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

在国外观察家看来，对一种文化中的自我修炼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虽然修养的方法显而易见，可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事儿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吊在挂钩上？为什么一定要专注于丹田？为什么要让自己过着过于简朴的生活？为什么只专注于一种苦行，却对别人认为重要的、应该修炼的东西置之不理，比如对某种冲动进行控制？特别是那些在自己国家里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修养方法的观察家，当他们来到一个对行为修养异常重视的国家后，很容易产生误解。

美国人不具备自我修养的悠久历史，自我修养的方法也不多。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必要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进行锻炼，从而达到目标。但是，要不要进行修养训练，则取决于一个人的理想、良心，以及所谓的“职业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例如，为了成为足球运动员，可以接受严格的训练；为了成为音乐家，或者为了获得事业成功，可以将所有娱乐抛诸脑后。良心会让一个人放弃邪恶和轻率的念头。

对美国人来说，自我修养这门功课与做算术不一样。他们不会考虑特殊事例，只会把自我修养作为一种技术加以练习。他们掌握的修行方式大都是由欧洲教派的领袖，或者专门传授印度教修炼方式的印度教牧师（swamis）教的。在今天的美国，已经看不到那些由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 Theresa）或圣胡安（Saint John）传授和实践的默想式与祈祷式的宗教修行方式。

浮世绘《剑道武士》

日本人是一个注重“自我修炼”的民族，这一点来源于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画中是一位典型的剑道武士。虽然冷兵器在当代已经推出了战争的舞台，但日本人对这项技艺仍然视如珍宝。他们认为，练习剑道对于提升个人的体力、意志都会有很大帮助。

在日本人看来，不管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人，哪怕是贵族，除了要学习考试规定的内容，还要进行自我修养训练。不管考试成绩多好，不管剑术多么高超，不管礼貌多么周到，他们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者其他社交活动，专门进行自我修养训练。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一种神秘的修炼。事实上，并非所有日本人都要接受这种修炼。可是，对他们来说，有关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活动，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使对于那些从不修炼的日本人也如此。在日本各个社会阶层中，几乎每个人都会用日本文化中流行的那套自我克制理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培养能力，二是比培养能力可以给予更多东西的修炼，我将之称为“圆熟”。在西方人眼里，这两种自我修养训练差别不大，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却有差别。它们的目标不同，能够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它们的依据不同，能通过不同的外部标识加以识别。对能力的培养，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列举了不少事例。例如：一位日本陆军军官谈到士兵们平时的演习经常长达六十多个小时，而在这个过程中，休息时间仅仅只有十来分钟时，说，“他们已经会睡觉了，现在需要锻炼的是不睡觉”。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一种极端要求，它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培养一种行为能力。但是那位军官讲的是一种被日本人公认的行为准则，即精神驾驭术，认为人的意志可以驾驭几乎能忍受一切的肉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牺牲健康，并且对忽视了健康、肉体就会被伤害的原则不予理会。日本人的“人情”几乎全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他们认为，不管健康条件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是否允许，更不管肉体是否经过特别培养和训练，肉体的要求都要服从于人生大事，即为了发扬日本精神，每个人都可以任何形式的自我修养为代价。

不过，这样叙述日本人的观点也许有点过于武断。因为，在美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不惜以任何自我修养形式作为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的意思通常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并且含有“用一切办法自我克制”的意思。美国人认为社会化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从小进行自我修养训练，不管是由外部环境强加的，还是由他们内心自发产生的，不管他们是主动接受，还是由外界权威强迫他们接受，都必须如此。自我修养训练要求抑制一些欲望，欲望受抑制时，内心可能并不会满意。可是，为了自我修养必须做出牺牲。当然，强烈的反抗情绪也难免。这种观点不仅是很多美国心理专家的看法，也是父母教育子女时常要用到的人生哲学。孩子们到了一定时间就必须睡觉，孩子只要从父母的态度就能知道睡觉意味着自我压抑。在很多家庭里，小孩每晚睡觉都难免吵吵闹闹，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作为已经受到“训练”的美国儿童，他自然知道人都“必须”睡觉，但他还是会反抗。母亲会要求孩子吃一些必须吃的东西，比如燕麦粥、菠菜、面包、橘子汁等，然而，孩子往往对这些“必须”吃的东西持反对态度。孩子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认为，母亲说“对身体好”的东西一定是不好吃的。可是在日本却看不到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一些国家中似乎也看不到这种情况，例如希腊。对美国孩子来说，只要摆脱了家长对自己吃东西的限制，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在他们眼里，大人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吃想吃的、可口的食品，而从来不对自己说那些东西是否对身体有益。

可是，西方人在睡眠和食品方面的观念，与他们关于自我牺牲的观念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在西方人的道德标准中，父母要为孩子付出，妻子要为丈夫牺牲事业，丈夫也要为家人的生计奉献自己的自由。他们认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必然会自我牺牲。这种社会也是存在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与道德体系中，父母一定会疼爱孩子，女性更沉迷于婚姻生活，为家人的生计奔波的丈夫也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像做猎人或者当花匠等。这是自我牺牲吗？自我牺牲的概念基本上就没人承认，只不过社会一直都在这样强调而已，人们也几乎一致同意按这样的解释生活。

如果美国人认为做某件事是在为别人牺牲，那么在其他民族的人看来却是在互相交换。在这些文化体系中，会把替别人做事当做是一种投资，并相信自己日后能得到回报；或者因为以前也曾受制于人，此时做的只不过是在做等价的回报。在这些国家，有时就连父子关系也是这样。父亲照顾年幼的儿子，在父亲的晚年，成年的儿子又照顾父亲，以此作为回报。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每件事情的关系类似于履行一种民间契约，通常要求双方保持“对等”关系，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承担“服务”的义务，等等。只要对双方都有好处，谁都不会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对日本人来说，为他人服务同样要求对等关系，即要在等级制关系中承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自我牺牲”在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于在美国人道德体系中的地位。日本人通常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认为，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对自我的压抑。有一个日本人曾对我说：“那些被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自愿做的，或者认为那样是对的，并不会为此遗憾。无论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的牺牲，都不会认为这是在自我牺牲，而认为这是在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回报。”日本人往往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他们拥有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则受到传统道德观中有关相互义务的强制力的阻碍。而这种感情在美国那种充满着个人主义竞争色彩的国家处处可见。

所以，如果要了解日本人自我修养的习惯，就必须对他们“自我修养训练”（Self discipline）的概念进行彻底剖析，并完全舍弃美国文化中有关“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在日本人看来，要成为优秀的运动员需要进行训练，就像打桥牌一样，并不以为这样的“活动”是一种自我牺牲。当然，日本人的自我修养训练非常严格。婴儿刚诞生时，虽然“幸福”，却还不具备“体验人生”的能力。只有经过了精神训练（自我修养训练）后，才能够生活得充裕，并从中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这种说法经常被翻译成“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日本人还认为，修养能锻炼人的丹田（肚脐之处，人的自制力所在的地方），能够让人生变得更加开阔。

浮世绘《抗争》

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加强调自我修炼带来的好处。他们认为，自我修炼可以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加强，使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强。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或是危险时都能无所畏惧、应付自如。

为了改善驾驭生活的能力，日本人也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训练。在最初进行自我修养训练时，也许会让人难以接受，但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会消失，而且自我修养训练的人最终也会沉浸在乐趣中，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会放弃自我修养训练。学徒要在商业中发挥出色的作用，少年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会适应婆婆，等等。最初，因为不习惯新要求，可能想逃避这样的训练。此时，父亲就会教训他们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如果你想体会人生，就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如果你现在放弃了，你今后的人生一定不会愉快。到了那时，如果你陷于这样的处境，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我是绝对不会袒护你的。”按他们的说法，自我修养训练就是要将“身上的锈”磨掉，将自己变成锋利的刀。这才是他们希望的。

日本人之所以强调自我修养训练是一件有益的事，并不意味着日本道德规范中的那些极端行为不会对他们造成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不会使他们产生攻击性的冲动。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美国人能对此表示理解。为了打好牌，桥牌选手既不会抱怨自己的“自我牺牲”，也不会为了成为专家而把花费的时间当做是对自己的“压抑”。不过，美国人认为，下大注赌钱时，或者在争夺冠军的比赛中，往往会由于精力高度集中导致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日本人显然也遇到过同样的事。但是，由于义务背后的强制力，以及坚信自我修养训练对自己有利，所以，美国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日本人则很容易接受。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重视自己对某件事或某种行为是否能够胜任，他们不会为自己找借口，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时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别人。日本人更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因为没有得到“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经常沉湎在“自怜”中。通过自我修养训练，日本人比美国人更注重自己“身上的锈”。

收割

日本人从孩童时代起就要接受“自我修炼”式的锻炼，并且这种修炼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就像照片中的这两个日本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男孩在费力地捆扎着稻草，女孩则面带疲惫地背着最小的孩子看着哥哥。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就是“要学会自己体验人生”。

与培养能力相比，“圆熟”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有关这种自我修养训练的技巧，如果仅仅阅读日本人写的相关专著，西方人很难理解。但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似乎又并不怎么重视。有时，西方人把日本人的这种行为称为“怪癖”。有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日本人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无视常识”，还说那些讲究修养训练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禅宗，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但是，日本人试图通过自我修养训练达到的人生目标，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阐明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

日语中有很多词汇可以用来表达那些经过自我修养训练后，达到“圆熟”的精神境界的人。这些日语词汇有的用于演员，有的用于宗教信徒，有的用于剑术家，有的用于演说家、画家或茶道宗师。这些词汇通常有同样的含义。这里仅举一个词来说明：“无我”。“无我”是禅宗用语，在日本上层阶级很流行。“无我”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在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没有任何障碍”，而不管那是出于世俗经验，还是出于宗教经验，都仿佛从阳极放出再流入阴极的电流。对那些还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来说，意志和行动之间仿佛隔着一块绝缘板，这一障碍被日本人称为“观我”、“妨我”。经过特别训练后，这种障碍能消除，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基本上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好像能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要人为控制的电流一样。在日语中，这种境界被表述为“一点”（0ne-pointed），就是指行为和行为者内心描写的完全一样。

在日本，哪怕仅仅是普通人，也要努力通过训练，让自己达到“圆熟”境界。英国人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1iot）是研究佛教的权威，他谈及自己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来到东京一位著名传教士的住处，要求当一名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想坐飞机。于是，传教士让她说说坐飞机和当基督教徒究竟有什么联系，她说，因为她听说坐飞机的人需要有一颗镇静的、遇事不会慌乱的心，而这种心境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达到。同时，她认为基督教是宗教中最好的，所以她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会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起来，有时甚至还会把“镇静、遇事沉着”和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等联系起来。在日本人看来，在自我修养训练中培养“一点”（集中、专注），对他们从事任何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在世界其他一些文化传统中，人们也注重自我修养训练。不过，日本人的训练目标和方法与众不同。在他们的修养方法中，有很多来自印度瑜伽，这就更有意思了。今天，日本人自我催眠，让自己全神贯注，驾驭五官的技巧，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瑜伽修行方法类似。日本人很重视“虚灵”，即心中不想；重视“体静”，即身体不动；重视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并对某一选定的象征全神贯注。在日本人的训练中，仍旧使用一些来自印度的术语。但是，除了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自我修养训练与印度人的自我修养训练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印度瑜伽是一个古老的宗派，极端崇拜禁欲苦行，并认为这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在他们看来，人除了这种解脱（“涅槃”），不再有任何其他解脱之道。人欲是一种障碍。只有通过饥饿、受辱、自我苦修才能消除人欲。依靠这些手段，每个人都可以超凡入圣，获得灵性，并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注重摈弃肉欲的世界，以及逃脱人间的无边苦海，同时也能帮助人们掌握对灵性的控制能力。他们认为，越极端的苦行，越能够缩短达到目标的路程。

可是，我们在日本看不到这样的哲学。虽然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然而，轮回和涅槃从未成为日本民众信仰中的一部分。虽然仍有少数日本僧侣信仰轮回与涅槃，但是民间的习俗和广大老百姓的思想几乎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很少有日本人把鸟兽虫鱼当做人的转世而不允许杀生。在他们的葬礼和婴儿诞生仪式中，也没有与轮回相关的思想。一些高僧断言：达到涅槃的人就是顿悟的人，也就是说此时此地，即使大自然中的松树与野鸟也可以涅槃。日本人对死亡后的世界不感兴趣。日本神话主要讲述神的故事，而与逝去的人无关。日本人甚至对佛教中有关人死后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也持批判与拒绝态度。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即使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也能成佛。日本人把自己供奉在家中的祖先灵位称为“佛”，而这在信仰佛教的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日本人将死者称为“佛”，或许我们能够理解，像他们这样的民族，肯定不会追求涅槃这样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能够成佛，那么，自然就没有必要终生苦行，让肉体受苦，从而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

日本人并不认为肉体与精神水火不容。瑜伽修行是为了让人消除欲望，因为欲望存在于肉体中，可是日本人不这样认为。在日本人看来，“人情”（烦恼）并不是什么魔鬼，感官享乐也属于智慧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日本人的感官享受必须让位于人生的重大义务。日本人用瑜伽进行训练时，也将这一理念发展到极端。他们不仅排除了自虐苦行，也并不禁止欲望。“顿悟者”被称为“隐士”，过隐居生活，但他们仍然有妻子，并与妻子居住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娶妻育子与超凡入圣根本没有任何矛盾。在日本佛寺中，僧侣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人不接受灵肉水火不容的说教。“顿悟”了的人在修行和过朴素生活的同时，也并不会破衣褴褛，或者放弃一切享受与快乐。每天还可以看见日本的圣人们吟诗、品茶、观花、赏月。如今，佛教禅宗甚至还帮助信徒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在印度进行瑜伽修行的人相信通过修行可以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日本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不管是原始民族，还是穆斯林，或者在印度修行瑜伽的人，或者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虽然其信仰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说自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体验到了“人世没有的”喜悦。虽然日本人也有类似“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可是他们并不特别相信并热衷于这一点。

日本佛像

日本禅宗来源于中国禅宗，其大体宗旨是“众生平等，皆可成佛”以及“顿悟成佛”等思想。所以一般在日本的禅寺里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许多罗汉像或佛像。

这非说日本人不会入定，不会冥想，他们也能入定和冥想，但他们仅仅把这种境界看做是对“一点”的修行方法，而不是把它看做“超凡入圣”。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修持中，人们会说入定时人体五官会停止活动。可是，日本佛教禅宗却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非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在心里，经过训练后，第六官就能够支配人体五官。人的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听觉，都要在入定时接受特殊训练。日本佛教的禅宗修行者在训练时，有一种练习是要能够听到无声的足音，并且能够准确跟踪它；或者能够在“三昧境界”中分辨诱人的美味。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都是为了“辅助第六官”，人必须在这种境界中学会让自己“各个感官变得敏锐”。

对任何一种重视“超感觉”经验的宗教来说，这种现象都是例外。即使入定时，禅修的人似乎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在那些著名的日本佛教法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阐述，其中最精彩的是高僧道元。十三世纪时，他创立了曹洞宗。今天，曹洞宗仍然是日本佛教禅宗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他谈到自己的顿悟时，说：“我只知道眼睛横在鼻子上……（在禅的体验中）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像大自然中的时间会自然流逝一样，犹如日出于东，月沉于西。”除了在训练中培养能力，一些日本禅学著作也不相信“入定”还能够传授其他能力。有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通过瑜伽训练的人，认为冥想可以帮助自己获得超自然能力，但是，日本佛教禅宗并不相信这种荒谬的说法。”

日本人就这样抹杀了印度瑜伽修行的各种观点。他们只把瑜伽作为修行方法，并试图以这种途径修炼自身，并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日本人知道，为了能够达到“圆熟”的境界，就要想法消除人与行为之间的障碍，他们知道如何消除这种障碍。他们就靠这种“自力更生”的方式训练自己的修养，从中得到的回报是能够恰到好处应付各种局面，并能够对肆意妄为的自我进行控制，做到不急不躁不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保持镇定。

浮世绘《慈悲下的屠刀》

佛教的种种修行方法本来就是为了同一种目的，即成佛。但是日本人——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日本人却都可以从佛教的修行方法中找到灵感，各取所需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是杀人这种根本违反佛教价值观的行为。就如同这幅画中所显示的：杀人者身披带有代表慈悲的观世音字样的白布，手里却捧着血淋淋的人头。

这种训练不仅对修持的僧侣有益，对武士也有好处。过去，日本武士几乎都把禅宗当做自己的信仰。日本人并不靠这种修炼方法追求“神秘”的体验，而是靠这种方法训练武士单枪匹马地作战，在世界其他地方和民族中，几乎见不到这一现象。自从佛教禅宗在日本产生影响以来，情况一直如此。十二世纪，日本佛教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兴禅护国论》。

日本统治阶级用禅宗修行的方式训练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大学生，以图达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就像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的那样，在中国佛教禅宗史上，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一天禅宗竟然会传到日本成为军事训练中的手段。“禅宗也和茶道、能乐一样，传入日本后，完全演变成了日本式的文化。我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的动乱中，像这样主张从内心深处直接体验，而不是以冥想方式从经典中寻找的神秘教义，竟然会在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中流行，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在日本武士阶层中，还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日本有很多教派，包括佛教与道教，都非常重视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等修行方法。有些教派甚至把这种训练成果看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这些教派的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之上，意思是要依靠他人，即仁慈上帝的帮助。但有一些教派，尤其是禅宗，却主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自己。禅宗教导人们说，潜力存在于人的内部，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使潜力增强。日本武士发现这些教义更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还是作为政治家、教育家，武士都必须从事这类“工作”，就是以禅宗的修行方法强化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教义中说：“禅所求的，就是要在自己身上发现可以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除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孽障，……但是，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获救。”

任何探索真理的人都喜欢直接探讨真理。不管是佛陀的教导、祖宗的经典，或者神学，那些二手资料他们都不会接受。研究这些虽然并非毫无用处，但并不能让心灵灵光一现，只有灵光一现才可能让人顿悟。在一本禅语对答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弟子请求禅僧宣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好，可是弟子听了很失望，说：“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啊！”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的，只是它相信真知存在于经典和文献之外。你不是来求知的，你是来问经的！”

禅师们的目的是要教弟子通过求“真知”达到顿悟。这样的训练既有肉体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不管哪种方式，都必须在修炼人的内心意识中获得效果。剑术家进行训练时，先要经常练习基本的击刺技巧，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开始，他要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的地板，而脚下小地板却支撑着全身重量。然后，他脚下这块窄小的地板被逐渐抬高，慢慢地，剑术家就能站立在一根大约四英尺高的柱子上了，犹如躺在庭院中一样舒服。当剑术家能够坦然站在柱子上时，就能够得到“真知”并获得“顿悟”。此时，剑术家的心也顺从了他的意志，不再感到眩晕，也不会再从柱子上摔下来。

日本人的这种“立柱术”是对人们熟悉的西欧中世纪时期，圣西蒙教派的“立柱苦行术”做的改造，并使它成为适合日本人的、有目的的自我训练方法，而不再被当估苦行。不管是以禅宗的方式训练，还是农村中的一些行为习惯，日本人对各种肉体训练方法都做了“精心”改造。在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中，有一些修行方法是，让修行者潜入冰水中，或者站在山涧瀑布下修炼。这些修炼有的是为了使肉体得到锻炼，有的是为了祈求上帝怜悯，有的是为了能够进入一种恍惚状态。日本人对耐寒的苦行方式有一种特殊偏好，要么天亮前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中或站或坐，要么在寒冷的冬夜用冷水洗澡，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我意识，直到感觉不到痛苦为止。对求道的人来说，要训练自己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冥想的能力。等到再也意识不到水的冰冷，或者再也不会对寒冷感到颤抖时，就“圆熟”了。此外，他们并不求任何补益。

镰仓大佛

禅宗的修行是向“内”的，即注重讲求自己内心的醒悟。这种方法在禅宗里有一个专有名称——自力，从字面上讲即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佛。照片中的大佛名为镰仓大佛，位于日本镰仓的西南部，是镰仓地区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它低头闭眼，双腿跏趺静静地坐着，一派沉思的样子，很好地诠释了禅宗修行的精神。

日本人对精神的训练也是一样的。在精神训练中，向老师请教，但老师绝不会对学生进行西式意义的“教育”，因为学生不可能从自身外学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学生讨论，但是不会对学生温和引导，并帮助学生达到新的智慧境界。在日本人眼里，越粗暴的老师，对学生的成材越有帮助。如果老师突然把学生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打翻，或者把学生摔倒在地，或者用棍棒敲打学生手指关节，学生就会像被接通了电流一样获得顿悟。因为老师这样做打消了学生的自我满足感。在日本僧侣言行录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为了让学生努力开悟，老师最喜欢用的方法是“公案”。“公案”的意思是“问题”。据说日本的佛教公案大约有一千七百多个。在《禅僧逸话》中，有的人为了解决一件公案，竟然会耗费七年时间，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解决“公案”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让人满意的答案。例如“设想孤掌独鸣”、“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等等。这样的“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也曾有过。日本从中国引进禅宗的同时，也把这种方法引了进来。但如今，“公案”似乎在中国已经绝迹了，可是在日本却成为修炼达到“圆熟”的重要手段。有关禅的入门书都非常重视公案。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中的老鼠”，或者像“想吞热铁球”的人，或者像“想叮铁块的蚊子”。思考“公案”的人忘我努力，最后，横亘在他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被除掉，犹如闪电一般，心灵与“公案”融合在一起，于是他“顿悟”了。

读了那些关于日本人精神高度紧张的描述后，如果还要在书中寻找他们想要得到的真理，一定会让人失望。日本有位名叫“南侯”的人用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以从下面几句问答中一窥真相：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学东西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而是如何用网捕捉鱼兽”。用西方人的术语说，他们学的是两难推理，“二难”都和题旨无关，其目的是要让人顿悟：只有打开了心眼，现存手段才能达到目标，一切才有可能，才不需要借助外力，而只需要反求内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为“敲门砖”。“门”装在人性蒙昧的墙壁上。这堵墙就是日本人的“耻感”。如果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能够进入自由的天地，于是，“砖”不再有用，自然不需要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后，日本人的道德困境就获得了解脱。为了修行，他们拼命钻死角，并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可是到了最后，他们却恍然大悟，原来在世界上根本没有死角。在“义务”和“情义”，“情义”和“人情”，“正义”和“情义”之间，并没有死角。于是，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获得了自由，从此开始充分“体验”人生。日本人达到了“无我”境界，他们的“修养”也成功达到了“圆熟”的目标。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曾经对禅宗进行研究，他把“无我”解释成“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即“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就“失去了自身”，即自己不再成为自己行为的旁观者。“顿悟”后，做学生的发现，除了目标和为实现目标采取的行动，一切都不存在，既不存在“观我的人”，也没有“作为用来衡量无知或不可知的灵体”。那些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人，只要对这样的表达方式稍作改变，也许就能更明确地发现日本文化的特征。在日本文化中，人始终如同孩子，他从小就要接受一系列有关自我修养的训练，并学会观察自身行为。他对别人的评价非常重视，并把别人的评价用来作为判断自己行为的根据。作为“观我的人”，他非常容易受到外界伤害，但是，只要他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并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自我”就不再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此时，他将不再对“自我”有意识，他会觉得自己的心性已经修炼成功了，就好像练习剑术的人最后可以站在一根大约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无畏惧一样。

浮世绘《新形三十六怪撰》

实际上，“无我”指的是一种忘掉自我的存在，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一件事情上的精神状态，这样做起事情来就不会分神，成功的机会就能大大增加。也因此，观我（过分的关注自我的感受）就成了达到“无我”的障碍。就如图中的这名武士，如果他还没有达到“无我”的状态，那么面对着恐怖的妖怪，他还能如此气定神闲吗？也许他早已成为妖怪口中的美餐了。

为了达到“无我”，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使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自我修养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真正学到的并非“无限的感受”，而是对有限的美，具有明确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感受。即他们会经过恰到好处的努力，学会调整训练方法，并刚好达到目的。

在日本，甚至连从来没有经过任何自我修养训练的人，也具有“无我”的体验。在欣赏能剧和歌舞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陶醉在剧情中而达到忘我境界，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失去了“观我”。此时，如果他手掌出汗，就会感觉这是一种“无我的汗”。轰炸机的飞行员在即将靠近目标投放炸弹时，也会产生“无我的汗”。此时，其意识中没有“旁观的自我”。负责发射高射炮的炮手在对敌机进行全神贯注的侦察时，他周围的世界似乎都消失了，也会出一身“无我之汗”，并失去“观我”。在这样的场合中，只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进入了修养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面这些概念充分告诉我们，在自我修养训练中，自我监督使日本人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不再受到这种来自“自我监督”的压力，也许就能感到自由，行为也将更有效率。在美国人眼里，“观我”和内心的理性原则是一回事。因此，美国人以遇事临危不惧，能够“保持机智”而自豪。但日本人要解脱自己身上的那种压力，就必须先让精神得到升华，将灵魂提高到“三昧境界”。我们发现，日本文化具有反复向人的内心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特征，但日本人对这一点总在力图辩解，并断言说：一旦心理负担消失，人的意识就会达到更有效的境界。

表达这种信条时，日本人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的眼里是这样）是对那些“就当死去而活着”的人大加赞赏。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翻译就是“活着的尸体”（行尸走肉）。对西方人来说，这句话让人讨厌。西方人说这话时，是指一个人已经死了，留在人间的只是一具没有活力的躯体。他们说“就当死去而活着”意思是这个人已经在道德修炼上达到了“圆熟”的境界。他们经常用这句话劝勉或鼓励他人。鼓励那些为中学考试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考上了。”鼓励那些商业交易的人，他们也这样说：“就当你已经死了，干下去吧。”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陷入了苦恼，感到人生没有希望，也时常以“当自己死了”的决心生活。日本基督教领袖贸川丰彦曾经在大战后担任贵族院议员，他在自传小说中写道：“他就像被魔鬼缠身一样，每天躲在房间里哭。他那突如其来的哭泣声歇斯底里。虽然他的痛苦持续了一个半月，但最后他的生命终于获胜了……‘我要带着死的力量活下去’……就当自己已经死了而投入到战斗中……决心当一个基督徒。”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喜欢说：“我就当自己死了，以报答天皇之恩。”这句话包含了一系列行为，例如出征前，先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磺岛上的土”，决心“要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那些以“无我”为基础的哲学也潜藏于“就当自己已经死去了那么活着”的人生态度中。在这种状态中，人不再自我监督，也消除了恐惧和戒心。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死人了，不再需要思考行为是否恰当。死了的人不用再考虑报“恩”，精神自由了。所以，“就当自己已经死了那样活着”意味着终于摆脱了人生所有矛盾和冲突，也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目标。‘观我’及其他所有让人恐惧的负担，已经不再横亘于自我与自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我在奋力追求，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态度也随之消失。现在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能剧

能剧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戏剧形式，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在随后的发展中又融入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杂技、歌曲、舞蹈和滑稽戏等。现在，能剧已经成了日本最主要的传统戏剧。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的文学作品为脚本，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组成。

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自己已经死了”的行为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其实是判断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也生动表明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心理差异。美国人指责没有良心的人时，通常指这个人在干坏事的时候不再有罪恶感。可是，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语时，意思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也不再受到束缚和妨碍。同样一个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却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人，是一个能完成最困难的工作、并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罪恶感是美国人行善的制约力量，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了，就不能再有罪恶感，就会变成反社会的人。但是，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按照日本人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们就会自然实践德行。于是，日本人才想努力修行，以求达到“圆熟”的境界，并消灭在自我监督中产生的“羞耻感”。他们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够消除，才能够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的冲突。

考察日本人有关自我修养训练的哲学，如果脱离了日本人在文化体验中的个人生活经验，就会成为不解之谜。日本人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是日本人身上的沉重的压力。如果要说清楚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以及日本哲学的真正意义，就要讲一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任何一种文化的道德规范总是代代相传的，不仅是通过语言相传，而且也通过长者对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局外人如果不对一个国家的育儿方式加以研究，就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在这章中，我们只从成人的角度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他们的这些观点了解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