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与先生

1922年，北京的电话还很少，一本电话簿几乎涵盖了整个城市的用户号码。17岁的溥仪心生好奇，按照电话本上的电话号码一顿狂打，因为庄士敦与胡适有来往，还给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所以溥仪便给胡适打电话。据溥仪回忆，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胡适

溥仪：“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你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溥仪：“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胡适：“宣统？是皇上？”

溥仪：“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瞧瞧吧。”

这天是1922年5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为何选择五月初二这个日子，胡适在日记中特意注明：宫中逢二休息。

胡适之所以没有答应溥仪次日进见的请求，是因为胡适是一个细心人。他知道，在对宫中及溥仪近况不太了解的情形下，贸然进宫、仓促见面，可能会出现尴尬。5月24日，胡适登门拜访庄士敦，详细询问宫中情况与溥仪的生活。庄士敦告诉胡适，宫中情况比较复杂，一班老人对小皇帝限制很严。但皇帝本人近来“颇能自立，自行其意”，试图摆脱宫中约束，比如自己剪辫子，自雇汽车去医院探望病重的老师陈宝琛，读你的《尝试集》和《文存》。包括这次要见你，连我都不知道。庄士敦还告诉胡适，他因为给宣统教授英文，又处处维护宣统，也引起宫里一些人的排挤，他想辞职，但宣统不同意。经过了解，胡适觉得小皇帝还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见一面还是有意义的。

5月30日上午11时许，溥仪派人到胡适家接胡适。关于两人见面的细节，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胡适日记中写道：

我们到了神武门前，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通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他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少年溥仪

日记中提到的白情，指诗人康白情；平伯，指新文学青年俞平伯。胡适主要是回答溥仪的提问，主题是文学，中间还谈到溥仪出国留学的事情，胡适当然是支持和鼓励的。

关于这次胡适见溥仪，新文化界反应正常，没有人感觉震惊。新闻界如《大公报》《申报》等只作为新闻发表，未加评论。北京《晨报》发表了《胡适为帝者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胡适请求免跪拜》评论，前者说胡适见溥仪是想做皇帝老师，后者说胡适见溥仪前请求免去跪拜礼仪。有些小报甚至渲染胡适见溥仪时行了跪拜礼。一时，真假难辨，谣言四起。7月23日，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把当日的日记公开发表，并对某些舆论混淆视听谈了自己的看法。胡适指出：“这是五十日之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胡适告诉读者：“我没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文章发表后，风波平息。胡适依然与溥仪保持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