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网络视角的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节　海外并购整合相关研究

一、跨国公司海外并购后管理

在全球技术快速变化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海外并购成为获取外部先进技术能力与核心创新资源的有效途径，是内部技术研发的重要补充（Yoon and Lee, 2016）。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使企业能够在技术快速变化的行业中缩短研发时间（Sears and Hoetker, 2014）。发达国家有更先进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使用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进行“追赶”（Kuemmerle, 1999）。技术快速变化，复杂性不断增加，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促使企业放弃内部技术研发转而选择外部技术获取策略（Bannert and Tschirky, 2004）。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进行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获得了关键性的技术，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与跨越，技术丰富的目标企业为并购方提供组织学习的机会。本研究研究对象即为发展中国家并购方以获取更高水平的技术为目的的追赶式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这类海外并购可以为并购方提供海外企业独有的隐性资源，如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过程的管理（Georgopoulos and Preusse, 2009）。

并购整合是并购双方的资源要素结合实现协同效应的复杂过程。整合程度是指将目标方的功能活动合并到并购方的组织层级的程度（Zaheer, Castañ er and Souder, 2013）。并购整合阶段被认为对并购价值创造有重要的影响（Homburg and Bucerius, 2006）。然而，已有研究对于整合程度与并购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深度整合通过结合并购双方必要的资源、创造社交联系和构建共同的认知对协同效应的潜在实现十分重要。缺乏整合，资源的重新配置与利用，以及冗余资源的消除都无法实现（Cording et al.，2008；Homburg and Bucerius, 2006）。另一方面，在高度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已建立的运营流程与模式会部分或全部改变（Bauer, Degischer and Matzler, 2014）。如果两个之前独立的公司之间不匹配，整合过程可能产生未曾预料的成本。因此，高度的整合带来更多的改变以及由员工抗拒和文化冲突带来的协调成本（Slangen, 2006；Teerikangas and Very, 2006）。特别是在技术获取型并购中，高度整合有可能损害当初吸引并购方的目标方的创新能力（Puranam, Singh and Zollo, 2006）。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并购后管理的研究，大多关注整合阶段并购双方组织结构整合与海外子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权保留程度，整合包括并购双方的互动与协作，被认为是影响并购后协同效应实现的最重要的因素（Bauer and Matzle, 2014）。Puranam, Singh和Chaudhuri（2009）探索收购小型技术公司后，采取结构性整合有助于实现双方协作，但会破坏目标方最重要的持续创新能力，并购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会增加并购方结构性整合的可能性。Colombo, Rabbiosi和Reichstein（2010）指出赋予海外子公司高度的决策权能够保证子公司原有的研究路径的存续，削弱员工抗拒心理以及稳定核心研发人员不辞职，但高度决策权策略也降低了并购方对海外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难以接触海外核心技术。

围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特征的研究中，主要应用发达国家并购整合的研究模式，如Liu和Woywode（2013）采取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德国企业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并购后表现“被动”，不进行组织结构整合，同时保留海外子公司自主权；Xing等（2017）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一步案例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公司采取“轻触整合”主要由于中国企业与海外企业的文化差异较大，且吸收能力较弱。另一些研究基于资源基础（Kim and Finkelstein, 2009）探索中国企业并购整合与技术创新的关系，Chen等（2016）基于潜在创新收益信号进行数学建模与均衡分析，发现资源相似性强时，高整合程度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互补性强时，则低整合程度有助于技术创新。Chen和Li（2017）加入海外子公司自主权维度，采用事件研究法，探究了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双方资源相似性、互补性通过并购整合程度及海外子公司自主性对并购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机制，实证结果与Zaheer等（2013）使用86个美国跨国公司样本的研究结论一致，未能实质性地发现和寻找中国企业缺乏传统OLI范式的所有权优势的限制和文化差异束缚，在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上呈现出“蛇吞象”等这些显著特征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提升技术创新的独特规律。

二、资源相似性、互补性与海外并购整合

大量研究已证实资源相似性是并购后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Slangen, 2006）。并购双方间的资源相似性是提升并购后业绩的战略匹配的基本方式（Altunbas and Marqués, 2008），并购双方的相似性能够促进相互理解以及对已有知识的分享（Cohen and Levinthal, 1990）。与并购方具有相似性的目标方公司通常能够提供潜在的效率提升为主的协同，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让并购后公司进行更具投入产出比的经营活动。然而，相似性过强也同时会减少学习的机会，导致并购后企业研发投入降低（Cassiman et al.，2005）。

一些研究指出资源互补性是另一个维度的资源联系性，对并购后技术创新十分重要（Wang and Zajac, 2007）。并购双方的互补性资源能够提供资源重新配置的价值强化的机会。资源互补性最本质的特点是，增加一种资产的数量会带来另外一种资产的超额回报，两种资源组合的价值超过其单独价值的加总（Kim and Finkelstein, 2009）。互补性能够带来不同的组织元素产生收益增强的协同。在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中，资源互补性应与低程度整合进行匹配，才能产生较高的并购技术创新绩效，尽管为实现互补性带来的增长性协同效应，两个企业需要合作使互补性元素有效结合，因此会采取一定程度的整合（Zollo and Singh, 2004），但互补性的潜力来源于目标方拥有并购方所不熟悉的元素，高程度整合将带来较高的摩擦成本，破坏目标方的任务环境和降低目标方的研发效率，无法达到技术创新的并购目标。

已有研究运用发达国家样本，研究资源相似性、资源互补性与整合策略的匹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Bauer, Degischer and Matzler, 2013；Colombo and Rabbiosi, 2014；Zaheer, Castañ er and Souder, 2013）。同时，学者从资源相似性、互补性视角出发，开展了中国企业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海外并购整合策略的实证研究（Chen and Wang, 2014）。王寅（2013）探讨资源相似性、互补性是与整合策略的匹配，通过摩擦效应和协同效应，来提升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收益。钟芳芳（2015）将目标方自主性纳入整合策略的研究框架，关注资源联系性、整合策略与并购方技术创新之间的传导机制。陈菲琼、陈珧和李飞（2015）采用基于PLS（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双方资源相似性、互补性及其交互作用通过并购整合程度及目标方自主性对并购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及传递路径。Chen, Meng和Li（2016）基于潜在创新收益信号进行数学建模与均衡分析，研究资源相似性、资源互补性对并购整合决策以及收购方并购整合后技术创新的影响。

三、资源编配视角下的海外并购整合

Sirmon等（2011）认为资源编配包含三个过程：资源识别、资源整合以及资源创新应用三个阶段，其中资源识别阶段包含获取、吸收和消化企业的资源组合；资源整合指对资源组合进行稳定、丰富和进一步开拓，以形成企业特有能力；资源创新应用指调动和部署资源组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实现创新。价值创造需要子过程间的协同（Sirmon and Ireland, 2009），海外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准确识别并购双方的资源特征，同时需对资源有效整合（Sirmon et al.，2011）。已有研究拓展了资源编配理论，并进行实证检验（Chadwick, Super and Kwon, 2015；Ndofor, Sirmon and He, 2015）。尽管Sirmon等（2011）指出资源编配理论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特别是技术或知识获取型海外并购——提供了独特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协同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并购双方的资源互补性，以及运营动态管理能力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