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秦俑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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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秦始皇生父之谜

[提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据此,后人往往认为吕不韦就是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真的是始皇的生父吗?本文根据有关人物的言行,及有关史籍的前后记载,断定“姬自匿有身”一事,是太史公记下的一段谣言,并非事实。同时可推断此谣言产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秦太子死。两年后,次子安国君被立为太子,安国君的中子子楚为质于赵。一般家庭,不论是王侯贵族,或是平民百姓,在一大群子女中,最受重视的是长子,最被宠爱的是幺子,而中子则往往被忽视。子楚是中子,安国君宠爱的是立为正夫人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子楚的生母夏姬没有什么地位,所以,排行居中的子楚在秦毫无地位可言。他被送到赵国为人质后,生活拮据,没有什么财物,秦对他的生死安危也毫不在意,经常轻启战端,出兵攻赵。

但此时正在邯郸经商的大贾吕不韦,却以其锐利的商人眼光,看出了其中无限商机。吕不韦以“贩贱卖贵”[1]起家而成巨富,他审时度势,知道此时投资子楚,正是千载难逢的贩贱最佳时机,如此可居的奇货绝对不可错过,于是他定下钓奇计划,登门拜访落难王孙子楚。

见面后,吕不韦开门见山,开口便说:“吾能大子之门”。[1]子楚闻言苦笑一声说道:“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他觉得吕不韦简直是寻他开心,他自知人在赵国,朝不保夕,随时有性命之忧,还谈什么光大门户。吕不韦知道子楚人穷志短,不懂得如何善用情势,改变命运,于是就对他说:“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吕不韦实话实说,在商言商,表示他是有所求而来的,他要先光大子楚之门后,借子楚之门,才能光大自己之门。子楚见他说得认真,便坐下来和他详谈。一谈之下,吕不韦为他指出一条明路,定下计策,从此改变了子楚的人生。

吕不韦向子楚指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矣。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从来没想到他也有机会可夺得太子之位,于是急忙问计。吕不韦说:“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子楚无财无势,于是吕不韦赠子楚五百金,要他摆下门面排场,广结诸侯宾客,建立声望地位。然后,吕不韦再以五百金购买奇物玩好,献给华阳夫人,同时又向夫人透露子楚结交诸侯宾客遍天下,非常贤智,而且非常思念夫人,常常说“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吕不韦跟着又请人游说夫人,劝夫人进言安国君立子楚为适嗣,提醒夫人,若子楚得立,则夫人不至于“色衰而爱弛”,而可以“竟世有宠于秦矣”。夫人一听,觉得不错,便向安国君进言,终于立子楚为嗣。

吕不韦尽全力利用各种机会,取得夫人的欢心。据《战国策》记载,子楚本名异人,他回国后,吕不韦让他穿上楚服,去拜见来自楚地的华阳夫人,夫人大悦,把他改名子楚。

吕不韦足智多谋,长袖善舞。他所设定的计策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为子楚建立声望,其次送重礼取悦华阳夫人,最后游说夫人立子楚为嗣。这些手段与今日西方大财阀首先出巨资建立公关,制造民意;其次政治献金,取悦高官;最后请职业说客游说议会,订立利己政策的“民主制度”完全相同。吕不韦可说是今日西方大财阀的老祖宗。

在吕不韦的财力支持下,子楚广交天下宾客,宴会连连。吕不韦有一爱妾赵姬,能歌善舞,美艳绝伦。在一次宴会中,子楚“悦而取之,生始皇”[2],赵姬生子嬴政后,子楚马上立她为夫人(其中细节,下面再谈)。

嬴政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在赵都邯郸出生。他出生前的一年(前260),发生了战国时期最为残酷的长平之战,秦军在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人,赵国从此元气大衰,赵人恨秦入骨。所以嬴政一出生,便处于一个举目皆敌的环境。秦昭王五十年(前257),他三岁,秦军围攻邯鄲,赵人欲杀子楚。子楚靠吕不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1],得以逃脱归国;但滞留在邯鄲的赵姬和嬴政母子二人却得过着东躲西藏、心惊胆战的逃亡日子。嬴政孤僻多疑的性情与他童年的生活环境有莫大关系。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67),昭王薨,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为后,子楚被立为秦太子,赵姬和嬴政母子二人才得以回国,此时嬴政九岁。孝文王即位不久便死了。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后,由十三岁的嬴政即位为秦王,吕不韦为相,同时被尊为仲父。

秦王年少,委国事于大臣,军政大权全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吕不韦当年的投资,如今到了丰收之期,位高权重,富可敌国,家童万人。为了提高声望,吕不韦效法当时的战国四大公子,广招致士,门客三千。春秋战国,文化事业兴旺,名家辩士著书立说遍天下,吕不韦为了赶上时代,也令门客著书,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的《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城门之上,声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真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吕不韦自为相国仲父后,富贵逼人,势不可挡;但福祸相倚,物极必反,也因而种下了一个祸根,以致长袖善舞的他,竟也束手无策。此事起因于太后,太后赵姬本是吕不韦的爱妾,吕不韦自为仲父后,与新寡的太后多所接触,旧情复炽,缠绵难休。战国时期,尚无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但经周公孔子的教化,已有一套伦理规范。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风俗影响,礼教虽不如山东齐鲁一带严谨,但相国与太后间如有什么不轨行为,也是不体面的事。吕不韦位高权重,最初也不甚在意,但其后秦王日渐成长,吕不韦惊觉嬴政,这个少年秦王,城府深沉,行事果断,大异常人,不觉心生畏惧,急谋脱身之计。《史记》:“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1]吕不韦把嫪毐化装成宦者,送入太后宫中,太后大喜。吕不韦自以为得计,哪知却把祸根越种越深。

嫪毐自入宫后,深得太后宠爱,赏赐丰厚,还被封为长信侯,“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1]。嫪毐生活豪华,行为嚣张,家童数千,与太后生二子后,竟“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

始皇九年(前238),嬴政二十二岁,王冠带剑,正式亲政。此时,他已掌握兵权,对嫪毐的嚣张行径应早已知晓,但不动声色,忍而不发。嫪毐知道风声已露,欲先发制人,于是趁嬴政刚即位,根基未定,“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造反。只是秦王早有准备,一声令下,便平定了嫪毐之乱。嬴政对此乱深为震怒,下令车裂嫪毐,夷其三族,杀其二子,迁太后出咸阳。后来因茅焦的劝说,嬴政原谅了母亲,又把她接回咸阳。吕不韦是此乱的祸首,此时秦王已非当年的三岁小儿,他对吕不韦的作为非常愤怒,欲杀之而后快。《史记》:“王欲诛相国”,但因“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只把他免职后放逐到河南封地。

如果吕不韦回到封地后,能韬光养晦,闭门思过,以终余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他不甘寂寞,经常高朋满座,诸侯宾客络绎于途,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秦王才平定了嫪毐之乱,眼见吕不韦被免职后,声望实力仍在,而吕不韦的才智更远在嫪毐之上,心中自是惊恐万分,决心除此大患。于是秦王赐书吕不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吕不韦对秦王了解甚深,不久前才见识过秦王对付嫪毐的手段,读信至此,已魂飞魄散,为了免于受酷刑而死,只好饮鸩而亡。

吕不韦和管仲同被尊为仲父,但本质上大不相同。管仲属早期温和法家,他利用齐国滨海鱼盐之便,“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3],终于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一个知礼节荣辱的国家。吕不韦当时所处的秦国,实行商鞅酷法,全国上下,只知追求个人的权力和财富,吕不韦、李斯等高官都是如此。吕不韦的钓奇计划,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李斯抱着“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4]的心思入秦。他们为了名利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李斯竟把当年同窗、才学优于自己的韩非毒死狱中。这和管仲鲍叔的情谊相比,真有泥云之别。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不光是因为他有功于社稷,更是对他言行品格的尊敬。吕不韦仲父的尊称,事实上是他利用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年少,入世未深,而强行自封的。从秦王信中可以看出,成年后,嬴政对当年吕不韦自封为仲父之举极为不满。吕不韦从政是为了个人的富贵,除了出划计谋为子楚夺得王位外,对秦国军政并无大功,他的言行也得不到嬴政的尊敬,虽身居相国之位,但伴君如伴虎,一旦成年亲政后的秦王动怒,他的下场就和当年的商鞅相同。

吕不韦和嬴政的关系错综复杂。于公,他们是君臣关系;于私,他们情同父子,至少嬴政年少时是如此,同时嬴政的生母又曾是吕不韦的爱妾。这种关系很容易让人起疑。《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由于《史记》这一段的记载,两千多年来,很多人认定吕不韦就是秦始皇的生父;宋代大儒朱熹干脆就把嬴政称为吕政[5]。甚至大家一致认定,吕不韦把有身的赵姬献给子楚,是他钓奇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论者忽略了一点,吕不韦曾为子楚请求纳娶赵姬一事而动怒,显然献姬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生意人和气生财,吕不韦不会因此一怒而去,他知道生意往来,必须互惠,欲有所得,必有所失。而且事实上,此时他已势成骑虎,他既已投下了巨资为子楚建立声望,又已送重礼取悦华阳夫人,并且已成功游说夫人立子楚为嗣,钓奇计划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为了不至于功亏一篑,吕不韦以大贾长远的眼光,权衡利害得失,最后决定忍痛割愛。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最使人起疑的是“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一段文字。文中的“大期”即产期,一般约为十个月(40周左右)。另一说法,为了证实姬自匿有身一事,认为大期是指十二个月[6],此说违反医学常识及史实记载,不可信。那么吕不韦是不是始皇的生父呢?根据《史记》的前后记载去推断,此事全属子虚乌有,太史公所记录的赵姬自匿有身一事,应是一件不实的谣言。我们从子楚、吕不韦和秦始皇三个当事人的言行中,可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

(一)子楚。嬴政是否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子楚应心里有数,如若嬴政不是亲生,他不会嬴政一出生,马上就“立姬为夫人”。即使一时不察,如此重大事件,子楚迟早必会发现真相,嬴政不是他的唯一儿子,如其中真有差错,他有充分的时间,随时可以改立他子(如长安君)为太子,以维持秦嬴血脉。同时吕不韦的相位也一定不保,当然更不会让他去辅助年幼的嬴政登位了。所以根据子楚的行为去判断,嬴政确实是他的亲生子无疑。

(二)吕不韦。嬴政与子楚关系淡薄,他从三岁至九岁这一段重要成长时期,从未见过子楚。嬴政九岁回国,三年后子楚便去世。嬴政童年时,接触最多、对他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应是吕不韦。年幼的嬴政视吕不韦为长辈,吕不韦也以父辈自居。嬴政十三岁即位,由吕不韦辅政,此时他们二人关系密切,吕不韦手执军政大权。如果二人确有父子血统关系,吕不韦大可让嬴政认祖归宗,直接称吕不韦为父,不必假仲父之名,显相国之威。而且子楚既死,已无隐瞒之必要,吕不韦大权在握,谁敢反对?他和赵姬大可恢复夫妻名分,更不必找嫪毐来做替身。如此名正言顺,夺得秦嬴天下,岂非绝佳!

(三)秦始皇。秦始皇虽被后世视之为暴君,但他颇注重直系至亲之情。嫪毐之乱,赵姬显然早已知情,甚至极可能参与其事;如无赵姬之助,嫪毐很难“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叛乱。乱平后,始皇对太后最严厉的处置,只是把她迁离咸阳,不久又听从了茅焦的劝说,原谅了她,把她迎回咸阳甘泉宫。始皇显然是动了亲情,见祸首嫪毐已除,知道母亲再也不会为害,便不再追究。赵姬一时糊涂,误信了嫪毐,以致谋害长子不成,反而赔了两个幼子的性命。与后世工于心计的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相比,帝太后赵姬只是一个意乱情迷的小女子。

此外,由秦始皇对他两个儿子的态度,亦可看出他颇注重直系至亲之情。始皇既得天下,希望长生不老,开始寻求不死之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江湖术士卢生打算孤立始皇,以便把他控制于股掌之中,便向始皇进言:“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本就孤僻多疑,于是下令:“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但嬴政也不是易于受欺骗的,他对那些术士们的“不死之药”也有所疑,于是订下了“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的法令。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术士人所炼的药,只要一次不灵,便要处死。江湖术士、骗子方士卢生等人吓坏了,马上急急逃亡。始皇闻悉大怒,转怒于人多口杂的诸生,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

自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后,始皇已日渐刚愎自用,“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对始皇坑诸生一事,无人敢说一句话,唯有长子扶苏敢进谏,他对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此时始皇已得志于天下,正如尉缭所说,“(始皇)得志亦轻食人”,如果是他人进谏,可能即时就有杀身之祸,但进谏的是扶苏,始皇只是“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一带)”。

始皇这一决定应不是临时起意的,他虽未立太子,但早已视扶苏为太子。扶苏聪慧好学,只是天性仁慈,有失法家帝王风范,是以始皇迟疑,一时无法立储。如今始皇见他竟心怀天下苍生,不知世情险恶,想起自己幼年生于战乱之中,历尽艰辛才统一天下;于是,他决定派扶苏到蒙恬军中历练一番,体验世道无情,学得权术之道,才能把天下传之万世。蒙家三代俱为秦将,蒙恬忠勇可靠,北地苦寒,扶苏在蒙恬军中,定然会增长不少见识,同时也可以在军中建立威望地位。这个惩罚看似严厉,有如充军,实则尽显严父的关怀与慈爱,他是为扶苏日后登基即位,打下牢固的基础。始皇对幼子胡亥的溺爱更是见诸史,他最后一次出游时,少子胡亥缠着要去,他马上便应允。

相较之下,秦始皇对吕不韦的态度,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亲情。如果吕不韦确是始皇的生父,无论如何隐瞒,以始皇之精明,定会发现其中真相,更何况自子楚死后,已无隐瞒之必要,所以如果吕不韦确是始皇的生父,始皇十三岁即位后必会得知。以始皇之注重直系至亲亲情,若吕不韦确是始皇生父,即使吕不韦犯下滔天大罪,也不会被始皇置于死地。事实上,嫪毐之乱,吕不韦事前不知,更未参与其事,但始皇一开始便想杀他。后来始皇不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仲父,更不是因为他是生父,而是因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才免其死罪。此时秦始皇二十三岁,早年的始皇尚能接纳大臣的谏言,他听从了宾客辩士为吕不韦的游说请求,免其一死。

但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对吕不韦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始皇见他竟有此等声望势力,不由得起了疑心。其后,吕不韦不知收敛,被罢黜驱逐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始皇见他被逐后,行为照样招摇,声势并未稍减,于是决定下手清除。他只用一句“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便杀了吕不韦。这句话中的“亲”字有两种意义,一是指情义之亲,另一是指血脉之亲。始皇这句话指明:你吕不韦和我大秦王朝之间,哪有什么亲情或血脉关系可言?竟敢号称为我的“仲父”!如果吕不韦确是始皇的生父,注重父子至亲之情的始皇绝不会说出这种绝情话。据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二人之间,连情义之亲都没有,更不可能有血脉之亲了。所以说,本质上,他们二人既无父子之情,更无父子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姬自匿有身”一事,不见于《战国策》。考《战国策》一书,不属正史,其中杂有不少谣言传说。而“姬自匿有身”故事,正适合《战国策》搜奇猎怪的文风,今竟不见于书中,岂非怪事?按《战国策》有关秦史的记载,约上起商鞅见孝公,下讫荆轲刺秦王。荆轲入秦时,秦王嬴政已三十三岁,如果荆轲刺秦王之前,已有此耸人听闻的谣言,不论是真是假,在这长达三十三年的历史档案中,《战国策》必会记上一笔。因此,可以说,荆轲刺秦王之前尚无此等谣言流传。

在这一事件中,可供造谣的材料实在太丰富了:美人、权位、财富、阴谋、后宫、战争、暴君……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好事之徒如不造谣,才是一件怪事!估计此谣言当产生于秦灭三晋之后,由赵姬故里赵都邯鄲传出。自始皇出生前一年(前260)长平之战开始,赵人屡受秦军残杀,赵人早已恨秦入骨。始皇十九年(前228),秦军攻入赵都后,始皇亲赴邯鄲,坑杀昔日仇家,其中免不了有些漏网之鱼。这些漏网之鱼,熟悉赵姬身世,他们只要把赵姬原来身世略加渲染,便可制造出真假混杂、叫人难以分辨的谣言,以吐心中一股怨气。其后,随着秦军东征,山东各地以讹传讹,再经好事之徒添油加醋,谣言愈演愈烈,到了汉代已无人不知。太史公本史家之笔,把此一重大谣言,约略一记,是真是假,让后人去判断,此后他再也不提此事。根据太史公此后在书中的记述,他本人应是不相信此事的。后人只需细读《史记》,分析前后事件,加以比较,便知此事全属无稽之谈,子虚乌有,当不得真。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4.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5.朱熹:《四书或问》。

6.此说见于三国时蜀人谯周所著《古史考》一书。此书原书已散佚,现存清人章宗源辑本。孕期一般约为十个月(40周),亦可能少于十个月(如八个月),但如胎期大于十个月(超过42周),那就是危险的信号了,很可能是胎死腹中。谯周大费周章,去解释大期,认定大期即是十二个月,其目的是想证实“姬自匿有身”,确有其事。他认为赵姬嫁给子楚时,已有身二月,八个月后便当生产,但她用某种神秘方法,硬是撑多了两个月,凑足十个月后,才把子政生下来,所以说她一共怀胎十二个月。当然,这种神秘方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