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署、学官、学田
一、学署
清雍正九年（1731）榆林设府，榆林府绅士捐资在府城新明楼西边修建督学行署，为榆林地区一级最早的教育领导机构。乾隆三十八年（1773）榆林知府舒其绅会同榆林知县黄照、神木知县方万年、府谷知县郑居中、佳州知州郑仔、怀远知县胡绍祖等重修督学行署，并立碑纪念。在此之前，明成化十二年（1476）榆林卫儒学学宫建成时，就在府城城隍庙西边建起教授廨和训导廨。
绥德、米脂、吴堡三县在元代均有教谕署，明代绥德州改设学正训导署（又称儒学衙门），一直延续到清末。米脂县于明弘治九年（1496）由提学副使杨一清在明伦堂后设训导署。清涧儒学署，在县治东南一百步远的地方，明洪武六年（1373）知县邹宗彝修建。清康熙年间，知县江文重修，训导宅在明伦堂后。
府谷教谕廨、训导廨都在县治东，明洪武十年（1377）知县齐翔修建。明天顺年间，知县秦纮，成化年间知县贺昭、田璋，嘉靖年间知县刘联芳，万历年间知县徐恒续修。清乾隆年间知县刘度、昭麟书，武庠生邓志敏相继增修。道光年间裁去教谕廨，保留训导廨。
神木训导廨在县治东山，明洪武十四年（1381）知县任奉先建。明正统八年（1443）县治迁到川口（今神木县城址）知县彭佐在儒学学宫内建训导署。清顺治八年（1651）东路道彭有义、知县程启朱，康熙六年（1667）东路道冯翊时、康熙五十四年（1715）东路道罗景，相继捐资重修。
葭州学正廨在州治南，旧址在故城山的南面。明成化年间，副使周鼎指示知州刘毓改建在故城山的北面。弘治年间知州沈理、万历年间知州王汝为重修。顺治九年（1652）知州戴可进、顺治十六年（1659）知州武宏祖、康熙三十九年（1700）知州贺勋增修。学正住宅在明伦堂北，清乾隆年间知州祖德宏、许联奎重修。
怀远（今横山）县训导廨建于清乾隆八年（1744），地址在县治东。
清雍正九年定边、靖边分别设县，同时设立了训导署。
二、学官
学官为中国封建社会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办学校的教师。明、清两代在府学设教授一名，训导若干；州学设学正一名，训导若干；在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人数有多有少。据统计，明清两代，绥德州共有学正69人，训导59人；府谷县有教谕43人，训导18人。其他各县学官只散见于旧志书。明洪熙元年（1425）陈致中曾任清涧县教谕，明景泰年间，杨威曾任府谷县教谕；清同治初贡生高照旭（米脂人），也曾任府谷县教谕榆林府教授。明隆庆六年（1572）於时曾任神木县教谕；明万历年间阎亮曾任神木县教谕；清初赵巨曾任神木县训导，罗文景曾任神木县教谕；清乾隆五十九年（1744）俞登瀛曾任神木县教谕；清道光二十年（1840）薛兰皋曾任神木县教谕。清乾隆十四年（1749）张元臣曾任横山县训导；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希礼曾任吴堡县教谕；道光二十二年（1842）郑士楷曾任吴堡县教谕；清同治年间举人高照旭曾任榆林府学教授；吴堡人李灼也任过榆林府学教授。
当时的学官，人称“冷官”，除管理府、州、县的学务外，还要给官学的生员上训导课，每月二次。训导的内容多是儒家学说的信条。清顺治九年（1652）皇帝曾下诏书，规定了各地儒学学宫明伦堂所立卧碑的碑文，给附学生员制定了八条应遵守的规范，相当于今天的学生守则。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吴堡知县陈元杰在学宫明伦堂右立“晓示生员卧碑”一块，用的就是顺治皇帝准刊碑文，全文如下：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修开列于后：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生员当立志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做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所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往势要，希图进身，如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于福。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他人词讼；他人也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为学当尊重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勿行辩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三、学田
废科举之前，各地官办学校的学官都领朝廷的俸禄（据道光八年（1828）《清涧县志》记载“支训导俸薪银四十两”）；在官学中就读的廪膳生员也由府库给以补贴；至于教育设施，官府只在修建时拨给一定数量的银两，这些就是国家支出的教育经费。官学聘用教师，修缮校舍，以及会课、会考及其他经费，多由地方官绅捐资，或由民众集资来解决。学田（又称官地），就是当时官府用来解决教育经费的主要形式，即由官府拨款（比如草价款、盐税款等）或由官绅捐资购置田地，以地租收入作为教育经费。类似的还有学店，即用店铺的收入作为教育经费。还有地方集资银两贷给商号，用利息来补充教育经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万历元年（1573），延绥巡抚及榆林道等地方官员为靖边所儒学置学田、学店，解决经费。清光绪元年（1875），靖边知县孔广晋领府库银1000两，用400两重修新城书院，600两拨给合泰油房生息，解决学院经费。
万历三十六年（1608）6月，延绥巡抚涂宗浚用原任大同总兵姜显祚资助的草价银子500两，除100两用于修建凌霄塔外，其余400两在教场（武学演示厅，在原飞机场）以西购置学田48亩多，在南门外驼房官地建学店44间，将每年所得租金存入卫库，用作榆林卫学经费。他在《榆林学田记》中说：“凡士之有志于学，而会讲、会文之费，量数给焉。”
乾隆四十九年（1784），绥德知州吴忠诰用绅士捐银置学田800余垧，用地租作为书院、义学师生的津贴费用。同治初，知州成定康、胡元照分别捐银500两，钱50贯；绅士马次韩倡议民众捐钱600缗（1缗为1000文），知州俞兆圭等捐2581缗；米脂绅士高维岳捐银500两，分别存入绥德文兴当、吴堡兴隆当，用利息作为出贡应试生员的宾兴（地方官设宴招待兴举之士）、公车（入京应试者享受的旅途补助金）费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府谷知县徐恒，曾“以鱼价为延师之资”；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府谷知县张克明为荣河书院捐置膏火；三十四年（1769），知县郑居中又劝士民为书院捐置膏火。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何绍衣再次劝捐，得钱72200余文，连同旧捐本银700两，每年共收息钱285900文，用作书院修补及膏火费用。
清康熙年间，米脂县18家绅士因应试卷子价高，曾联名上书，请求减价，但终未获准。直到雍正元年（1723），经陕西巡抚题奏，才有结果：“每试卷一本准给纹银三分。”清道光五年（1825）王知县又“捐置卷资，发商生息”。
清乾隆十一年（1746），安边堡（今属定边县）义学，以大兴号租赁的九间铺房的租钱作为日常费用。
清乾隆十二年（1747），怀远知县苏其照“复捐俸金置田四百余亩，为书院公费之资，且出脩金延师掌教，李子（李希天）、雷子（雷兆祥）又欣然助之”。
清涧“书院学田在县东五十里陈家沟，地五十二寻半；县东七十里枣嘴河地十六寻，县西十里阳湾地四寻，县南四十五里贺家湾地四十寻，县西北九十里箍连山地九寻，县西十里刘家川地一寻，县东九十里无义地三寻”（道光八年《清涧县志》）。
清道光九年（1829），吴堡知县刘涵纲劝捐2090贯，用90贯整修兴文书院，2000贯“发商生息”作书院经费。贡生薛瑾给书院捐学田地16寻，监生张仲魁给书院捐学田地9寻，每年收租钱330余贯（《陕西通志》）。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城内有府学田45亩；神木有学田3垧，年租9斗；佳县有学田403亩（《榆林府志》）。这一年神木知县王致云及邑绅薛广文等“倡廉捐俸”，解决了兴文书院的经费，并为此写下了《捐置兴文书院修脯膏火记》。
佳县“学田，在州南螅蜊峪，计地四百零三亩，岁纳租银八两，充贫士费”。（民国二十二年《佳县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