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与物的边界移动

一直以来，新诗的焦虑实际上源于对自身有效性的强烈期待。这种写作实践本身是敞开的，是不断被重新命名和检验的。如何深入处理不同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经验，是诗人们始终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借鉴现代西方艺术资源的内在动因。但是在历史的激烈升沉中，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又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种分歧仅仅考察历史现场和文本细节是不够的，能否在当下视野中解释这种分歧是对研究本身的考验。

不同诗人对诗歌在历史实践中的身份角色有着不同的想象和期待。这既体现在诗人对自己写作资源的选择上，也体现在诗人对自我角色的确认上。穆旦的诗歌观念也是在自我角色定位边界的移动中形成的。20世纪40年代，诗学意识和诗歌伦理的分化与共生，成为重置诗歌场域的重要契机，充分显示了特殊时代思想岩层的复杂性。这一切是以诗人对民族国家意识的理解为前提的，同时又是在词与物关系重构的基础上发生的。

在王璞看来，“战时流动性”重塑了诗人的政治想象力，使诗人意识到诗歌的历史有效性的危机，“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经验、诗歌语言、政治意识（以及无意识）的地形重构”。⁽²⁾1937年的“内迁”和1938年的“三千里步行”，穆旦从北平辗转长沙再到昆明，历经“行年二十，步行三千”的生活磨炼，体验在读书与救国的不同人生道路上选择的困惑，紧张尖锐的现实遭遇对于年轻的穆旦来说意味着自我的重塑和抉择。通过现实经验的重构，穆旦借助现代诗歌找到了参与历史实践的个人化方式。随着地图边界的位移，穆旦诗歌的语言边界也在进行不断移动，并逐渐显示出较为成熟的诗学意识。

颇有意味的是，穆旦现代诗学观念和写作伦理的日渐成熟，正是从对同属现代主义诗学谱系的卞之琳的批判性反思开始的。这种批判意识的出现是和穆旦的历史际遇相伴而生的。穆旦与卞之琳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诗人。两人曾同在西南联大，卞之琳教书，穆旦读书。两人都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并且都曾翻译过奥登的《在战争时期》。卞之琳还翻译过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于《学文》1934年5月第1卷第1期。和穆旦一样，卞之琳也在抗战中加入了知识分子的“旅行”。正是1938—1939年的延安之行，激发卞之琳创作了《慰劳信集》。可以说，两位诗人都是在战时旅行的刺激下，不约而同开始寻求诗学写作方式的转变。然而这种切身经验在文本中生长也并非自然而然的，穆旦和卞之琳都用自己的写作实践回应了历史的要求，实际效果却有很大不同。

卞之琳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写出的《慰劳信集》，意外得到穆旦的批评。穆旦认为：“这些诗行是太平静了，它们缺乏伴着那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³⁾穆旦的批评指出卞之琳缺乏现实感，诗歌修辞上对智性的过度依赖，阻碍了其诗歌的内涵，无法真正地处理历史和现实，无法“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其实对此问题，卞之琳在谈自己30年代的诗歌时也曾说过：“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⁴⁾从中可见诗人的个人情感无法对应大历史的恐慌。与其说新的时代经验无法有效进入诗人的情感经验，不如说在诗人那里，词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偏离，这一偏离留下了诗人情感的空档。

诗人的写作伦理如何适应民族国家意识的要求，是战争年代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具体到诗人的个体诗学建构，既是由危机时代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诗人自成体系的个人语言世界。以此来看，《慰劳信集》是受历史大潮裹挟的产物，在卞之琳的个人写作历程中是一个例外，与之前诗歌的断裂感十分明显。而穆旦的创作则延续着自己原有的诗学探索继续深化，在词与物的关系中加入更为复杂的痛苦的思索和难以名状的情愫，力图把对大历史的介入和现实经验的复杂性结合起来，既有历史动感又有语言穿透力，同时又对诗歌在政治实践中的角色保持着必要的警醒和质疑。

从对物的处理来看，卞之琳善于从传统诗歌中汲取有效资源，对新诗中的物有着深入体察，使得物在自己诗歌中具有了重要价值。但是这种对传统的借用却恰恰被指认为是一种情感的匮乏。这当然和战时人们纷乱的情绪有内在的关联。从诗学方式来看，卞之琳用理智来处理事物的方式更多是一种知识式的分析，对身体经验和情感经验是排斥的，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是无法激起民众的热情的。穆旦在处理具体物时，不是采用静止的而是以变动姿态进入历史内部，拒绝任何固化的感受方式，努力去把握变动的契机，形成一种未名的多层次的视野，写出诗和时代的“感情的大谐和”。

用什么思想资源去回应时代人心的巨变，是否能在诗歌和时代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是对诗人写作伦理的严峻考验。在批评卞之琳的同时，穆旦称道的是艾青的抒写“新生的中国”的诗歌。他在对《他死在第二次》的书评中称艾青的诗是“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称诗人“正是新生的中国里一员健壮的歌手”⁽⁵⁾。穆旦认为艾青诗歌中的事物像“真实的图画”，像“浮雕”，而更重要的是附着在事物背后的“博大深厚的感情”。正是在对艾青的赞美和对卞之琳的批评中穆旦提出“新的抒情”，阐明自己新的诗学理念。穆旦主张的“新的抒情”，既不同于浪漫的感伤，也不同于廉价的呐喊，而是与大时代互动的博大情感：“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⁶⁾这种“抒情”与“中国的新生”相对应，要求诗人和历史之间建构一种富有弹性的张力关系。

正是借助对外国诗人和前辈诗人的想象和重构，穆旦真正完成了自己现代诗歌的意识转换。在批评卞之琳的文章的开头，穆旦就指出英美诗坛“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人们追捧艾略特而抛弃拜伦、雪莱，是和西方的历史阶段相对应的，这种写作方式移植到中国，产生了《鱼目集》等重要作品，但是这种风气在抗战形势严峻的时候已经不再适用了。穆旦对艾略特的“分析”和“去抒情化”等诗学方式的反思，并非仅仅是出于阅读的接受，而是出于“战时流动性”的现实体验。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相比，穆旦对大历史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因此他选择了奥登那种具有现实冲击力和历史综合能力的诗歌方式，试图创造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世界图景，做到诗学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新的抒情”的诗学主张虽然体现了一代青年的政治抱负和诗歌敏感，但是和穆旦自己的创作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着很大的不同。40年代穆旦唯一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谈自己创作的关于诗集《探险队》的自述中说：“当我翻阅这本书时，我仿佛看见了那尚未灰灭的火焰，斑斑点点的灼炭，闪闪的、散播在吞蚀一切的黑暗中。”⁽⁷⁾这段发表于1945年的自述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状况。唐湜在评价穆旦时指出：“他有自己的抒情方式，一种十分含蓄，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更不缺乏那种地层下的岩浆似的激情。”⁽⁸⁾可见，穆旦的实际写作和他倡导的诗学主张是有差别的。正是通过抗战的锤炼，穆旦找到了诗歌参与历史实践的方式。或者说对新诗在现实中的位置有了更深的体认。他的“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深深植根于个人化的历史经验。

穆旦的诗学方式并非自明的，而是一种对历史幽暗不明之处的持续反省和观察，这或许是进入历史现场并与当下对话的更为有效的方式。其诗歌的“含混”，不仅是面对动荡的大历史腹背受敌的思想意识的含混，更是在词与物的具体关系中难以理清的表达层面的含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