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趋势

高速的经济增长有效地拉动了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但劳动力需求在城乡、产业、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的劳动力总需求已从2000年的7.21亿增加到2011年的7.64亿。城镇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乡村劳动力逐年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快速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和增速最大，中部和西部的总量相差不大，但中部的增速略快于西部。制造业、教育、建筑业是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三大行业，制造业依然占据了劳动力需求相当大的比例。

（一）城乡劳动力需求

和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一样，我国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也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特征。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到城市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进一步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需求，使得城乡劳动力需求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具体看来，劳动力总需求从2000年的7.21亿增至2009年的7.80亿，到2010年又减小到7.61亿，2011年又回升至7.64亿（见图3-1）。城镇劳动力需求逐年上升，乡村劳动力需求逐年下降，从2009年开始，城镇劳动力需求的增速明显快于前期，乡村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幅度大于城镇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幅度，是2010年和2011年劳动力总需求低于前期的原因。

尽管学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存在分歧（Lewis，1954；蔡昉，2010；陶然，史晨，汪晖，庄谷中，2011），但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城乡劳动力需求此消彼长的趋势会变缓。首先，现有统计口径可能高估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陶然，曹广忠，2008；温铁军，温厉，2007），导致乡村劳动力需求的减速被高估；其次，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乡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后，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已发挥到极致，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进一步扩大劳动力需求的空间已变得非常小。

（二）三大产业劳动力需求

在2000-2010年期间，总就业人数和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分阶段呈现各不相同的变化趋势（见图3-2）。第一阶段是2000-2002年，总就业人数从7.21亿快速增至7.37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3.60亿缓慢增至3.69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则是从1.62亿减至1.58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1.98亿增至2.11亿；第二阶段是2003-2007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3.65亿锐减至3.14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1.61亿快速增至2.06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2.18亿增至2.49亿，总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速慢于前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就业情况较为特殊，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总就业人数却增至2009年的7.80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减速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速均有所放缓，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速加快。到2011年，劳动力总需求有所回升，第一产业的需求进一步降低。

从近几年的就业状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看，第三产业在带动就业需求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要素禀赋结构较低的发展阶段，中国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挥比较优势（林毅夫，2010），第二产业能带动相当大比例的劳动力需求，但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结构的变迁，中国迟早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第三产业才能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

（三）地区劳动力需求

随着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加剧，劳动力需求的地区差异逐渐扩大。劳动力总是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姚枝仲，周素芳，2003）。劳动力流动不但为流入地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同时还提高迁徙者和流出地的人均产出水平，改善资源配置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直接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蔡昉，王德文，都阳，王美艳，2002），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加，中西部劳动力持续外流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劳动力需求的主要特征。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出现连片就业萎缩地区，与中部地区就业紧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沿海地区工业部门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部门不断扩展，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地区差距在就业机会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杨云彦，徐映梅，向书坚，2003）。中部地区劳动力向制造业的集中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和集聚，这又增强了该地区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的拉力，在这种动态的累积循环中，中部地区边缘化的地位日益明显（敖荣军，2005）。但是，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的流动，以及其中伴随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杨云彦，1999）。

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最旺盛（见图3-3、图3-4、图3-5），从2006年开始，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增速开始变快，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的劳动力需求在4000万以上，河北、福建的劳动力需求在2000万-4000万之间，北京、上海、天津、海南的劳动力需求在2000万以下；东北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较弱，只有辽宁的劳动力需求超过了2000万；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仅次于东部地区，河南是中国劳动力需求最大的省份，湖南、安徽、湖北、江西的劳动力需求介于2000万-4000万之间，只有山西的劳动力需求低于2000万；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的劳动力需求低于2000万，只有四川的劳动力需求超过了4000万。从地区劳动力需求的相关图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大于经济总量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地区发展差距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缩小，劳动力需求的地区差异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还在继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但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得地区间资本生产率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可能在未来逐步改变资本流动的格局，使之较为有利于中西部的发展。但是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说明要缩小区域差距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王小鲁，樊纲，1994）。但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劳动力需求会逐渐向中西部倾斜。

（四）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

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具有极为典型的行业间分布特征。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是劳动力需求的一种常态（蒲艳萍，吴永球，2005），在既定的经济总量下，产业结构是决定就业规模的重要参数，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弹性系数和新增就业岗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夏杰长，2000）。例如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行业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对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七个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促进就业增长，而对农林牧渔业、采掘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抑制就业增长（祖强，张丁榕，2008），工业品进、出口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喻美辞，2009）。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着双重偏差，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邬爱其，贾生华，2003）。

从行业的角度看，制造业、教育、建筑业是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三大行业（见图3-6），制造业依然占据了劳动力需求相当大的比例。同2007年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到了2012年四季度，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从3308万增至4262万，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从908万增加到2010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劳动力需求从139万增至672万，上述三个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农林牧副渔、批发零售业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