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复杂现实

1．亚太安全结构与安全关系错综复杂

当前亚太安全形势极为复杂。从“安全结构”上看，有如下特征：首先，该地区云集了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大部分军事强国以及现实和潜在的拥核国家（如果朝鲜核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三个方向都有核邻国的国家）。其次，该地区集中了中、美、俄三个主要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战略投射。第三，该地区集中了众多美国的双边同盟和准同盟。第四，该地区尤其西太平洋地区，是美国这个军事超级大国与中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军事强国战略力量交汇的主要地区。这种复杂局面，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从“安全关系”上看，形势更不容乐观。

首先，亚太是多重安全竞争关系并存的地区。

众所周知，亚太地区一直存在着各种安全竞争或“安全困境”，这些实在或潜在的紧张、竞争或冲突包括：朝鲜与韩国、朝鲜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俄罗斯与日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某些东南亚邻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由于本地区没有诸如北约或欧安组织（OSCE）之类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上述安全困境常常是导致许多地区“热点”的主要原因，例如朝鲜半岛、克什米尔、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竞赛等问题。显然，如何走出或至少缓解这类困境，对于中国和整个亚太的和平与发展都至关重要。

其次，亚太是中美战略矛盾高度集中的地区。

在中美这两个“纠缠的大国”⁽⁹⁾之间，有一些长期存在的分歧或争议性议题（如所谓4T问题，即台湾、西藏、贸易、技术），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构成的压力，中国科技现代化导致的太空、电子、网络等无形空间竞争，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摩擦，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多元化导致对美政策缺乏共识，以及众多涉及第三方的问题⁽¹⁰⁾），某些老问题也有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问题从地缘上讲主要集中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与亚太“领导权之争”。（2）在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的政治分歧。（3）军事安全上的不同关切，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4）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摩擦与竞争。（5）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与潜在冲突。（6）影响中美安全关系的多边国际因素与第三方问题。（7）在亚太安全秩序构想与策略上的差异。⁽¹¹⁾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美在全球层面尚能保持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主要分歧和对抗是在地区层面，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中美现阶段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关系总的来看是消极的，而且对抗性因素呈上升趋势。⁽¹²⁾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是中美正面临所谓“争夺权力和势力范围”的“修昔底德陷阱”。⁽¹³⁾这种论调当然本质上是一种美国话语，它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经验，体现的是西方战略文化与政治思维，在美国及其追随者当中颇有市场。尽管中国人并不认为这种“历史经验”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中国并没有任何主观意图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罔顾当今国际环境政治经济与技术环境的巨大变迁，把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崛起大国相提并论，实在过于牵强，甚至可以说别有用心，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投射能力的迅速提升，不可避免地会使美国产生危机感，中美在客观上确实可能形成地区影响力上的竞争关系，从而使亚太地区秩序，尤其是安全秩序的走向及其所依托的价值理念和主导力量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以及相关亚太国家的重要关切。

2．亚太安全秩序的多重模式

从“安全秩序”所涉及的制度、规范、运行模式和行动策略的角度看，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缓和以来的近50年里，亚太安全秩序至少由五种成分或五大模式构成：（1）均势稳定模式，即全区域层次和次区域层次上处于安全竞争关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或战略威慑。亚太全区域以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次区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均势”安全模式。（2）“霸权稳定”模式，即双边同盟与准同盟体系支撑下的美国霸权秩序。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五大正式军事同盟。在不同时期，美国还试图与越南、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建立或保持某种准军事关系或准同盟关系。（3）集体安全模式，即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在亚太地区的作用。（4）合作安全模式，目前为止主要体现为旨在建立信任、协调矛盾、管理冲突的众多双边或多边安全论坛、对话平台或合作机制。例如与东北亚问题有关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和“六方会谈”，与东南亚有关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与中亚有关的“上海合作组织”。此外还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等。（5）大国协调模式，即全球性或地区性大国之间在安全秩序问题上的战略协调与战略合作。

此外还可能有其他模式或成分。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前在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天下一统”模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已难有现实可能性。“安全共同体”作为另一种潜在的秩序模式和美好愿景，目前在亚太地区，包括次区域层面也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亚太安全形势异常复杂。不仅如此，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加剧这种复杂性：首先是权力政治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趋势。权力政治的回潮主要表现为向硬权力的回归，包括对物质性权力的崇拜、对军事同盟的强化、对军事实力的炫耀和使用。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则表现为与全球化的时代需求背道而驰，无视跨国威胁不断增多、非国家国际社会力量作用不断上升的基本现实，试图重新将国家推向世界政治的唯一中心、唯一主导地位。⁽¹⁴⁾与冷战后初期许多人的乐观估计不同，在当今亚太国际关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些非常传统、非常保守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行为（包括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强化而非弱化趋势下的相互疑惧与防范，以及自助、制衡、联盟、实力竞争甚至军备竞赛等种种努力的上升趋势），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权势转移过程引发或加剧的各种矛盾，包括中国与美日的矛盾，周边小国对崛起大国的安全防范意识；中国与周边关系出现政经分离的二元化趋势；朝鲜、台海、南海等与中国有关的热点问题，不同程度上都蕴含着冲突的风险。第三，与权力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关（同时也与区域内相关国家的战略认知与政策选择等主观因素有关），中美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呈现出（或者被不无夸张地理解和描述为）一种“一山二虎”的“双雄会”局面，但双方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性质尚不确定，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也因此存在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