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老肖
2003年因为教学的需要，写了一本《我爱巴赫》。承蒙读者错爱，出版之后至今的销售情形一直都还算可以。出版社方面希望我能把《我爱……》扩展为一个系列丛书，然而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有一定的难度。
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吧：
一是由于本人的鉴赏力陈腐，自幼至老，凡听过、练过、教过的传统西方音乐作品，几乎都爱，不像很多新潮儿听得谐和音响就会露出十分鄙夷的神色。可如此博爱，又等于不爱；若真要把所有我爱的作曲家一一纳入这个系列，实在又没有这份精力和学力。
二是再要找到一位像巴赫那样的作曲家并非易事：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必须是已成为普世钢琴教学之经典，是一套绕不过去的教材——亦即在钢琴教学由浅至深的各个阶段，都有他的作品，并足以构成独立完整系统组合；他的作品恰恰又是说明某一时代风格特征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经典；解读这位作曲家的写作技法又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而由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原因[1]，大部分的钢琴学习者对这方面的知识虽有迫切了解的愿望，然而书市上相关的资料却又不太多。
三是这位作曲家的写作技法，音乐情趣，以及他的钢琴作品等等，凑巧又是本人比较熟悉的，写一本谈谈读后心得的小册子估计不至于会太费事的。
无奈长期以来教学和科研的琐事繁多，无暇顾及此事；即便有心想写作的话，又一直未能想出一个合乎上述诸项条件的作曲家来，于是此事一搁就此八九年矣。
当然，和世上所有的形势总会发生变化那样，也终于到了准备激流勇退的时候了，这就有了些空暇。在行将就木，整理此生所亏欠的种种事务时，当然也没有忘记出版社提出的《我爱……》系列。
早在写作《我爱巴赫》之时，就已开始对音乐审美心理学感起兴趣来了。虽然写了几本谈论有关这门学科的书，可是总还想从符号解释学、音乐形态学的视野看看如何剖析一些具体作品。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悟到，如果真要想让学生真的能学会什么写作真谛的话，就得把音乐认知过程中的感性、知性和理性既有层次又能融汇结合在一起，从写作技法到演奏诠释，从谱面符号到审美心理，综而观之，去谈谈自己的感悟心得。因此也就有了跃跃欲试的愿望，在写一本既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教科书，更不是什么业余普及读物的小册子，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的读书笔记的同时，藉此实践一下我对音乐教育方法的思考。
因此，现在的《我爱……》，既是“要我写”，也是“我要写”的了，这两个愿望催促着我寻思，找一个可以列入《我爱……》系列的大师。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一位符合这样选题要求的作曲家名字，跃然出现在眼前。
那就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是的，就是他，肖斯塔科维奇。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我们这帮子音乐学院学生最崇拜的作曲家。
在漕河泾读书的时候[2]，我们童声合唱队的保留节目就是电影《攻克柏林》的插曲，大致是这样吧：
唱着这首歌，特别是在舞台灯光的映照下，很有一种自己被阳光满洒着，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感觉。
回忆这些音乐中的清新气息，就会想到我们共和国的青春时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他的《相逢之歌》[3]。有一阵子交谊舞会盛行，常可听到一些选自他的电影配乐的舞曲，诸如《难忘的1919年》《米丘林》的片段[4]，因此在我们心中，他是一个类似杜纳耶夫斯基[5]那样能写出非常好听旋律的作曲家。我们每逢迎接外宾的演出中，总有他写的那些史诗气派的颂歌，例如《光荣归于斯大林》，或是《森林之歌》的末乐章等等，这些豪迈的音乐使我们醉心不已。同学们已经意识到，想当好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曲家，就得学着熟练地谱写出既能妇孺上口，又能光照千秋的史诗颂歌，这是他们必修的基本功吧。
后来又听得他的一些四重奏和交响乐。作品中的悲剧情怀和哲理意味使得我们震惊（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单纯了），从心底深处敬佩这位作曲家勇于直面现实的态度，敢于接触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胆魄，用今天草根语言说来，真是深灰主义阵营里作曲界的“纯爷们”。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他独特的音乐语言和桀骜不驯的个性显现出来的。于是，议论肖斯塔科维奇如何掌握艺术良心与政治生存平衡的技巧，又成了我们最热门的话题。
于是那年头高班的学生给自己照相也要模仿他的姿势。
可19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形势大变——那时的青年们也真可爱，个人的艺术口味都紧跟中央精神，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下必须如此——我们应当满怀阶级仇恨地去批判修正主义作曲家啊！于是学生宿舍里再也找不到一张他的乐谱、唱片和相片了。
回想往事，就像惠特曼[6]说的那样，我们“被欺骗了好久啊”。等到1970年代后期，这古老的民族竟会迎来以往谁都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人们终于可以越来越多地了解曾被以往颠倒的历史，也可以听到以往被封杀的作品了。例如我们惊讶地知道，名为《1905年》的《第十一交响曲》是写在新沙皇的坦克开往布达佩斯的时候；《犹太音诗》写在1947年苏联再一次掀起反犹浪潮，作曲家的朋友惨遭迫害之后；写在解冻之后的《第十三》《第十四》交响曲更是旗帜鲜明地把矛头指向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在我们可以根据已近廓清的一些时代背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种种问题的语境下，这时候再重新审视他的音乐——本书主要是一系列钢琴作品——发现自己对他的音乐有了新的感受和领悟。更重要的是，对这位生活在文化专制体制下的作曲家的艺术良心和胆魄，有了真正的崇敬。
可能这一切真实——包括艺术审美中的情感真实——对我们而言已经来得太晚了，但也毕竟是来了。我们不必根据某种指示或内部传达的某种精神去表态式的进行品鉴批评，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艺术修养，自由地分析讨论各种作品了。可以在闲暇之时说说自己曾经喜欢、甚至现在仍然喜欢的作曲家的作品，说说它们给我的感受，说说其中的写作技法，并且把它们写下来了。
例如眼下就可以说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作品了。虽然和其他的作曲大师在钢琴领域有大量的创作——甚至还相当的体系化，动辄就是十几首奏鸣曲、夜曲之类的情形——不同，肖氏所处的年代已不再是面对沙龙式的小众，他所身处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压力已不可能让他在钢琴上有更多的投入。但即便如此，他所写的钢琴作品却仍能在音乐史上独树一帜，特别是对专业的音乐艺术教育而言，更是万不容忽略的。因为其中浅显的乐曲写得形象生动，又有现代的情趣，特别是对初学者的音乐素质的培养有着很高的教学价值；中级程度中又有很多新异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野，了解现代音乐思潮的兴起，无论对于学习作曲还是演奏的读者，都可以从中积累新的审美经验；至于高级程度的乐曲更是可以让我们了解现代复调思维的酝酿、起步、发展，学习其中对一个始终有着民族化愿望的作曲家群体说来或许有用的经验，同时也可以丰富钢琴学习和演奏的曲目。
较之于西方其他现代作曲家的写作，肖氏的作品更有紧贴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更有勇于干预生活、反思社会现实的特点，而值得我们推荐。
当然，这不会是一本企图全面介绍或评价肖氏的著述，也无意介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种种行为的争议中去。但我相信中国的音乐家——至少是经历过文化专制时代的吧——很可能是会比西方音乐家们更能理解这位处在历史转折时代中顽强地生存着的伟大作曲家的。有了这种理解的基础，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对他艺术成就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和体会，更有效地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艺术音乐发展中去的。
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坛，不免有了好为人师的恶习，但积教鞭生涯的种种经验，我以为传授的要义在于爱的交递。如果一个教师把一些并非自己深情喜爱的东西（包括技法、乐曲、理论）告诉学生，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可鄙的知识贩卖者而已。只有把自己对于艺术大师的热爱——其中包含着钦佩、同情，或者某种感慨等等，才可能把他们作品中的妙处和精髓讲到点上，才可能引发学生自觉地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杰作。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出版社要我把这个以《我爱……》为题的系列继续写下去的原因了。
注 释
[1].新中国建立以来，直至1994年之前，我国的音乐学院都没有开设过复调音乐的共同课。
[2].1950年代的上海近郊，上海音乐学院及附属中等学校曾设置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