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了解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有利于“知日”

提起日本的天皇，中国读者的脑海里大致会浮现出两个标志性的印痕：其一为日本的“天皇”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不同的只是称呼；其二为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间，曾经发动了包括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乃至美国的战争，用日语的表述是“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不过，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裕仁天皇既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战犯，又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正是这两个标志性的印痕，给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疑问和困惑。比如，中国出现皇帝一事，时间、地点、人物明确，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志得意满，感觉自己功盖“三皇”“五帝”，于是像今天流行的“互联网+”一样，把三皇的“皇”字与五帝的“帝”字加在一起，新创“皇帝”这一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然后，他再把自己称为“始皇”，把以往达官贵人都可以使用的“朕”归为己有，从此拉开了“中国两千年皇帝史”的序幕。

相比之下，日本的“天皇两千年历史”就显得模糊、暧昧，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天皇的起始人物，到天皇的起始时间，史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像中国汉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身遭奇耻大辱，仍感责任在身，继承父志研究历史，在皇皇“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写出《秦始皇本纪》，梳理出历史的“铁案”。

接下来的话题就应该是日本天皇究竟起于什么时间，以及其首任天皇到底是不是来自中国的徐福。胡炜权先生在这本《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中一一做了正本清源性的回答。

“日本”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似乎谁都可以聊日本，也谁都可以调侃日本，更是谁都可以“骂”日本。但是，出自“键盘侠”与“愤青”的“聊日本”，与出自“精日”与“吹日”的“聊日本”，都有一种缺乏理性和知识的共同弱点。“骂者”是“痛骂”到底，无所不骂；“吹者”是“吹捧”上天，无所不吹。我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让“骂日者”和“吹日者”都能够心中有货、腹中有底。《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无疑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两千年日本天皇史的起始时间有待商榷，起始人物也有待探讨，但“天皇”的称呼源于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这应该是没有太多疑问的。这一点，应该是“中国皇帝制度”与“日本天皇制度”可以比较研究的重要地方。

一位日本学者酒后对我说：“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想追赶中国，但是总觉得中国的变化太大太快，日本的速度跟不上。”他还举出这样的例子，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设立了36个郡县，以郡县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日本后来学习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设为“都道府县”（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和京都府，以及43个县）。可是，当日本地方政府主要为“县”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改叫“省”了，制度之更新让日本望尘莫及。他还举例说，中国在隋唐时期形成“三省六部”这样的中央官僚体制，日本派出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中国，并把自己的中央政府机构部门都叫作“省”。谁料，进入民国之后，中国把中央政府机构都称为“部”，日本则依然称为“省”，不知道是追好还是不追为好。

其实，这样的困惑在日本天皇史上同样存在。日本天皇历史上，出现过中国的“骨灰粉”，也出现过“去中国化”的天皇，更出现过要与中国皇帝谋求“平等”的天皇，甚至出现过日本要帮助中国恢复“帝制”的举动，以致最后有日本天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皇帝史中，有不少“日本元素”；一部日本天皇史中，更有深刻的中国影响。若不对此加以了解，都是一种缺憾。

2019年是日本新天皇德仁继位的一年，也是日本启用新的年号——“令和”的一年。我从1988年开始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已经学习、生活、工作了31年。其间，日本经历了裕仁、明仁、德仁三位天皇，我经常调侃自己是“三朝元老”。裕仁天皇去世的时候，我到皇宫外面观察过排着长队的人们吊唁“记帐”；我曾经受到宫内厅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纪念明仁天皇生日的活动；我也曾经应外务省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德仁天皇的继位活动。这种近距离的观察，让我认识到日本天皇的“个性”。而将日本天皇“去概念化”，也是《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作者的用心之一。

如今，我们常常讲要“知日”，也就是了解日本。在我个人看来，“知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知”和“日”这两个字上下叠加，就是一个“智”字。因此，“知日”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对方，也是增加自身智慧的有效途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孙子兵法》所强调的“知”，是为了战争；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知”，是为了中日两国永久的和平。所以，我要推荐《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这本书，因为它在促进“知日”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9年12月1日于东京“乐丰斋”

蒋丰（著名旅日社评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