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遮掩起了许多的罪[1]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身，穿好衣服，朝窗外窥视，看到蜡烛像两座灯塔似的反映在漆黑的窗玻璃上，随后看到窗外的一切还笼罩在过去一晚的茫茫夜色中，于是注视着黎明到来时，天色如何变化，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天色逐渐使窗外的景色显露出来，把昨夜的风在黑暗中掠过上面的场地也展现无遗，犹如我缅怀自己的身世那样。这时我欣然地发现了在我睡着时就环绕在我四周的那些陌生景物。起初，这些景物在薄雾里很难辨别出来，而在它们上面，最后的几颗星星也还在闪闪烁烁。等朦胧的曙色过去以后，景物开始迅速扩大，而且如此迅速地充实起来。我每看上一眼，总会发现够我细看上一小时的景物。不知不觉中，我的蜡烛成了唯一和清晨不能协调的东西，我房里的那些黑暗的角落全都明亮起来。晨光暄亮地照在一片欢快的景色上，其中那座古老的修道院显得最为突出。这座教堂的巍峨的尖塔在那片景色上投下了一长串较为柔和的阴影，似乎和它那严峻的外表不大相称。但是就从这严峻的外表上（希望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时常也产生出种种令人心地平和的影响来。
房子里各处地方全都井井有条，所有的人对我都如此殷勤体贴，以致那两串钥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尽管我得设法记住每一个小贮藏室的抽屉和碗柜里装着些什么，还在石板上记下有多少果酱、酸菜、蜜饯水果和多少瓶子、玻璃杯、瓷器，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再说，我这个人总的说来，尽管年轻无知，却是个拘谨守旧、办事有条不紊的人。我一天如此忙碌，因此听见铃声简直无法相信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然而我还是赶紧跑去沏茶，因为我已经被指定负责掌管茶壶了。接下去，由于他们都起得相当晚，还没有人下楼来，于是我想，趁机到花园里去看看，也熟悉一下那儿的情况。我发现那是一个非常讨人欢喜的地方。前面，是我们来的时候马车驶过的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和马车道（顺带提一句，我们的车子把车道上的石子压得乱七八糟，我只好叫园丁去把路碾平）；后面是花圃。我那位宝贝儿当时正在楼上推开窗子，站在窗前向我微笑，仿佛她从那么远的地方想吻我一下似的。在花圃的另一边有一片菜圃，再往后是一个驯马场，然后有一片整齐的小草料场，最后是一片可爱的小晒谷场。至于正房本身，屋顶上有三个尖顶，看起来舒服、朴实，令人愉快。窗子是各色各样的，有大有小，而且全都十分精致；朝南的墙外，有些摆玫瑰花和杜鹃花的格子棚架。这所房子正像艾达所说的那样——她正挽着房主人的胳膊走出来迎接我——是配得上她的约翰表哥的。她这句话说得很大胆，虽然房主人听了后，只捏了一下她那可爱的脸蛋儿。
早餐的时候，斯金波尔先生还跟前一晚一样殷勤和蔼。因为桌上有蜂蜜，他于是大谈起蜜蜂来了。他说他并不反对吃点儿蜂蜜（我得说他确实并不反对，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吃蜂蜜），可是他对蜜蜂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很有反感。他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忙碌的蜜蜂该提出来作为他学习的榜样；他认为，蜜蜂是自己喜欢酿蜜的，要不然蜜蜂就不会酿蜜了——谁也没有叫它酿蜜，因此蜜蜂大可不必以自己的爱好来大加吹嘘。要是世界上所有的糖果商都嗡嗡叫个不停，对着所有挡住他们道的一切全直往上撞，还自尊自大，叫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们要去干活儿，不要打搅他们，那么这个世界就要叫人忍受不了啦。而且，说到头，每当你积攒起了一点儿家产来，你就给人家用硫黄熏跑[2]，那不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吗？如果一个曼彻斯特人为了纺棉花而纺棉花[3]，你一定会很瞧不起他。斯金波尔先生必然是说，他认为雄蜂体现出了一种较为愉快的和明智的观念。雄蜂单纯地说：“请原谅，我实在不会照料自己的行当！我发现这个世界上该看的东西太多了，而能够去观赏的时间又太短暂，因此我只好十分随便地去观赏一下周围的景色，并请求一位不打算去观赏的人来养活我。”在斯金波尔先生看来，这番话似乎就代表雄蜂的哲学，而且他还认为这是很精深的哲学。他总认为雄蜂是愿意和蜜蜂保持友好关系的。据他所知，性情随和的雄蜂总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自高自大的蜜蜂同意雄蜂这么做，并且不把自己的蜂蜜看得如此了不起就成！
他让自己的想象以最为轻盈的步法掠过形形色色的境地，惹得大伙儿全欢乐起来，不过他又装得一本正经，好像他说的话里具有什么严肃的意义似的。当我抽身离开他们去照料自己的新职务时，他们还在听他说。我花了一些时间把那些事务安排好。等我挽着盛钥匙的篮子，穿过走道走回去时，贾戴斯先生把我叫到他寝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去。我发现那间房既是存放书籍与文件的小型图书室，又是他的靴子、鞋和帽盒的小型陈列室。
“请坐，亲爱的，”贾戴斯先生说，“你该知道，这房间叫‘咆哮轩’。我心头不快的时候，就上这儿来发泄发泄。”
“这么说，您一定难得上这儿来啰，先生？”我说。
“噢，你不知道我！”他回答说，“遇到我受了骗或是因为——因为刮风，刮东风而感到失望时，我就藏到这儿来。在这屋子里，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咆哮轩’。我的脾气你连一半还不知道呢。亲爱的，你怎么哆嗦起来啦！”
尽管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我还是禁不住直哆嗦。但是想到自己单独和这位心地善良的人待在一块儿，望着他那慈祥的眼睛，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又因为受到这样的重视而感到如此激动，我怎么能不哆嗦呢！
我吻了吻他的手，不知道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说了什么。他显得很窘，走到窗子前边去。我几乎认为他打算跳出窗子去。后来，他转过身。我从他那双眼睛里，看出了他方才走到那儿去想遮掩起来的眼神，这才放下心来。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我坐下了。
“得啦！得啦！”他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嗐！别那么傻气。”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的，先生，”我回答，“但是开始的时候很难——”
“胡说啦！”他说，“这很容易，很容易。为什么不是很容易呢？我听说有一个没有保护人的很好的小孤儿，我就想着来当她的保护人。她长大了，而且完全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继续当她的监护人和朋友。这里又有什么了不起？得啦，得啦！我们现在已经把旧账全部结清了。你在我面前应该重新显得高兴、诚实、坦率才对呀。”
我暗自说道：“埃丝特，亲爱的，你真叫我惊讶！我实在没有料到你会是这样！”这番话产生了异常好的效果，我把两手合起来，放在篮子上，完全恢复了镇定。贾戴斯先生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和我亲密地谈了起来，仿佛我早就有每天早晨和他谈话的习惯似的。我自己也几乎感到我确实是这样。
“埃丝特，”他说，“你当然不理解大法官法庭的这场官司吧？”
我当然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有谁理解这场官司，”他说，“律师们已经把这场官司弄得这么乱七八糟，原来的是非曲直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场官司涉及某一份遗嘱以及遗嘱中的信托财产——或者可以说，这场官司一度是涉及这样一个内容。可现在这场官司却只涉及诉讼费了。为了诉讼费，我们总是出庭，退庭，宣誓，讯问，提交文书，提交反驳文书，进行辩论，加盖图章，提出动议，援引证明，作出报告，绕着大法官和他的那帮随从团团转，然后根据衡平法，一直转到自己那灰尘覆盖的棺材里去。诉讼费就是最大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问题，通过某些特殊的方法，全都消失了。”
“可是，先生，这场官司本来是涉及某一份遗嘱的，是吗？”我试着把他引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因为他已经开始搔头了。
“噢，不错！这场官司开始的时候是涉及某一份遗嘱的，”他回答，“有一个姓贾戴斯的人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发了一笔大财，立下了一份有大宗遗产的遗嘱。为了解决应该如何处理遗嘱中的信托财产这样一个问题，这笔遗产竟然完全给花光了；遗嘱中规定的遗产承受人，落到了非常倒霉的境况里，仿佛他们继承下那笔钱就犯了一项大罪，因而就要受到相当的惩罚似的。遗嘱本身于是成了一纸空文。在这场令人悲叹的官司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知道每一件事，要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得让他弄清楚；在这场令人悲叹的官司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一再收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每一件事情的抄本，而这些逐渐累积起来的事情，已经写成了一车一车的文件（你不拿抄本也成，但是非得付钱，一般人通常总是不拿，因为谁也不要那些抄本）；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兜过来转过去，为了诉讼费、手续费，愚蠢胡闹的行为和贪污行贿的事情，忙得像在地狱里跳一场土风舞，即便在巫婆宴会[4]最放肆的幻象中也想象不到那种场面。大法官法庭向一般法院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又向大法官法庭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发现自己不能办这件事，大法官法庭发现自己不能办那件事；双方全都无法说，自己能做什么，要是没有这个初级律师和这个辩护律师分别指点甲方，为甲方出庭，没有那个初级律师和那个辩护律师分别指点乙方，为乙方出庭的话；这样一直排下去，从甲乙一直排到壬癸，犹如那个‘苹果馅饼’的故事[5]。全部事情就这样一年年、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周而复始，不停地进行。我们随便怎样也摆脱不了这场官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这场官司的当事人，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是这场官司的当事人。可是多去想这件事是无益的！我的可怜的叔祖汤姆·贾戴斯开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先生，您提到的这位贾戴斯先生就是我听说过的那位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就是他的继承人，这本来是他的房子，埃丝特。我上这儿来的时候，这所房子确实很荒凉。他把自己受到苦难的种种痕迹全留在了这所房子里。”
“不过这所房子现在一定有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我说。
“在他以前的日子里，这所房子叫‘顶峰’。他给这所房子起了现在这个名字，他住在这儿，闭门谢客：日日夜夜地钻研这场官司的那一堆堆恶劣的文件，抱着万一的希望，想解开这件案子那种令人大惑不解的情况，好了结掉这场官司。同时，这地方变得破旧不堪，风从裂了缝的墙壁上呼啸着吹了进来，雨水从破败的屋顶上流下来，野草从通道上一直长到腐朽的房门口，把通道也给遮住了。我把他的遗体搬回家来的时候，觉得这所房子好像也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壳，因为它已经破败不堪、歪斜倾圮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完这一番话后，打了一阵寒战，然后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又望着我，突然一下子高兴起来，走到我身旁坐下，再次把两手放在口袋里。
“我刚才告诉过你这就是我的‘咆哮轩’，亲爱的。我说到哪儿啦？”
我提醒他，他刚才说到他给荒凉山庄带来了充满希望的变化。
“不错，我刚才谈到荒凉山庄啦。现在，在伦敦城里还有一些我们的产业。这些产业现在的情形和荒凉山庄当初的情形一样。我说我们的产业，意思是说这场官司拥有的产业，不过我该把它说成是诉讼费拥有的产业，因为诉讼费是眼下唯一能从这些产业里榨取出点儿东西来，或是确信它不是什么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的权力。那是一条尽是破败房屋的街道，窗玻璃全都被石子砸碎了，就像瞎了眼那样，甚至连窗框也没有，油漆剥落的散开的百叶窗，从铰链上掉了下来，东歪西倒；铁栏杆全生了锈，铁皮一片片剥落下来；烟囱塌陷进去；每一个门口（每一个门口都可能是鬼门关）的石头台阶上全都长满了青苔，显得冷落寂寞；甚至支撑着那些破败房屋的柱子也日见腐朽。虽然荒凉山庄当时和大法官法庭毫无关系，但是荒凉山庄的主人却和大法官法庭有关系，所以荒凉山庄也就被盖上了大法官的印章。这些破败不堪的景象就是大法官的印章在英国各地留下的痕迹，亲爱的——这一点连孩子们全都知道！”
“荒凉山庄现在大变了样嘛！”我又说。
“噢，可不是吗，”他这么回答，比方才愉快多了，“你总使我朝这片景象乐观的一面去想，这可真聪明（他竟然认为我聪明！），这些事情，我除了在‘咆哮轩’这儿，从来不谈，甚至连想也不去想。要是你认为该把这些事情告诉理克和艾达，”他严肃地望着我，“你可以这么做。这件事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埃丝特。”
“我希望，先生——”我说。
“我想你最好管我叫监护人，亲爱的。”
我觉得自己又哽噎起来——我责备自己怎么这样。我说：“埃丝特，嗐，你知道他是你的监护人嘛！”——当他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他装着仿佛这只是他一时想到的一件事，并不是存心要表示什么慈祥亲切的意思。我轻轻地晃了晃管家的钥匙，提醒自己，然后更为坚决地把两手手指交叉起来，放在篮子上面，平静地望着他。
“我希望，监护人，”我说，“您不会过分相信我的判断力。希望您不要把我这个人看错了。我恐怕您慢慢知道我并不聪明后，也许会感到失望的——不过说真的，这是事实，要是我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您也会很快就觉察出来的。”
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失望；恰恰相反，他满脸带笑地对我说，他实在非常知道我，而且就他来说，我是相当聪明的。
“希望我将来有一天真会相当聪明，”我说，“不过我很担心眼下不是这样，监护人。”
“你挺聪明，完全可以做咱们这儿的一位心地善良的小老太太，照料我们的生活，亲爱的，”他玩笑地回答，“就像童谣（我不是说斯金波尔先生那样的儿童）里的那位小老太太那样：
‘小老太太，您飞这么高，要上哪儿去？’
‘我要上天去，把蜘蛛网全扫个干净。’
在你管家的时期，你一定会把我们天空中的蜘蛛网打扫得一干二净，埃丝特，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抛弃掉这间‘咆哮轩’，用钉子把门钉上的。”
从这时候起，他们就开始管我叫老太太、小老太太、蜘蛛网、希普顿太太、哈伯德妈妈、德登女士[6]，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我自己的名字于是很快就在这些名称中消失了。
“不论怎么说，”贾戴斯先生说，“回到咱们的闲聊上去。拿理克来说吧，他是个前程远大的优秀青年。对他该怎么办呢？”
噢，我的天哪，怎么想到拿这样一个问题来要我提意见！
“瞧瞧他，埃丝特，”贾戴斯先生说，一面舒舒服服地把两手插进口袋去，伸直了腿，“他该有个职业，得自己作个选择。我猜，这一定又要引起大量的‘文牍主义事例’，但是非这么办不可。”
“引起一番什么，监护人？”我说。
“引起更多的‘文牍主义事例’，”他说，“我对这类事情只知道这一个名称。理查德是大法官法庭的一个被监护人，亲爱的。关于这一点，肯奇和卡博伊有一番话可说；法官助理——那是个可笑的教堂司事之流的人物，在法院胡同名士大院尽头一间后屋里，葬送法律案件的种种事实真相[7]——也有一番话说；辩护律师也有一番话可说；大法官更有一番话说；大法官的随从们也有话要说；为了理查德的事情，他们所有的人一个个肯定会得到不少好处；整个儿事情一定会弄得十分隆重，啰唆冗长，令人不满，而且铺张浪费，所以我管这些事统统称为‘文牍主义事例’。我真不知道人们怎么会受尽了文牍主义的害处，而这些年轻人为了文牍主义的罪孽竟然也落到了它的火坑里去。事实就是这样。”
他又搔起头来，同时暗示他觉得风向又变了。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这一点表明他对我十分亲切体贴。不论他搔头也好，踱来踱去也好，或者又搔头又踱来踱去，每次他一看到我的脸，他脸上肯定顿时就恢复了原来那种亲切宽厚的表情，而且一定又会显得舒舒服服，把两手放到口袋里，伸直了两腿。
“也许，首先最好还是问问理查德先生，他自己喜欢干什么。”
“正是这样，”他回答，“我也是这意思！你知道，凭着你的乖巧机智和文静的态度，平时多跟他和艾达谈谈，瞧瞧你们大伙儿对这问题有个什么想法。通过你的手腕，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知道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小老太太。”
我想到自身承担下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并且知道了这么许多事情，心头实在有点儿惊慌。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这样；我原想到他该去跟理查德谈谈。不过我当然没有这样回答，只说，我一定尽力去做，尽管我担心（我当真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他把我看得太精明了，而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的监护人听到这话，只是笑了一声，是我从没有听见过的最最愉快的笑声。
“就这样吧！”他说，一边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推去，“我想，咱们这一天就可以离开‘咆哮轩’啦！只是最后还有一句话。埃丝特，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要问问我吗？”
他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因此我也就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我心里肯定我很理解他的意思。
“先生，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吗？”我说。
“不错。”
“监护人，”我说，一边斗胆把我那只手（尽管我很不乐意，我的手还是忽然一下变得冰凉）放到了他的手里，“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完全相信，要是有什么事情我该知道，或是必须知道，那么我用不着问，您也会告诉我。我要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依仗您，信任您，那我管保是铁石心肠了。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您，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拉起我的手，让我挽着他的胳臂。这样，我们就走出房找艾达去了。从那时刻起，我在他面前就感到很自在，一点儿也不拘束，心满意足地并不想多知道点儿什么，同时也十分快乐。
我们初到荒凉山庄时，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因为我们必须跟附近的许多认识贾戴斯先生的人熟悉起来。在我和艾达看来，凡是想利用别人的钱来干什么事的人全都认识他。有天早晨，当我们在“咆哮轩”里开始替他整理信件，并替他答复几封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差不多所有和他通信的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生活目标：为了筹款和投资而组成一些委员会。在这方面，女士们和先生们同样奋不顾身；说真的，我想女士们甚至还要更为奋不顾身。她们以最为激昂的态度投身到委员会里去，并以异常热切的激情收集捐款。在我们看来，她们有些人一定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按照邮局的姓名地址簿，把认捐款单分发出去——有先令认捐单，两个半先令认捐单，十先令认捐单，便士认捐单。她们什么东西都需要。她们需要衣服，需要破烂的衣裤，需要钱，需要燃煤，需要汤水，需要关怀，需要亲笔的签名，需要法兰绒，需要贾戴斯先生所有的一切——或是没有的东西。她们的目的和她们的要求一样，是五花八门的。她们要兴建新楼房，要偿付建造旧楼房欠下的债务，要给“中世纪玛丽亚妇女协会”造一所别致的楼房（附有拟议中的西楼的正面雕版图），她们要送给杰利比太太一张奖状，她们要请人给她们的秘书画一幅肖像，再把肖像送给他的岳母，因为他的岳母对他的热忱是大伙儿全都知道的。我确实相信，她们什么事情都打算做：从五十万本小册子到每年的年金，从云石纪念碑到银制的茶壶。她们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她们是“英国妇女”“大不列颠女儿”，各个基本道德[8]协会的“姊妹”“美洲妇女”，以及多达上百种名目的“女士”。她们对游说和选举似乎总很热心。按照我们这些笨拙的人的看法，同时也按照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投的票常常数以万计，可是从来没有使她们的候选人获得什么好处。总的说来，想到她们必然过的那种狂热的生活，我们就禁不住要头痛。
在这类贪得无厌的慈善事业中（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最为声名卓著的女士里，有一位帕迪格尔太太；从她写给贾戴斯先生信件的数目来看，我可以断定，她和杰利比太太本人一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写信能手。我们注意到，在谈天的时候，一提起帕迪格尔太太，风向总是立刻改变，贾戴斯先生总是中断谈话，不再说下去，因为他曾经说过，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叫得很响，光叫不做的人；另一类是做得很多，根本不说的人。因此，我们对帕迪格尔太太很好奇，想见见她，疑心她是第一类人。有一天，她带着五个年纪不大的儿子前来访问，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帕迪格尔太太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女士，戴着眼镜，鼻子很高，嗓音响亮，给人的印象是，她需要据有一大片活动空间。而且她也确实据有，因为她的裙子常把几张离她很远的小椅子都掀翻了。当时只有我和艾达在家。我们怯生生地接待了她，因为她走进来时好像是一股寒流，使那几个跟在她后面的小帕迪格尔全冻得脸色发青。
“年轻的小姐们，”初次见面寒暄过以后，帕迪格尔太太就口若悬河地说了下去，“这是我的五个儿子。你们从我们可尊敬的朋友贾戴斯先生那儿，可能已经看到了那张铅印的认捐单（也许有不止一张），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我的大儿子埃格帕特（今年十二岁），他把零用钱五先令三便士全汇给托卡胡波的印第安人了；我的二儿子奥斯瓦德（十岁半）捐了两先令九便士去为国家重大锻工们颁发奖状；三儿子弗朗西斯（九岁）捐了一先令六个半便士；四儿子费利克斯（七岁）把八便士捐给了领养老金的寡妇们；小儿子艾尔弗雷德（五岁）自动参加了‘幼儿欢乐团体’，宣誓终身不抽烟。”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心怀不满的孩子。他们不仅形容枯槁——尽管他们确实也是这样——而且还由于心怀不满而显得凶神恶煞一般。一提到托卡胡波印第安人，埃格帕特便皱起眉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几乎当真以为他是那个部落中最为剽悍的一员了。每个孩子听到自己捐款的数目时，脸色马上就阴沉下去，露出一种特殊的要报仇雪恨的样子，不过埃格帕特的脸色却是最难看的。然而我必须把“幼儿欢乐团体”的那个小小的成员排除在外；他自始至终带着一副呆头呆脑的可怜神情。
“听说，”帕迪格尔太太说，“你们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是吗？”
我们说是的，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夜。
“杰利比太太，”这位太太继续说下去，声调总是那么激动，那么响亮、刺耳，使我感到，她的声音仿佛也戴上了一副什么眼镜似的——我不妨趁这个机会说一下，她那副眼镜并没有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为迷人，因为她那双眼睛如同艾达所说的那样，看了“令人窒息”，也就是说，很凸出，“杰利比太太是为社会造福的人，很值得人去帮忙。我这些孩子都为那项非洲规划捐过钱：埃格帕特捐了一先令六便士，是他九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奥斯瓦德捐了一先令一个半便士，也是他九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其余几个都根据自己的那点儿小资财捐了款。虽然如此，我并不是在件件事情上全都同意杰利比太太的做法。杰利比太太对待孩子们的那种做法，我就不赞同。这一点是大伙儿都看到的。大伙儿都注意到，她可不让她那些孩子参加她专心致志的那些目标。她可能是对的，也可能错了，但是不管她是对是错，这可不是我教育我的孩子们的方法。我上哪儿就把他们带到哪儿。”
我后来深信（艾达也相信），那个坏脾气的大孩子听了这番话后忍不住尖声叫了起来。尽管他立即把尖叫改成了打哈欠，但是开头的时候确实是一声尖叫。
“一年到头，当然也包括寒冬腊月在内，每天清晨六点半，他们就跟着我一块儿做早祷（早祷做得很认真），”帕迪格尔太太快速地说，“我办理每天的例行公事时，他们也跟着我。我参与学校事务，四处参观访问，朗诵读书，分配救济金；我是本地旧衣济贫委员会和许多一般性委员会的成员；单拿募款来说，我的活动就非常广泛——或许没有人比得上我。不过，不论我上哪儿去，我的这几个孩子总陪着我。通过这样，他们全熟悉穷人家的疾苦，能够从事一般的慈善事业。总而言之，就是对这类事情有了爱好——这在往后会使他们为邻居们谋福利，同时也使自己心满意足。我的这几个孩子都不轻浮；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把自己的全部零用钱都捐出去；他们还参加了许多公共集会，听过了许多讲话、演说和讨论，而这些，一般只有少数成年人才会去听。艾尔弗雷德（五岁），像我方才提到的那样，自愿参加了‘幼儿欢乐团体’。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热情洋溢地讲了两小时，当时只有艾尔弗雷德和少数几个孩子一直保持得很清醒。”
艾尔弗雷德沉下脸望着我们，仿佛他永远不能，也不会原谅那天晚上受到的伤害似的。
“萨默森小姐，你可能注意到，”帕迪格尔太太说，“在我们可尊敬的朋友贾戴斯先生那儿，有一张我已经提到的捐款单，单子上，我孩子的名字后面还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9]奥·阿·帕迪格尔捐款一英镑的记录。那就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们通常总遵照惯常的做法：先写上我那笔少量的捐款，然后是我的孩子们根据他们的年龄和小小的资财，写下他们的捐款，最后是帕迪格尔先生。在我的指点下，帕迪格尔先生欣然地写下了他那笔有限的捐款。事情就这样办成了，不仅使我们自己感到高兴，而且，我们相信，对别人也起了促进作用。”
假如帕迪格尔先生和杰利比先生一块儿吃饭，假如饭后杰利比先生向帕迪格尔先生把内心的想法全发泄出来，那么帕迪格尔先生会不会反过来也向杰利比先生推心置腹地讲上一些衷肠话呢？我发觉自己这样想入非非，感到心慌意乱，不过这样想本来也是很自然的。
“你们待在这儿，周围的环境真不错！”帕迪格尔太太说。
话题这样一变，我们很高兴，于是走到窗前去，指点出窗外幽美的景色来，但是，说来也奇怪，我觉得帕迪格尔太太通过那副眼镜望出去，却似乎漠然毫不在意。
“你们认识格谢先生吗？”我们的客人说。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机会结识格谢先生。
“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你们的损失，”帕迪格尔太太主观而自信地说，“他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讲人——满腔热火！这会儿，他要是站在这片草地上的一辆运货马车上——这片草地从地形上看，天生适合在上面举行一次公共集会——他肯定会对你们所能提出的任何事情，如何促进改善，一谈就是几小时！这会儿，年轻的小姐们，”帕迪格尔太太说，一边回到自己的椅子前，同时仿佛凭借一种根本看不见的力量把离她相当远的一张小圆桌掀翻（桌上还放着我的针线篮），“这会儿，我猜，你们大概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了。”
这真是一个叫人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艾达不安地望着我。我为了方才那样想入非非，正感到惭愧，脸上一定也流露出那种神色来。
“我的意思是说，”帕迪格尔太太说，“知道我性格方面突出的地方。我很清楚，我的性格有些地方太突出了，人们一眼就瞧得出来。我知道，人家一眼就可以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嘿！老实说，我是一个务实的女人。我喜欢艰苦的工作；我欣赏艰苦的工作。那股子兴奋劲儿对我大有好处。我已经非常习惯做艰苦的工作啦，压根儿不知道疲劳是什么。”
我们小声咕哝说，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也是很叫人高兴的，或是这类意义的话。我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不过那一番话完全是出于礼貌的需要。
“我不知道疲倦是什么；谁也无法叫我感到疲倦，你们不妨来试试看！”帕迪格尔太太说，“我作出的巨大努力（在我看来那并不算什么努力），我干的大量工作（在我看来那也算不了什么工作），有时候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孩子和帕迪格尔先生注视着我那样忙，自身都觉得很累，而我，说实在的，却还是像云雀那样精神抖擞！”
要是那个大孩子阴沉的脸色，还能显得比当时更为恶毒一点儿，这正是他这么做的时候。我看见他攥紧右拳，朝着左胳膊下面夹着的帽子的帽顶，暗暗地打上一拳。
“当我出去四处访问时，这给了我很大的好处。”帕迪格尔太太说，“如果我发现有人不乐意听我非说不可的话时，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是不会疲倦的，我的好朋友，我从来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我要继续说下去，直到把话说完为止。’这种办法的效果非常好！我希望，萨默森小姐，你今儿能够帮我个忙，立刻和我一块儿去访问，也希望克莱尔小姐很快也能和我一块儿去访问。”
起初，我设法谢绝这次邀请，笼统地借口说我眼下有事情要做，不能放下不管。但是由于这个推托毫无效果，我就着重地说，我觉得自己不大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我说，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处境大不相同的人，我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替他们设想，也不会从合适的观点出发去和他们谈话。我说，我缺乏做这项工作所必需的对人们心理的细致了解。我说，在我可以去教导人家以前，我自己还有不少东西需要学习，又说我可不能光凭着自己的好心好意。由于这种种原因，我认为我眼下最好是尽可能帮助我身边的人们，尽可能为他们效劳出力；往后再设法使服务的范围逐渐地、自然地扩大开来。我说这一席话的时候，自己一点儿信心也没有，因为帕迪格尔太太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多，而且态度方面又很武断。
“你错了，萨默森小姐，”她说，“不过也许你干不了艰苦的工作，或者经不起那种紧张兴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要是你乐意瞧瞧我是怎样进行工作的，那么我很乐意领你一块儿去。我现在正打算——带着我的孩子们——到附近去访问一个烧砖工人（一个不大好应付的人）。倘若克莱尔小姐肯赏脸的话，那也请一块儿去，怎么样？”
艾达和我互相递了个眼色。由于我们本来就预备出去走走，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邀请，等我们戴上帽子，匆匆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几个孩子缩在一个房角里，一副困乏疲倦的样子，只有帕迪格尔太太在房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几乎把房里所有分量不重的家具全都掀倒了。帕迪格尔太太拉着艾达，我和那几个孩子跟在后面。
后来，艾达告诉我，在到烧砖工人家去的路上，帕迪格尔太太一路都用那种响亮的嗓音说话（说真的，我也听见了）。她说有一次她和另外一位女士为了想使她们各自的候选人争到某处地方的一笔养老金，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三年之久的激烈竞争。她们为此印了大量印刷品，作了许多诺言，委托了许多代理人，投了许多次票。这一切似乎使有关的人全感到非常热闹，只有领养老金的候选人是例外——他们并没有被选上。
我是喜欢受到孩子们信任的，看见孩子们信任我，通常我总很高兴，不过这一回，我却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刚一走出大门，埃格帕特就像一个小拦路强盗那样，跟我要一先令，理由是他的零用钱被“偷走了”。在我指出他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10]，特别是用在他母亲的身上时（他绷着脸，又加一句道，“被她偷走了”），他竟然捏了我一下，说道：“哼！你教训我！你算老几！我看，你也不乐意让人把你的钱偷走吧？她假装把钱给了我，接着又要回去，这算是一场什么骗局？她从不让我把钱花掉，可是干吗要说这是我的零用钱呢？”这些惹人气恼的问题如此激怒了他，也激怒了奥斯瓦德和弗朗西斯，于是他们三人一起来捏我，而且捏得极为高明，把我胳膊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拧起来，以致我险些儿忍不住叫出声来。同时，菲利克斯还踩我的脚趾。而那个“幼儿欢乐团体”的会员由于自己的那一丁点儿收入常被挪用，事实上不但发誓戒烟，还发誓不吃蛋糕，所以当我们经过一家糕点铺时，他显得那么伤心，那么气愤，脸色都变得发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跟孩子们一块儿散步时，身心方面从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这些假装很听话的孩子这次总算赏光，向我露出了他们原来的真面目。
当我们来到那个烧砖工人的屋子时，我感到很高兴。那是烧砖场上许多简陋的小屋中的一间，猪圈就在破烂的窗子附近，门前有一片不太像样的小园子，园里除了一潭潭的死水外，什么东西也不种。四处有些旧木桶，用来承接屋檐滴下来的雨水，要不然雨水就由泥土筑起来的土沟流进一个像大泥饼似的小水坑里去。在门口和窗口外边，有些男男女女不是懒洋洋地闲逛，就是踱来踱去，压根儿不来注意我们，只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彼此笑笑，或是说点儿什么，说有身份的人最好还是自顾自，不要伤脑筋，弄脏了鞋来照料别人。
帕迪格尔太太道貌岸然、意志坚决地走在前面，一边滔滔不绝地指责着这里的居民没有清洁的习惯（虽然我很怀疑我们之中最讲清洁的人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否讲究清洁卫生）。她领着我们走到最远那个角落里一个小房子前面；楼下的那间房几乎被我们挤满了。除了我们外，这间又潮湿又肮脏的房里，还有一个一只眼睛青肿的女人，在炉火旁给一个喘息着的可怜的毛娃子喂奶；一个男人浑身都是黏土和烂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抽着烟斗，显得很放肆；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给一只狗套上颈圈；还有一个不怕生人的女孩子正在一盆脏水里洗衣服。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望望；那个女人把脸转过去对着炉火，好像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她那只青肿的眼睛；谁也没对我们表示欢迎。
“早，朋友们，”帕迪格尔太太说，不过我认为她的嗓音听起来并不亲切友好，只是实事求是、一本正经，“你们大伙儿全好吗？我又来啦。我跟你们说过，你们是没法使我感到疲乏的，这一点你们知道。我喜欢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一贯说话算话。”
“你把所有的人全都带来了吗？”那个躺在地上、脑袋枕在一条胳膊上的人咆哮着问，一面睁大眼睛瞪视着我们，“还有人要来吗？”
“没有了，朋友，”帕迪格尔太太说，同时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把另一张凳子也打翻了，“我们的人都来了。”
“我以为你们来的人或许还不够呢，是吗？”那个人叼着烟斗说，一边扫了我们大伙儿一眼。
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女孩儿都大笑起来。小伙子有两个朋友给我们吸引了来，站在门口，两手插在口袋里，也跟着哄笑起来。
“心地善良的人们，你们没法使我感到疲乏，”帕迪格尔太太对门口那两个人说，“我喜欢艰苦的工作；你们把我的工作弄得越艰苦，我就越喜欢。”
“那就把她的工作弄得轻松点儿得啦！”躺在地上的那人咆哮着说，“我要结束掉这件工作。我不要人家随便闯进我的家里来。我可不要像一只獾那样给人家摆弄。现在你又要来按着你那老一套，打听这打听那，问这问那啦——我知道你打算干点儿什么。嗯！这回你可没这种机会啦。我可以叫你不来操这份心。我闺女在洗衣服吗？不错，她是在洗衣服。瞧瞧那盆水。再闻一闻！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你喜欢吗？你肯定觉得金酒比这好喝！我这地方挺肮脏，是不是？不错，是挺肮脏——自然挺肮脏啦，自然不卫生；可我们有五个又肮脏又不卫生的孩子，还是毛娃子的时候，就都死啦，这样对他们只有更好，对我们也有好处。我有没有看过你留下来的那本小书呢？没有，我没有看你留下来的那本小书。这儿没有人认识字；就算有人认识，那书对我也不合适。那本小书是给小孩儿看的，可我又不是小孩儿。要是你给我留下了一个布娃娃，我也不会喂它吃奶。我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哟，我已经喝酒喝醉了三天啦；要是我有钱，第四天我还会喝个烂醉。我这一辈子全不打算上教堂吗？不，我并不是一辈子全不打算上教堂。不过就算我要去，那也没有人指望我去；那位教区执事太有教养啦，我可受不了！还有，我媳妇的眼睛怎么青肿了？嗐，是我打肿的；要是她说不是我打的，那她就是撒谎！”
他为了说这一席话，曾经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这时候，他翻过身去，又抽起烟来。帕迪格尔太太强作镇静，正透过眼镜注视着他。我禁不住认为，她是在盘算着怎样进一步激起他的反感。她掏出一本《圣经》，仿佛那是一根警棍似的，把这一家人全都拘留起来。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从宗教方面把他们拘留起来，不过她确实这么做了，就仿佛她是个毫不容情的德育警察，要把他们全体都带到警察局去似的。
艾达和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俩都觉得闯到人家这儿来很不合适。我们俩都认为，帕迪格尔太太倘使不这样机械般地来纠缠人家，她一定会把工作反而进行得顺利上许多。帕迪格尔太太的孩子们全绷着脸，睁大眼睛瞪视着。每逢帕迪格尔太太特别着力地念着时，那个小伙子就让那只狗叫一声。除了这种时刻外，那一家人压根儿就不理会我们。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在我们和这些人之间，有一种钢铁般的隔阂；可我们这位新朋友根本就无法把这层隔阂打消掉。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能够或怎样才可以把这层隔阂打消掉。不过我们知道她是毫无办法的。就连她念的《圣经》章节和说的话，在我们看来，似乎也不适合这种听众，尽管她在念《圣经》和说话的时候，态度全很谦虚，技巧全很老练。至于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提到的那本小书，我们后来总算知道了。贾戴斯先生说，他很怀疑，鲁滨孙[11]当年在孤岛上会不会看那本小书，尽管他一本其他的书也没有的话。
等帕迪格尔太太停下不念以后，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感到大为轻松。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再一次回过头来，乖僻地说道：
“好！你的工作办完了，是吗？”
“今天的工作算是办完了，朋友。不过我是绝对不会疲惫的。到了规定的时候，我还要上你这儿来的。”帕迪格尔太太露出十分欣然的神气回答。
“只要你现在走路，”他合抱起两条胳膊，闭上眼睛，咒骂了一声，说，“你乐意干什么都成！”
帕迪格尔太太于是站起身，在那间逼仄的房间里掀起了一阵小旋风，连那个男人的烟斗也险些儿给刮落下。她一手拉着一个儿子，吩咐其他的几个紧跟在身后，同时表示，希望下一回来见到烧砖工人和他这一家子的时候，他们会大有改进，说完就朝另一所小屋走去了。在这件事情上，就和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一样，她的确炫耀了一番自己正在批发慈善事业和广泛推销慈善事业，尽管她那副嘴脸看起来并不令人感到快慰。我希望我这么说她并不是十分刻薄的。
她以为我们一定也跟着她离开，但是等她一走，屋子里一空下来，我们就走到坐在炉火旁边的那个女人身旁，问她那个毛娃子是不是病了。
她只看了一眼躺在她怀里的那个毛娃子。我们早先就注意到，她每次看那个毛娃子时，总用一手遮住青肿的眼睛，好像希望人家不会把吵闹、殴打和虐待跟那个可怜的毛娃子联系到一起似的。
艾达看到那个毛娃子的样子，和善的心很受感动。她弯下身，想去摸摸那个小脸蛋儿。就在她弯下腰时，我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忙拉住了她。那个毛娃子已经死了。
“啊，埃丝特！”艾达喊了一声，便在那个毛娃子前面跪下，“瞧呀！啊，亲爱的埃丝特，瞧瞧这小东西！这个受尽痛苦、默不作声的可爱的小东西啊！我真为他难受。我真为他母亲难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怜的一幕情景！噢，孩子啊，孩子！”
她弯下腰，握着那位母亲的手，淌眼抹泪，同时流露出那么丰富的同情心、那么和蔼体贴，因此任何母亲的心都会深受感动的。那个女人起初惊讶地注视着她，后来也哭出声来。
不一会儿，我把那个轻轻的负担从她怀里接过来，尽可能让那个毛娃子较为体面、较为平静地安息。我把他放在一块阁板上，用自己的手绢覆盖着他。我们设法安慰那位母亲，把救世主讲到孩子时所说的话低声告诉了她[12]。她什么都没有说，只坐在那儿哭泣——很伤心地哭泣。
当我回过身来时，我发现那个小伙子已经把狗牵出去了，这时候正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望着我们。他两眼没有落泪，只是默不作声。那个女孩儿也默不作声；她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望着地面。那个男人已经站起来了，带着一副蔑视的神气依然在抽着烟斗，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
我正瞥视着他们时，一个衣着寒碜、容貌丑陋的女人，匆匆地走进来，径直走到那位母亲面前，说道：“珍妮！珍妮！”那位母亲听见有人这么叫她，忙站起身来，一下扑到了那个女人的肩上。
那个女人的脸上和胳膊上也有受到虐待的痕迹。除了同情心这一美德外，她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不过当她一边慰问那位母亲，一边自己流泪的时候，她并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优美之处。我说慰问，其实她所说的话只是喊了两声：“珍妮！珍妮！”其余的慰问全都包含在她那种语调里了。
看到这两个粗俗普通、衣衫褴褛、受气挨打的女人这样相互扶持，看到她们如何互相照顾，看到她们怎样互相关怀，以及她们彼此的心由于各自生活中蒙受的艰苦考验而温柔下来，我认为这实在很感动人。我想到这种人的优良的一面，我们几乎是看不大见的。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和上帝以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走开，撇下她们不受人来打扰。我们悄悄地走出去，除了那个男人外，没有人注意到我们。那个男人正站在门里边，靠着墙。他发现我们几乎走不出去，先走出门去。他似乎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可是我们看出了他的用意，谢过了他。他没有搭理。
回家的路上，艾达一直十分伤心。我们发现理查德待在家里。他看见艾达满脸泪水，也感到非常难受（虽然艾达不在场的时候，他对我说，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实在也十分妩媚！）。于是我们安排好当天晚上带一些小慰问品，再去访问那个烧砖工人。我们对贾戴斯先生尽可能没去多谈这件事，但是风向还是立即变了。
晚上，理查德陪着我们一块儿到我们早晨去访问的那地方。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家嘈杂吵闹的酒馆，有好几个男人聚集在门口。内中，在一场争吵中吵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小婴儿的父亲。再向前一点儿，我们经过了那个小伙子和他的狗，待在一伙志趣相投的朋友中。他妹妹站在那排小屋的屋角那儿，正和几个其他的年轻女人有说有笑。我们经过时，她似乎感到害臊，把头扭过去了。
等我们看见那个烧砖工人的住房后，我们就和护送的人分手，独自向前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曾经带来莫大安慰的女人站在那儿，急切地朝外边张望。
“小姐，是你们啊？”她悄声说，“我在留神注意着我们家的那口子。你们可真把我吓坏了。要是他发现我不待在家里，他管保会把我打个半死。”
“你是说你丈夫吗？”我问。
“对，小姐，就是我们家的那口子。珍妮睡着了，她简直累得要命。这七天七夜，她一直搂着那孩子，搂着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偶尔，我也跑过来帮她抱上一会儿。”
她为了让我们好进去，轻轻退进房去，把我们带去的东西放在一张破旧的床旁，那个母亲就睡在那张床上。没有谁操心，打扫过那间房——看来，那间房实际上几乎没有希望给打扫干净了，不过那具令人肃然起敬的蜡黄的小尸体，已经重新好好安顿了一番，洗得干干净净，用一些破碎的白亚麻布裹得齐齐整整。我的手绢仍旧覆盖在那个可怜的毛娃子身上，一小束芳香的草花大概是由那双粗糙的、伤痕累累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放在一旁的！
“愿上帝降福给你！”我们对她说，“你是一个好女人。”
“我吗，小姐们？”她惊奇地回答说，“嘘，珍妮，珍妮！”
那个母亲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翻了个身。那个熟悉的嗓音似乎使她又安静下去。她又不出声了。
当我掀起我那条手绢，想看看下面那个长眠的小婴儿时，我透过艾达散披下的头发——她由于感到可怜，正朝他低下头来——似乎看见孩子的周围闪现着一圈光轮。那时候，我简直没怎么想到，那条手绢遮盖住这个一动不动的、平静的胸膛后，慢慢还会覆盖着谁的焦虑不安的胸膛呢！我只是想到：保护这孩子的天使，也许多少会意识到，那个用一只怜悯的手重新把手绢覆盖上的女人，同时多少也会意识到，当我们不一会儿告辞离开，和她在门口分手时，她一面望着我们，一面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细听，并用先前那种安慰的方式说道：“珍妮，珍妮！”
[1] 《圣经·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2] 指人们采蜜时，先用烟把蜜蜂熏跑。
[3] 曼彻斯特：英国英格兰西北部港口城市，是纺织工业中心。
[4] 指中世纪巫婆、术士等每年一次的纵酒狂欢夜半集会。
[5] 178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童谣集《鹅大妈摇篮曲》中有一篇《苹果馅饼》，是教孩子们认识字母的。原文开头是A was an apple pie，B bit it，C cut it，D dealt it，E eat it……直到XYZ。
[6] 埃丝特的爱称，用的多为一些善于照料别人或具有预言能力的人物的名称。“蜘蛛网”是《仲夏夜之梦》中仙后泰坦尼亚的侍女之一；“希普顿太太”根据英国传说，是十五世纪末生活在约克郡的一名女巫；“哈伯德妈妈”是英国童话中常见的一个人物；“德登女士”是当时流行歌曲中的人物。
[7] 教堂司事除看守教堂、敲钟、送殡外，往往还在墓地上掘坟坑，葬死人。作者在这儿是讽刺法官助理们像教堂小职员埋葬死人那样葬送法律方面的事实真相。
[8] 基本道德：指的是古代哲学和经院哲学提倡的四德，即审慎、坚毅、节制、公正，再加上神学提倡的三德，即信、望、爱。
[9] 作者这儿用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缩写F.F.S.；该缩写又代表“赈济之友协会”。帕迪格尔太太希望人家以为她丈夫是皇家协会会员。
[10] 原文为boned，是英国俚语，意思是“搜刮”“盗劫”。
[11] 指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名著《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主人公。
[12]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