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对人口数量产生的影响
第1节
上面两章丝毫未谈到国民所得分配的变化可能会对人口数量产生的影响。现在必须补救这个省略。对于前面得出的有关国民所得的数量和分配的一般结论，有人会反对说，任何人群享有的国民所得的增加，都会使其人口增加，直至每人的收入降至原来的数量，因而国民所得的增加不会带来持久的利益。实际上，这个论点常常用在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产生的影响上；当然，它在这一范围要比在任何其他范围显得有道理得多。因而考察一下该论点的这个方面就足够了。我将首先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或从想象中的一个孤立国家的角度考察这个论点，然后探究所取得的结果对于处在现代国家大家庭之中的一个国家需要作何种程度的修改。在从这两个方面即将展开的讨论中，必须明白，我们心目中工资挣取者收入的增加，并不包括国家为鼓励多生儿育女而有意和公开给予的奖励所引起的收入的增加。在英国的老济贫法之下，实际上就给予这种奖励；我国现行的所得税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种作用；战争爆发前不久法国颁布的一项法律 [106] ，亦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穷人收入的这种增加，当然有促使人口增加的趋势，就某些实际问题而言，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并不是通过实行差别待遇而诱使人们生育子女的那种收入增加。
第2节
如果我们暂时忽略收入的增加对欲望和爱好的深层影响，我们的讨论实际上就会变为对著名的“工资铁律”的有效性的考察。根据这个“规律”，持续增加的人口会不断把工人的收入压低至“仅能满足生存的水平”，因而工人的人均实际收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增加。顺便应该指出，即便真有这样一种规律，也不能断然否认，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经济福利。因为仍然可以认为，只要普通工人家庭在整个一生中获得的满足超过不满而有剩余，则人口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增加。 [107] 但是，对于我当前的目的而言，则无需深究前述那个可疑的论点。人口的增加并不会把人均收入压低至事前确定的“仅能满足生存的水平”。无疑，任何人群所获得的国民所得的增加，其直接的结果都可能是使人口有所增加。众所周知，英国的结婚率与19世纪上半叶的小麦价格负相关，而与19世纪下半叶的出口、票据交换所收益等等正相关， [108] 并且死亡率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反之亦然。但是，若宣称收入的增加会极大地刺激人口增长，以致工人的收入会再次被压低至以前的水平，那就与经验相悖了。体力劳动者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利用其增加了对物质产品的要求权，一是用于增加其人口数量，二是用于提高其生活舒适水平。马尔萨斯《政治学原理》一书中两段相互对照的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两种方式的差异。一方面，他发现，18世纪将马铃薯引入爱尔兰后增加的财富，“几乎全都用于养活人口多的大家庭”。另一方面，1660至1720年间英国谷物的价格下跌时，工人“增加的实际工资，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显著改进所消费的食品质量和明显提高舒适和方便水平上”。 [109] 不可能先验地预测增加的收入以何种比例用于这两个方面。这种比例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譬如，勒鲁瓦—比利指出，近来在比利时和德国，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人口的增加，在其他欧洲国家，则主要用于舒适水平的提高。 [110] 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关键所在），用于人口增加的部分不会把增加了的对自然的控制力带来的全部成果都吸收掉。
第3节
正如上一节的开头所指出的，以上论证未考虑收入的增加可能产生的更深层的影响。以布伦塔诺教授为首的一个重要学派承认，任何阶级的物质繁荣程度的提高，其直接的影响，一般说来都是提高结婚率，从而提高出生率。但他们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繁荣程度的提高将提高精神和文化水平，更多地考虑子女的前程，更多地考虑生儿育女以外的满足。因此，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任何阶级收入的增加，可能根本不会提高，反而实际上可能降低其出生率和人口。 [111] 于是，布伦塔诺教授宣称，财富的增加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正如对不同阶层以及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同阶层和相同人群所作的比较告诉我们的，将导致出生率下降……。随着繁荣程度的提高，婚姻以外的享乐也将增加，同时对子女会有更加细腻的感觉，这些事实都趋于减少生儿育女的欲望”。 [112] 例如，同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子女因而行为不受经济动机影响的人相比，那些有一些财产留给子女的人，更多地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即如果家庭很大，在他们死后其遗产必须分成许多小股。希伦博士1906年对伦敦作的统计研究，详尽证实了这种观点。在选定的一些地区，他发现了每100个已婚妇女的生育数与社会状况的各种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所选择的指数是：从事自由职业的男人所占的比例、每100个家庭中女仆的人数、每1，000个男人中普通劳动者的数目、两个以上的人居住在一个房间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每1，000个人中穷人和精神病患者所占的比例。他发现，低繁荣指数常与高出生率一起出现。针对这一结果，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低繁荣指数亦伴随有高婴儿死亡率。然而，调查表明，高死亡率并不足以抵消高出生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最不繁荣和文化水平最低地区的已婚妇女（当然，这些贫穷的已婚妇女嫁给的男人也很贫穷），生育的子女也最多”。 [113] 而且，对1851和1901年状况的比较，揭示出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这种关系的强度在最近50年中增加了几乎一倍”。 [114] 希伦的研究结果，被稍后各项更大范围的调查所充分证实。例如，尤尔先生写道：“目前（1920年），毫无疑问，婚后生育率总的说来是从较高阶层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很低数字，逐渐上升至非技术工人的很高数字”。 [115] 同样，史蒂文森博士经过精细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各社会阶层之间婚后生育率的差异，1861年以前很小，而1891至1896年却迅速加大至最大。其后各阶层间的少许接近，可能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各社会阶层间生育率的差异，总的说来是一种新现象”。 [116] 直到上一世纪中叶，虽然较高阶层（他们的全面赚钱能力比体力劳动者发展得晚）趋向于晚婚，因而趋向于生育较少的孩子，但这种趋向几乎被他们的较低死亡率抵消了。当时他们的婚后生育率并不比现在低多少，他们的婴儿存活率只比现在略低。现在，由于他们的生育率相对而言下降很大，他们的婴儿存活率要比当时低得多。 [117] 这些由统计数据得出的推论，其依据其实并没有乍看起来那么坚实有力。高度富足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可能部分是由于子女少的家庭更加有条件积聚财富，而富人区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可能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是家仆和其他依附者——他们的生育率特别低——聚集的地方。 [118] 而且，财富与子女小的家庭之间的相关，很可能部分是由于生理上生育能力低的家族只需在较少的人之间分割遗产，因而往往比普通人富有。 [119] 但是，这些因素虽说很重要，可有理由认为，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前面所说的繁荣产生的深层影响，大大增强了我们的结论具有的分量，即在孤立的社会中，穷人命运的改善不会由于引起人口大量增加而被抵消。
第4节
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是与其他国家隔绝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如果各国体力劳动阶级的实际收入，都因为该阶级的平均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就不会出现导致移民的诱因。但是，如果体力劳动阶级的实际收入由于某个发现或发明而增加，或由于某项政策而增加，实施该政策大大改善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什么改善，那就会出现导致移民的诱因。如果采取立法措施或其他措施使收入从某一社会的较富裕成员向较贫穷成员转移，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当然，条件是移居入境的穷人不被排除在享受这些措施的好处之外。 [120] 这些考虑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趋于增加一个国家内工资挣取者的人均实际收入的许多因素，其最终朝这一方向施加的影响，要比乍看起来似乎会产生的影响来得小。不过，不应忘记，外来移民虽然会减少这些因素在遭受主要影响的国家产生的作用，但却可以间接地改善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命运。因此，无论如何，经济状况的改变所带来的有利影响不会被消除，而只会散布于更加广阔的地区。在遭受其主要影响的国家，经济福利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增加。
第5节
以上讨论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工资挣取者实际工资的增加对经济福利产生的有利影响，会被人口的膨胀抵消。但它并未否定这样一种观点，即收入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对经济福利产生的有利影响，也会被人口的膨胀抵消。因为，达到此结果，并不需要穷人增加的经济福利被消灭，而只需使穷人增加的经济福利小于富人损失的经济福利。不可否认，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有理由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英国，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可以大幅削减许多高收入，而对经济福利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1] 参见《经济学杂志》，1913年，第641页。
[2] 但参看西奇威克的看法：“至少很令人怀疑的是，像英国普通非技术工人那样的人，其数量的单纯增加，能否认为会使人类幸福总量有实质性的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2页脚注）。同能使人均实际收入最大化的人口相比，在给定条件下能使幸福总量最大化的人口，似乎有充足得多的理由称为最适度人口。所以，目前较为流行的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最适度人口这个词的做法，是令人遗憾的。
[3] 参见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第88页及以下各页。并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189～190页。
[4]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2和254页。赖特先生在评论19世纪后半叶出生率的下降时认为，增加了的对自然的支配力，在表现为价格的下降时，要比表现为货币工资时，更可能提高舒适水平；因为人们不易看见货币背后的东西（《人口论》，第117页）。
[5] 《财富的分配》，第439页。
[6] 参见莫伯特，《社会科学文献》，第34卷，第817页。并参见阿夫塔林，《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第1卷，第208～209页。
[7] 《经济学杂志》，1910年，第385页。
[8] 《人类生育能力与社会状况的关系》，第15和19页。贝蒂荣先生指出，一般说来，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是相关的（《法国人口的减少》，第66页及以下各页）。这种相关，部分是由于子女的死亡促使父母多生孩子，部分是由于高出生率意味着许多孩子出生在恶劣环境中而易于死亡。因此，纽肖尔姆博士说，所观察到的相关“或许主要是由于子女多的家庭常见于最贫穷的阶级，而这些阶级特别容易受造成高婴儿死亡率的因素的影响”（“关于婴儿死亡率的第二份报告”（敕令书，6909），第57页）。埃尔德顿在《关于英国出生率的报告》第一部分中，对于英格兰北部地区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9] 《人类生育能力与社会状况的关系》，第15和19页。
[10] 《出生率的下降》，第31页。
[11] 《皇家统计学会会刊》，1920年，第431页。
[12] 《皇家统计学会会刊》，1920年，第471页。
[13] 参见勒鲁瓦—博留的证论：“人们可以发现，在富人区，老年夫妇、退休者、仆人（这些人的生育力特别低）的比例较高，一年之中只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的人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因而，富人区的出生率较低，由此不能推论出任何东西。人们把拥有135，000个居民的第16区称为富人区，把拥有104，000个居民的第8区也称为富人区。然而，很明显，真正的富人在这些所谓富人区的人口中不会占1/10，或许连1/20都不到；甚至在巴黎1，000个人中也没有100个富人；这些地区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仆人、看门人、小店主和技术高超的工人。因此，人们依据巴黎的这些所谓富人区的出生率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价值的”（《人口问题》，第399页）。
[14] 参见达尔文，“优生学与经济学及统计学的关系”，《皇家统计学会会刊》，1919年，第7页。
[15] 养老金提供的移民诱因，可以通过执行这样一条规定而变得很小，就是规定只有居住比如说满20年，才有资格享受养老金；因为遥远的利益只会对行为产生很小的影响，而如果像领取养老金那样，死亡的可能性使享受利益不仅是很遥远的事，而且还是不确定的事，情况就更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