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重点工程推动中国现代化战略走向全面发展

在经历了恢复与起跑阶段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终于迎来了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这是一个与世界发达城市比翼齐飞的新天地。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终结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论争，使一般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逐渐淡出或退居二线，为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

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固然有矛盾冲突，前者直接改变了人口、资源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必然导致乡村与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固有矛盾与差别进一步升级。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周围，共环绕着3 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又如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与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18.9%上升至2002年39.1%同步发展的，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 000万上升到19 300万人。但都市化进程作为吸收了城市化进程全部精华的新形态与辩证发展的更高环节，本身就是后者内在本质与目的的直接体现、感性表达与更高层次的实现，因而两者又有着根本上的统一性。一方面，没有城市化进程在人口、资源、资本与信息等方面造成的高度集中（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作为其高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充足的基础与条件。另一方面，率先发展的中国当代“大都市”与“城市群”也不负所托，并切实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主力军的双重使命。以中国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11个城市群为例，其国土面积为全国的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就分别达到全国的30%和60%。以长三角的最新数据为例，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46 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总产出的产业密度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4 256万元，其平均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多。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已成为增强中国综合实力与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没有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概念。正是在21世纪以来“大都市”与“城市群”振聋发聩、响遏行云的拔节声中，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百年命运多舛的东方巨人正在迅速地成长现实中的大力士。

“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对于改变城市化进程的“穷过渡”思维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在不少方面已可与世界顶级城市相媲美。以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例，2007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5.6亿吨，连续三年位居全球首位，其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 615.2万标准箱，跃居全球第二位，浦东国际机场货运量跃居全球第五位。以上海的公共卫生建设为例，据上海市卫生局2007年公布的数据，上海市婴儿死亡率为3.00‰，孕产妇死亡率为6.68/10万，均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29岁，表明上海的妇幼保健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又如当下人们最关心的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2006年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5 405.1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北京市全年GDP的比重已达到70%。上海第三产业2007年实现增加值6 223.83亿元，增长15.2%，增幅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1.9%，并首次超过了二产的增幅。由此可知，率先发展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如当代中国的一道新万里长城，既对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现实地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努力开拓与进取。

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与最有力的支撑系统。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发育不足主要是它们在经济上与世界城市群已达到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而发展不全面主要是指城市物质生产与城市社会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优越的物质条件与城市基础设施为都市人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文明素质、道德水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欠缺与不足，使中国率先发展的都市化地区并未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如何从粗俗的欲望满足与低级的物质享乐中超越出来，避免在发展中重蹈“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的“罗马化”覆辙，是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中国要在未来50年的时间内，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3名的行列，总体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10名……”在未来的40年左右的时间内，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进入真正的攻坚与飞跃阶段。无论是要直面总纲揭示的六大挑战——中国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在未来50年内的相继来临；中国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社会公平的全面实现，还是践行总纲提出的七大回应原则——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全力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需求；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和生态服务能力；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可持续发展瓶颈的突破；始终调控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与“城市群”都承担着重如泰山、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还可以预言，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都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在下一个30年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