前的研究，石葉技術在東亞比較集中地出現在南亞伯利至遠東地區，而最早的石葉鏃見於貝加爾湖附近的一萬年以上的晚更新世文化，並且以後有一個向東擴張的過程[2]。中國境内的Y鏃分佈也主要偏側在東北地區。或可多少反映出它的來源。
在華北舊石器晚期以及被認爲是中石器時代的資料裏，曾經有過一些石鏃的報導。其中著名的一件出自峙峪遺址[3]，然係經整理過的八百餘件標本中的唯一一件石鏃標本，加工技術不明。沙苑遺址兩次採集皆有一些石鏃[4]，除去兩件磨製石鏃和一件狀似查海遺址的X鏃年代可能較晚，其餘標本中部分體頗厚且形態不規則者，如第二次調查所獲者，可能不是石鏃，另外部分單面通體加工的三角形標本，或平底、或圓底，雖形態不甚規則，却似有了X鏃的基本特徵。更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下川[5]和吉縣柿子灘的發掘資料[6]。兩個遺址的上層文化的年代可能略有早晚，然它們都以石片石器爲主，兼有細石器，加上地質年代的判斷，基本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當無大疑問。兩個遺址都發現了若干石鏃標本，且具有較大的共同性，即均以石片爲原料，不見石葉坯材者，部分爲單面加工，但多數標本似兩面加工製作，全部爲弧形刃，刃的左右對稱不太好，多爲弧形底（圖六：2—4）。即便如此，它們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形態上，和X鏃的相似還是一目了然的。和這兩個遺址年代相近的薛關[7]、虎頭梁遺址[8]雖無石鏃資料的報導，然它們同下川和柿子灘遺址文化面貌的密切關係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特别是兩個遺址都出土了兩面加工精良的尖狀器，加工技術和下川等遺址的石鏃無異，唯個體略大（圖六：1），對於此類器物，薛關報告的作者推測是投射器頭。而學術界關於弓矢産生的一種主要推論便是它起源於投射器。因此似乎可以認爲，X鏃起源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華北地區的可能性頗大。
圖六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有關資料
1． 尖狀器（虎頭梁） 2-4 鏃（2． 柿子灘 3.4． 下川）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日本的石鏃。在繩文文化裏，也存在過石葉鏃和兩面壓製的三角形石鏃兩種石鏃，前者主要見於北海道地區，關於它的起源是受東北亞石葉鏃的影響這一點，已經不僅可以從鏃的形態和加工技術證明，近年甚至發現了東北亞大陸和北海道之間存在過黑曜石交易的證據，從而使該問題的結論更加明朗化了。三角形石鏃出現時間頗早，見於繩文文化草創期，是和舊石器文化分野的重要界標之一。但在舊石器時代末期，日本列島上已經存在兩面加工的小型尖頭器了，雖然它和石鏃的區别標準究竟是什麽，還是一個不太清楚的問題，在很多場合下，兩個名稱倒不如説是以時代爲前提的習慣叫法。但無論如何，三角形石鏃緣起於兩面加工的尖狀器文化中，而和石葉鏃不爲同一系統，這一點似乎没有太多疑問。
如果上述推測不誤，X鏃和Y鏃當有不同的起源，這種不同起源不僅表現爲地域的不同，還極有可能和不同的技術傳統有關。
餘下的問題是，如果X鏃的起源在華北地區，而目前見到的新石器時代資料都在沿長城一綫的北方地區，考慮到蒙古草原的考古工作尚不充分，則它的分佈還可能包括更北一些的地區。如是，意味着此時的X鏃分佈核心區域偏離了起源地的華北，换言之，X鏃在起源之後，可能有過一個向北遊移的過程。筆者認爲，這個過程是極可能存在過的。
自全新世以來，氣候逐漸變暖，氣候帶也逐漸向北推移。作爲對環境變遷的反應，原本適應華北地區干凉氣候環境的以細石器爲特徵的文化南限也就隨之向北退縮，而停留在當地的人群則逐漸發展起適應温凉氣候環境的以大中型打製及磨製石器爲特徵的文化，並最終形成了以旱作農業爲基礎的黄河文化帶。這個過程的初步完成可能在磁山、裴李崗文化之前，但以後黄河流域文化北進的趨勢並没有完全停滯，恰好發生在從仰韶文化開始的“氣候最宜期”[9]時的紅山文化的崛起，當是這一事件的佐證。在這個適應過程中，對氣候環境變遷最敏感的也許首先是人們文化中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的部分，即舊有的包括石鏃在内的工具及其製造技術體系首先被新體系替代，而帶有習慣勢力色彩的陶器其變化過程的完成可能滯後了一段時間。例如，我們在老官臺、磁山、裴李崗、後李等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中皆發現相當數量的深腹罐形器，它們和流行於北方地區的筒形罐應當有淵源關係，甚至流行於北方的之字紋在裴李崗等文化中也有發現。與其説這類與北方文化相同的因素是受其影響所致，反不如將它們理解爲曾經是大北方文化的普遍因素的孑遺。如果這個假説在將來獲得證明，相信關於X鏃起源及其以後一段時間裏的問題也會順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最後，我們討論一下M鏃的起源問題。如果從磨製技術角度考慮，很容易將其起源和華北乃至更南方地區的磨製石鏃聯繫起來，特别是如果稍微宏觀一點看，中國境内的磨製石鏃幾乎是人類史前文化中的唯一現象，則更容易得出兩者有着同一起源的認識了。但是，除了最後成型的磨製技術相同以外，在目前的資料中還找不出有關兩者同一起源的更多支持。在和M鏃分佈地域隔渤海相望的所謂海岱文化區中，已知最早的石鏃資料是出自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10]大汶口文化劉林期地層的一件標本，係一件扁寬體、孤形刃短梃石鏃，其形態不同於東北地區的M鏃，年代亦較後者之起始年代晚。在當地較早的北辛文化[11]中，雖未見石鏃，骨蚌質鏃中却有與之類似的標本，暗示它和東北的M鏃有不同的起源契機。在當地石鏃以後的演變中，寬體帶梃鏃始終是主流，而與M鏃的演變譜系迥異。事實上，目前已經知道的最早的中原乃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磨製石鏃的年代和大汶口文化者都差不多，均不早於B. C5,000年，並且各地的早期資料基本爲扁寬體鏃，以後的演變也都以帶梃鏃爲主流，從而構成另一個和東北地區的M鏃分佈圈對峙的磨製石鏃的文化圈。這兩種石鏃明確的交流約開始於小珠山文化中層期，郭家村遺址下層出土過若干寬體帶梃鏃標本[12]，以後時期裏，在遼東發現山東史前文化風格的磨製石鏃的例子不絶如縷，這當然和山東地區文化向北方的滲透有關。不過，南方係磨製石鏃對北方地區的影響也就到此爲止了，它既没有播散到更遠的地區，也没有給北方地區的石鏃製作技術帶來根本性改觀。因此，鑒於M鏃和南方磨製石鏃的對峙態勢以及我們在前一節分析中指出它與Y鏃的相互關係，使我們有理由相信M鏃是東北史前文化中的一種土著現象，有關它起源乃至整個演變的原因，都應當在這個背景文化中尋找。
1993年5月一稿
1993年10月二稿
表a 松嫩平原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注：本表中間一欄皆調查資料，文化面貌較雜亂，單列，供參考。
表b 三江平原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注：小南山石鏃總數17件，各型别數目不詳。
表c 松遼平原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表d 新樂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表e 遼東地區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注：雙砣子遺址的二期遺存不是遼東土著文化的可能性極大，故表中未予統計。
表f 遼西至冀北地區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表g 河套及附近地區遺址出土的石鏃與石器統計表
本表説明：
統計表的作成主要遵照這樣幾個原則：
1． 本表按地區（文化）的編年按排。這一編年系統的建立，請見本文第二章。
2． 本表只統計了石器，是因爲考慮到有機質的骨角器易受埋藏環境的影響，會導致數量方面發生較大偏差。
3． 在石器中，本表只統計了工具，那些一般不被視作工具的飾物、藝術品等，没有統計。石核、石片等石器製作過程中産生的廢料未予統計，可用於複合工具的石葉在多數遺址没有統計數字，只好不予統計。又，漁獵工具中除石鏃單計外，包括矛、網墜、刮削器、尖狀器、石球等，農具有鏟、耜等生産工具及磨盤、磨棒等植物性食物的加工器具。手工業工具和分類性質不明的器具一并計入其他一欄。
由於涉及地域較大，各種報告中石鏃及其他石器的分類標準也不統一，例如有些報告中把Y鏃記爲尖狀器等。本表統計數字是筆者儘量根據報告提供的綫索重新分類的結果。由於這一工作涉及遺址頗衆，限於篇幅，不再一一指出。儘管經過重新分類，本表的結果也絶非精確。筆者目的只在於通過本表大致表現出以石鏃爲中心的石器群因時因地的變化趨勢。
4． 統計數字闕如的資料以“?”號記之，無法進行比例計算，殊爲遺憾。
5． 遺址名後帶∗號者爲調查採集資料。
[1] 1. Boule M. et al: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lnstitut de paléontoloqie humaine Mémoire 4.1928, Paris.2．寧夏博物館等《1980年水洞溝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87年第4期。
[2] 加藤晉平《石刃鏃について》, 《物質文化》1963年第1期（日文）。
[3] 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4] 1．安志敏等《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2．半坡博物館等《陝西大荔沙苑地區考古調查報告》, 《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
[5] 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 《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
[6] 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縣柿子灘中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1989年第3期。
[7] 王向前等《山西浦縣薛關細石器》, 《人類學報》1983年第2卷第2期。
[8] 蓋培等《虎頭梁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4期。
[9]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10] 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户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 《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12] 同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