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和平的烟雾
苏军不想撤走——毛泽东对和平乐观——明停暗打——中央命令林彪停火——占了营口丢热河——林彪告诉中央：和平是阴谋
11月下旬苏军强迫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所属部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大城市后，自己却按兵不动，毫无撤走的意思。12月4日蒋经国、张家趝乘飞机返回长春，与苏方交涉国民党政府的接收问题。他们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通报国民党政府将向长春和沈阳空运部队，建立政府机构，要苏方给予协助，特别是解除“非法武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表示同意后，就提出了条件：如果要求苏军在1946年1月3日撤退，国民党政府方面必须将东北接收完毕。否则，苏军就必须有军队驻在东北。苏方明知国民党当局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接收东北，便以此要挟，延缓撤军。
话题一转，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家趝谈起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家趝说：根据中国外交部1945年9月18日给苏联政府的照会，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工矿资产都要作为战争赔偿交给中国。苏军撤退以后，两国政府可以签订贸易协议，苏方可以派技术人员，可以在东北投资。马林诺夫斯基没有表态，但脸上很不高兴。后来苏方的经济顾问斯拉德考夫斯基向张家趝摊牌说：东北的工矿企业都是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东北最重要的154个工矿应由中苏共管。考虑到中国的主权，苏联可以让出50%的股份给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的资本。张家趝大怒，回答苏联顾问说：中国对于战利品的解释与苏方不同。动产可以作战利品，不动产不是战利品；实物可以作战利品，权利不能作战利品。双方谈判不欢而散。(1)
但是在苏联撤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却改变了立场，从要求苏军尽快撤走变为挽留苏军。国民党代表向苏方说明：他们的军队在向东北进军过程中，由于非政府军队的出现（指共产党军队）而受到很大困难。如果苏军按规定时间从东北撤退，国民党政府就要面对极为困难的局势。既不能把军队运到东北，也无法组织政府机构。所以请求苏军缓撤一个月，到1946年1月再走。这正是苏方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2)
中国的内战和苏军在东北延期撤军，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之所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向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保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但中国的和平不但没有到来，还有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中国不和平，美国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如果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美国朝野是不会答应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压制共产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被迫辞职。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修改对华政策，他认为，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帮助维持和平。在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方面支持蒋介石，但不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任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重建和平。在临行前的密谈中，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中国将出现分裂，苏联可能重新霸占满洲。那么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没有达到，美国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努力也是白费力气。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的分歧，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中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苏美两国外长还宣布：双方军队在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将尽早撤离中国。由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的中国大地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当马歇尔特使来到中国时，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欢迎。
从中共中央来说，在重庆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就都希望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尽管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但中共领袖们清楚，以我军现有的实力，还无法与国民党军队抗衡。解放区经过多年抗战，搞得很苦，急需一个和平时期休养生息。再打，人民也受不了。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在9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真愿和平。”(3)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会见时也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回忆，蒋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泽东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但是，毛泽东心里完全明白，离开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赫尔利强迫毛泽东答应蒋介石提出的缩编共产党军队的方案时，毛泽东忍耐着与他周旋。回到延安后愤怒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倒抱有乐观态度，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4)但是这些小范围内的谈话，毛泽东从未在党内公开过。
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步步进逼，我军又退出沈阳等大城市，中央就已经承认，东北已经无我独占局面。但是，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在东北据有一定的地盘，也是好的。12月10日，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电彭真，指示东北局改变宣传方针。提出，“不是表示完全拒绝国民党进东北，而是要求民主，实行地方自治，并主张建立地方联合政府。”“要求八路军也有驻东北之权。”(5)
当中共中央得知杜鲁门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赫尔利辞职的消息后，对马歇尔使华表示了明确的欢迎。1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说：“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注意：（1）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大的进攻；（2）在政协会议上宣传我党主张；（3）对在华美军和记者采取友善态度。(6)
中共中央对和平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重庆，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主动拜访，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同美、苏两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党的独立地位。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7)
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是表面欢迎，暗地反对。马歇尔来华，使他有所顾忌，总要给美国人作出些样子来。因为国统区还没有稳定，现在就打全面内战有一定困难。但是马歇尔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令蒋十分恼火。因为没有美军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蒋介石就无法将更多的军队运到东北。所以他表面上接受马歇尔的建议，与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暗中密电杜聿明，叫他抓紧向东北发动进攻。
杜聿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坐镇锦州，命令52军主力于12月24日冒着大雪向北镇和黑山进攻。当时林彪已经率领黄克诚、梁兴初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义县一带休整，北镇、黑山只有少数部队。看到敌人以优势兵力迂回包抄，我军没有进行抵抗，即主动撤离北镇、黑山。国民党13军军长石觉向杜聿明建议：“东北辽阔，交通便利，为防意外，最少以两个军由锦州、义县向热河，进迫匪之来路，确保后方交通。”杜表示同意，12月28日，13军主力沿铁路向义县进攻。敌人采取大迂回包抄，夜间接近，拂晓进攻的战术。使我军来不及做好防御准备。原来我军从锦州后撤时，曾彻底破坏了沿途铁路，炸了几座铁路桥。估计敌人有两个月上不来。谁知敌人使用机械化修路，不到半个月铁路就通了车。(8)当敌军在夜间向义县迂回时，我军因没有棉衣，夜里冻得出不去门，放不出侦察哨。直到敌军接近才知道，因而处于被动。在抵抗了一个白天之后，我军于黄昏时撤离义县。13军继续前进，12月30日进攻阜新。黄克诚要林彪先撤，林彪带领梁兴初师和黄克诚部的彭明治旅撤退到彰武、法库。黄克诚率3师余部退向通辽。这样，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下令兵分两路，52军南下进攻营口；13军由阜新沿铁路向西进攻朝阳、热河。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步步推进，在重庆的国共谈判也有了进展。共产党方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方面则不肯作出不进攻解放区的承诺。马歇尔为了表示他的公正，调和双方的提案，在1月3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个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一定好处，也都有不利之处。国民党不愿停战，更不愿将军队停在原地。对共产党来说，最不利的是国民党照样可以进军东北，我方在东北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但是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我方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权衡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来换取国内的和平。
停战之前，国共双方的斗争焦点是热河的承德。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一定要在停战令公布前夺取热河，这样就能切断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中共中央意识到热河的重要性，1946年1月3日电告在热河的程子华、萧克和林彪、李运昌：“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而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冀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均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为此而牺牲数千人的生命是完全值得的。”(9)
林彪对和平谈判表示怀疑。几个月来，他被杜聿明整得很苦，国民党军咄咄逼人，哪里有一点儿准备停战的意思？刚刚收到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准备把部队分散到各地开展工作。现在中央要他主动出击，这又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1月5日，林彪询问中央：
3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中央6日回电说：
国内和平有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是由程、萧部队担任，你在义县、阜新方面是钳制作用，但须由你们作有力之钳制。(10)
中央让打，林彪就开始集结部队，作好战斗准备。10日他向中央报告：“根据中央8、9日的情况，此间作战部队决定明天开始出动，向阜新、新立屯一带前进，消灭留在该地之敌一个师。尔后再以义州为目标向敌进攻，协同杨得志消灭向热河前进之敌。”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与此同时，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11)中央的态度是认真的，1月12日一天，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林彪、黄克诚连下三道命令：“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12)
对此，林彪是很窝火的。国民党进攻东北的部队现在已经分散开来，我军也集中了兵力，抓住战机打一仗，是很有可能取胜的。如果就这样停了战，国民党就能名正言顺地占领东北，我军则被捆住了手脚，谁占便宜谁吃亏是明摆着的。14日林彪怒气冲冲地给中央发报，提出了对停战协议，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有权向东北调动的八条疑问。其中有：“我驻军地区与城市，他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则岂不是很难发动群众？”“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无实行民主、民生的政策权，无发动组织群众之权，则顽一旦翻脸，我岂不无立足地区？”(13)所以，林彪是坚持要打一仗的。15日他请示中央：“以现在敌之分散情况，我们如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方法，消灭杜聿明全部，夺取锦州有充分把握。望中央速考虑，是否能让我们开始攻击。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中央当天答复：“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15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你们现在决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坚决消灭之。”(14)
在13日停战令生效前的几天里，国民党军抓紧时机抢占地盘。1月7日，国民党52军25师进攻营口，企图占据这个重要港口。敌军乘着大雪天气，我军防御不严，突袭营口西北的田庄台。驻守当地的我军第二纵队（吴克华部）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坚持了一天。但却没注意从辽河迂回过来的敌军。我军的2旅4团在副旅长指挥下前去增援，因雪深过膝，部队前进困难，又不了解敌情。副旅长带着指挥部人员到附近的大高坎村寻找友邻部队时，与敌人遭遇。除副旅长带警卫员逃出外，其他全部被俘。因敌情不明，纵队首长下令放弃营口，撤回海城。25师占领营口后，只留下一个营驻守，其主力部队乘火车北上准备接收沈阳。2纵首长查明情况，决心夺回营口。13日19时，二纵1旅1团向营口守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市公署为核心，占据附近的烟草公司大楼等几个制高点拼命顽抗。我军缺乏城市作战经验，两个连一齐往上冲。道路狭窄，人挤在一堆，在敌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下，伤亡很大。指挥员改变战术，让一个排占领纺纱厂，绕到敌军背后。敌军果然动摇，放弃了烟草公司大楼等制高点，全部收缩到市公署大楼内。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停战令开始生效。究竟还打不打？二纵首长果断决定，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把营口夺回来。14日凌晨2时，以1旅1团为主攻，2团助攻，从西、南两个方向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到楼下，两次爆破成功，敌人终于混乱起来，我军乘势冲上二楼，全歼守敌。拂晓5时，战斗结束，我军收复营口。(15)
但是承德方向却让国民党军占了便宜。杜聿明指挥13军主力和52军195师从义县沿铁路向承德进犯。由于前一段时间我军集中力量进军东北，在热河只留下了黄永胜的教导2旅两个团的兵力。1945年11月，当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带领延安干部从承德乘火车去沈阳时，已经发现这一带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他们打电报告诉中央，“从平泉到朝阳段的火车，很不安全。沿途各站无人负责，无兵警戒。”“沿途有些地方，有土匪捕杀人员，劫我武器。有的地方国特企图焚毁铁桥，如此种种阻碍干部、部队、武器输送及热河境内的治安。”他们警告说：“热河如没有必须的主力与新部队合编，剿匪肃奸，则土匪将为热察等地心腹之患。”(16)当时东北我军正在山海关与国民党军作战，无力顾及热河。锦州失守后，才让李运昌带两个旅的新部队去热河配合程子华同志的部队作战。国民党军队主力沿铁路西进，而我军则是在地上走。时值寒冬，平泉、古北口一带人烟稀少，又没有可靠的地方政权，我军寻找粮食、柴草都十分困难，加上土匪捣乱，新部队的士气低落，形不成坚强的战斗力。所以国民党军步步西进，我军步步后退。李运昌、黄永胜部的电台与林彪和中央的电台失掉联络达五天之久。13军在1946年1月5日占领朝阳，9日占叶柏寿，10日占凌源。这时杜聿明收到蒋介石密令，说停战令将于13日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必于停战令下达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于是13军和52军195师继续西进，李运昌的冀东12、14旅在平泉郊外阻击敌人。在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我军的新部队显然不是对手。13日平泉失守。当李运昌整理部队，再次向国民党军发起反攻时，国民党军以密集火力顽强抵抗。打到半夜，国民党军队阵地上突然挥舞白旗，军官高喊：“停战了，不打了！”李运昌只得停止战斗，撤离平泉。(17)
1月13日的国共停战，东北局上上下下都认为对我方不利。国民党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各大城市，我军却被捆住了手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4日彭真致电中央：“现停战令下，全国能和平对我甚为有利。但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能向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现华北、华中停战，敌又控制交通线，可自由将关内兵力运来。东北境内敌机动方便，而我则甚困难。”
林彪15日给中央的电报，对停战和平表示明显的怀疑。他说：“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方针。”“从目前所知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最后他警告说：“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18)
1月16日中央军委复电彭、林，对停战问题作了解释。电报说：“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对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准备战场，在顽军进攻时给予歼灭打击才能有利。经常注意掌握住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地位。营口、盘山胜利后，应巩固这一胜利，准备将来继续争取胜利的各种条件。”(19)
但是，林彪仍然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在15日向各部队连下两道命令：
各兵团首长：
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林彪
1946年1月15日7时
各兵团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
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林彪
1946年1月15日10时(20)
然后，林彪带上他的指挥部前往法库县以西的秀水河子，准备在那里迎击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
(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2)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页。
(3)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5)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 东总：《顽军进攻东北战斗材料》1945年11月1日—1946年1月13日。
(9)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0)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1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3) 四野战编室存电。
(14)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10月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6)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7) 参见李运昌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 《四野战史资料选编》，1960年7月编。
(19)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20) 《四野战史资料选编》，1960年7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