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工程

在社会工程哲学视野中，研究“社会工程”的本质就是研究“社会工程”“最真实存在”的整体理论，就是通过对“社会工程”现象的哲学考察，研究、认识“社会工程”的本质。然而，搞清“社会工程”的本质，必须首先搞清“技术”的本质，搞清“工程”的本质，进而在技术和工程、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和揭示“社会工程”的本质。

一 技术与工程

在哲学层面上，我们一般认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是科学与技术，而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物与用物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大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经说过，学科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对象的区别，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确实，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不是由该学科所研究题目的稳定性来决定的，而是由学科所采用方法的特点决定的。造物与用物的学问既是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内容，又是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只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不同。因此，以研究造物与用物为对象的工程哲学是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哲学分支，工程与科学和技术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哲学范畴。著名学者李伯聪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倡导以三元论的思维方式去探讨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长期以来三者之间的模糊关系，才能使得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基本的社会活动方式，工程活动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征。从哲学层面分析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区别和联系，尤其是工程与技术的关系，自然成了工程哲学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两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讨论科学、技术、工程三者的本质时还需重视三者的内在差别。从逻辑上说，所谓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工程是异质的，以不同对象为前提的。

（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

在哲学视野中，技术与科学是有着严格区别的。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规律的探索，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的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与科学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感性、理性、经验、理论、归纳、演绎、规律、真理等。科学主要解决认识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其根本旨趣在于揭示事物——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规律性。技术是对可行的方法、技巧或“机器”（“机器”者，机巧之器也）的发明，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的活动基础，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发明家，以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与技术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可能性、现实性、发明、规则、方法、工具（机器）、目的、技术能力等。技术主要解决实践问题，即“怎样操作”的问题，其根本旨趣是控制自然过程和创造人工过程。技术对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控制和人工过程的设计，使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在社会主体（人）的手中得到重新安排，使人类生活的世界日益人工化。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先将科学和技术加以区分，认为科学是知识，而把技术和人们的实际活动联系起来，定义为人类活动的技能。这个定义在古希腊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从词源的演变上来看，技术一词在希腊文中可追溯到原形“techne”（表示生产技艺的能力或技能）。通过拉丁语“technica ars”（指技能生产的技艺）的媒介作用，在技术活跃的17世纪，技术一词在法国变成“techniqe”，18世纪在德国变成“technik”。这些词语表达了与各种技能生产相联系的过程和活动的全部领域。尽管狄德罗后来把技术定义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体系，但他还是特别指出“技能更适合每个漆工”。但是，随着机器和工业应用占据统治地位，技能逐渐变为制造和利用机器的过程，以至于人们认为技术的定义就是工具、机器和设备，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装置或者具有特殊生命的、有组织的、以代替人来完成并由人确定的操作装置。于是技术便有了两个含义，一个是活动方式本身（技能），另一个是代替人类活动的装置。马克思的技术理论是作为劳动过程要素出现的，他把技术视为人和自然的中介，把它们归结为工具、机器和容器，这些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即骨骼系统和脉管系统受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影响。苏联的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中保持着“手段说”的定义，即技术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人类活动手段的总和”。“生产技术是技术手段的主要部分”，而“生产技术中的最积极部分是机器”。同时，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了一时难以遏制的负面作用，以及时常被人们忽视的暂时还没有认识到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后果。例如，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使农业生产能力发生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流入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最严重来源之一。用DDT作为杀虫剂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也毁灭了野生物和鸟类。汽车的汽油发动机比蒸汽机效率更高，但它使空气充满烟雾。问题在于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没有加以控制，而技术倡导者只对单方面的近期效果感兴趣。要解决对技术的控制，后工业社会理论创立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可通过“技术鉴定”和发展“智能技术”去实现。从21世纪以来国内外科技哲学界对技术的哲学追问来看，如何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如何规约技术伦理等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技术伦理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关心的话题，特别是21世纪核技术、航天航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其伦理问题日益受到学者和普通大众的关注。

（二）哲学视野中的工程

工程既有与技术的关联性又有与产业、经济的关联性，工程往往是将知识集成地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工程的内涵进行进一步讨论、研究。自古以来“工程”一词都是指与生产实践密切联系，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原理得以实现的活动，是一种狭义的工程，如今表现为“三峡建设工程”“生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程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延伸，工程也不断地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工程活动逐渐变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进行现代工程建设的过程。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或社会化系统，有工程指挥中心，有技术攻关人员，还有大批施工建设者等。一个工程往往有多种技术、多个方案、多种路径可供选择。工程活动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活动，而且是经济、文化、环境等综合作用的社会活动。这时就出现了广义的工程的概念。广义工程相对于狭义工程来说，在所涉及的领域上大大加宽了，李伯聪教授、陈昌曙教授以及中国工程院殷瑞钰院士都主张对工程作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持此逻辑分析，广义工程是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看成工程，包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

工程与生产都属于创建人工自然的范畴，都属于人们的实践行为。大多数工程的内容与加工、制作、构筑某种器物或设施相关，可以说是生产性的工程。例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主要是制造出原子弹，我国的“863工程”中不少项目都是加工制作性的——只不过他们要制出的是高技术产品，如加速器、反应堆、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等。至于长江三峡工程、沈大高速公路工程等更是生产性工程。但是，工程与生产又有较大的区别。除了有较多的工程有生产性，还有不少工程并非以创造人工物为内容的，并非直接是物质生产性的，如“登月工程”是为了把人送上月球，“打捞工程”是为了把舰船捞出水面，“排污工程”是为了去掉污水中的有害物质等。此外，还有一些军事的、医学的试验工程也未必是生产性的。即便是生产性的，器物制作性的工程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工程则大都是以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为目标，几乎没有什么重复性，随着特定目标的实现，工程即告一段落后完成。当然，并非所有的工程都只是一次性的：登月不只一次，至于建筑工程则会进行多次。但作为工程，它们又都不是重复的，而是各自特殊、各有个性和颇为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按统一外观建造楼房和筑造桥梁，其工程内容也各有区别，至少它们的地基是不一样的，它们的高度、造型等更有不同。工程是实际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的目标、设计工程的方案、作出明智的抉择、预见工程的后果，工程活动的基本角色是企业家、工程师和工人，工程活动的基本单位是“项目”或“生产流程”，而“项目”又是由一系列“工序”或“单元操作”组成的，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工程哲学（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与工程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计划、决策、目的、运筹、制度、操作、程序、管理、职责、标准、意志、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异化、生活、自由、天地人合一等。工程主要解决技术集成应用的载体、依托问题，或者说技术手段方法必须通过工程构成发挥作用。工程的根本旨趣在于使技术设计变为现实，把观念、模式、规划付诸实施。工程是关注“工作”“改造”“控制”过程。

著名工程哲学家李伯聪教授认为：“为了更简明地辨析与把握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不同特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一般来说，发现与发明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发现并不直接就是发明，没有人可以把发现与发明混为一谈，发明与建造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发明并不直接就是建造，没有人可以把发明与建造混为一谈。”^[11]可见，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更没有充分的根据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

工程与技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工程中的技术，是更有创造性的现实技术。工程活动中的技术，不能仅仅是某种构思或发明，而必须是能对工程对象起作用、能够变革物质材料或控制自然力的现实技术。同时，由于工程任务或工程项目的一次性、非重复性，工程中起作用的技术又必须有更高的创造性，即创新技术；或者说，在工程活动中应用技术时，更需要反映新的要求，符合新的情况，吸取新的成果。即便是在古代，修建都江堰、赵州桥、六和塔等工程，也都是那时创造性技术的集中体现。近代和现代的核试验工程、登月工程乃至打捞沉船的工程，都属于缺少既定章法的，不管搞工程的人是否愿意或自觉程度如何，都必然要运用技术和创新技术。工程中技术的创造性还在于其综合性。作为学科或专业的工程（工程学）如土木工程、电力工程可能主要与一类技术相关；作为解决特定实际问题活动的工程，则绝不限于哪一类技术。建造一栋居民楼的工程就不仅要有土木工程的技术，还要有供电、供热、通信、防震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发射人造卫星不仅涉及多种技术，还需要有坚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数学才能，以及丰富的社会经济知识和管理能力。

工程活动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这也与工程师的分类有关。国外有的文献把工程活动分为研究、开发、设计、试验、规划、生产、操作、销售、服务和管理十个方面。

工程的概念被日益广泛应用，当今在我国已有了种类甚多的社会工程。其中一些工程有物质生产的内容，如“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在精神生产上有“五个一工程”；在教育领域，有“希望工程”“211工程”；在金融经济等方面还有“金卡工程”“金桥工程”“技术创新示范工程”“引智工程”。在近期报刊上还见到了“思想解放工程”“道德修养工程”“社区文明工程”等提法。工程科学是从工程实践中所遇到的事物和现象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开始，通过对各种技术、各种现象、各种事件的分析、研究，进而探索、归纳、揭示工程系统内部隐藏的某种贯穿始终的、带有普遍性的、朴素的真理与美感。

显然，工程科学或工程学，是关于工程的科学，或者说是以工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因此，研究工程科学需要具有坚实而宽阔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分的想象力、敏锐的判断力，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去认识工程系统的本质及其合理构成和运行规律，去追求蕴藏在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工程活动中内在的真理和协同的美感。工程科学所追求的真理和美感包括了探求和发现工程系统中呈现出来的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各种由简单到复杂和由复杂到简单的现象的内在规律，各种不同类型事物的结构演化过程中某些物理量和几何量的对称性及其运动变化的永恒性，各种不同类型事物（或现象）表现演化的多样性和内在简单性，各种不同类型事物运动的连续性、协调性、节律性和“突变”性，等等。

那么，对于工程科学的观察和研究方法而言，是有别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多数基础科学的研究过程是从识别过程的细节着手（即一般都是用“还原论”的认知方法）。李伯聪教授认为，工程科学范畴内的研究方法，一般应该从研究工程的整体特征开始，然后通过解析—集成、集成—解析等反复优化过程不断完善和补充细节，进而获得对整体特征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更深入的认识。在这种识别过程的方法上科学家、工程专家应该向艺术家学习——要深入描述整体，必须先识别整体，然后补充细节。这种观点是十分深刻的。

二 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

弄清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的区别与联系，是在理论上确立“社会工程”相对独立地位的基本前提。有的学者认为，工程与技术是迥然不同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工程与技术是难以区分的。实际上，工程与技术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有明显的区别。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认识论的观点考察，人类的认识过程有三个基本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其中，工程技术这一层次最贴近实践。按照这个逻辑，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同属于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范畴，两者都是操作层面的事情。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是不可分离的，任何一项社会工程都包含着若干社会技术活动，没有不依赖于社会工程的社会技术，也没有不运用社会技术的社会工程。社会技术是社会工程的支撑与基础，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载体与应用。社会工程的发展扩展了社会技术的使用范围，推动了社会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而社会技术的创新，则使社会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但是，社会技术旨在解决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面前“怎么办”的问题，社会工程则着力于把社会技术这个“怎么办”的问题落到实处，即实施社会技术，并力争取得实效，或者说社会工程一般强调的是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特别是指有较大规模且有着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而社会技术虽然也指社会技术活动，但对活动的规模没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往往强调的是社会技术活动本身的手段和方法，社会工程则往往更注重工程实施的社会结果^[12]。

按照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再到社会工程的思维路径，社会科学首先转化为社会技术，然后才是社会技术再转化为社会工程。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人们为了改造社会世界、控制社会运行、调整和协调社会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借鉴多方经验，并运用不断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社会技术。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社会技术一般并不直接应用于社会生活，而是必须经过一个“工程”化的过程。或者说，正是为了实施某项具体的“社会工程”，人们才去创新社会技术。比如，人们为了实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工程”，才研究和发明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改革的方式和办法，这些具体的方式和办法还必须在工程实施中得以延伸和发展。

可以说，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体说来表现在：首先，性质不同。社会技术在本质上是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及其相关知识体系；社会工程在本质上是社会实践，是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活动和结果。其次，范围不同。与社会工程相比社会技术具有单一性，其目的、研究对象和涉及的方面都比较具体，关系单一；而社会工程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它是要解决特定、实际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往往会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内容，在整个社会过程中会形成大大小小的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乃至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交互能动关系。最后，目的和后果不同。社会技术的目的是理顺社会关系，最终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社会工程则是通过蓝图设计和过程设计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或实践项目，最终形成具有新的社会结构的事物。然而，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更多的是联系。

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而社会技术本身就是社会模式，其技术形态在社会关系的各领域表现为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和规范等。社会工程就是对不同种类的社会技术的综合应用，是创建社会新结构的过程。社会结构是制度化了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模式的表现形态如社会技术的最终形式一样，也是法律、制度、政策、体制、规则等。社会工程的核心是追求模式设计，实现改造社会世界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寻找和应用实现社会目标的适当的、可操作的社会技术。理想的社会技术就是理想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可以整合和调整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生成理想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工程的目的。

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结合的综合体。作为解决某一个单一而且具体问题的方法、手段的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和环节。一项社会工程从立项到规划、设计再到实施，不仅会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会涉及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是将人、财、物，理论和实践围绕着一个中心目标的大协调和大整合。社会技术就是其中的软件部分，是它把构成社会工程不可或缺的诸要素按既定目标组织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其有序运转、发挥效用。例如，美国著名的“曼哈顿”登月计划就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动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组织策划和管理协调（社会技术）在内的30多万人，投入100多亿美元，充分体现了社会工程的交叉多元的综合性，其中社会技术的管理协调功不可没。

社会工程的核心是社会模式的设计与实施，它的突出特征是把社会技术、社会目标落到实处。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设计、创造的各种社会结构模式仅仅映现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它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发展规律。一个规律可以通过各种规则、程序表现出来，同样，社会发展规律的某种规定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来。另外，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方面的不同规律的集合决定了社会设计创造的基本空间。

许多社会工程项目确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它们有要解决某种特定实际问题的明确目标，有确定的实际活动步骤和进度安排，有可行的资金、人力、组织和社会技术措施的保障。这些可能和正在有效实施的工程，具有作为工程的基本特征——定量化、可操作和可考核，而不仅仅是一种定型的原则要求，抑或是一种方针倡议、愿望和口号。

通过社会工程项目来解决某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是有必要的。社会工程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有定量目标。某些社会任务，如人口动迁、下岗再就业、扶贫救灾等，应当有定量化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更需要将其作为社会工程对待而不要停留于政策规定和一般号召。当然，对于某些难以定量化的目标要求，虽能定量但未必有实质意义的或难以操作和考核的目标，是否适于作为工程项目提出，怎样作为社会工程任务来规划实施，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的。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理论武装工程”“廉政工程”“主人翁工程”“送温暖工程”“保安工程”等提法。很有可能，这些工程在当时当地尤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有切实可行的目标、步骤、措施，虽可以大致作定量描述，却难以作为一种工程目标去实施和考核，而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法制约束、文化修养和伦理规范，而且需要一个难以确切定量的过程。

总之，社会工程是必要的，但社会工程有一定的约束性，不要到处都称之为工程。而且，我们还需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和学识的人才去处理社会工程问题，去保证社会工程任务的科学化和有效实施，这样的人才之懂得定性的社会知识是不够的。

三 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

构建社会工程哲学，必须首先搞清社会工程的本质，而搞清社会工程的本质，必须首先搞清工程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工程的差异与同一。

在西方，“工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首次出现于中世纪。“工程”的出现与“工程师”概念密切相关。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同的词根。最初这两个词系指火炮、弹器的制造与使用和使用者。尽管“工程”的概念出现在中世纪，但工程活动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据史学考证，古代巴比伦的军事工程已相当精巧；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活动已经职业化；18世纪军事家拿破仑建立了承认工程学位的法国综合技术学校；19世纪初叶，工程逐渐由军用转向民用，机械工程、采矿工程随之而来；1818年，英国民用工程师学会问世，标志着工匠与工程师在职业划分上的分离和现代工程师的出现，于是人们开始对工程的本质进行反思。最早使用且最为广泛的工程定义是“驾驭自然界的力量之源，供给人类使用与便利之术”^[13]。几乎与此同时，基础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并在19世纪中叶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首先是电气工程作为一个成熟的专业工程领域出现，随后冶金工程、化学工程、农业工程、航空工程纷纷出现。其间“应用科学”出现，为工程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景。因而人们对工程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大多数学者认为，工程即自然科学的直接应用，比如托马斯·C.克拉克（Thomas C.Clarke）指出：“科学就是自然规律的发现和分类。工程，从宽泛意义上讲，是这些被发现定律的实际应用——当科学、经验——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技艺到职业的工程演化过程。”^[14]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程迅速发展，军事工程民用化以及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应用导致许多新兴工程如核能工程、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的出现。这个时期的工程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现代工程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在科学引导下出现并发展起来；二是现代工程更加依赖现代技术手段，工程的系统性、复杂性、社会性日益增强。在中国，“工程”范畴出现很早，《新唐书·魏知古传》中就有“会造金仙、玉真观，虽盛夏，工程严促”的记载。在《元史·韩性传》中，“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在《红楼梦》中有“园内工程，俱以告竣”等。“工程”在中国传统生产发展史上主要是指土木设计、建筑、施工等。

在现代生活中，“工程”，多指英文engineering的汉译，译为“工程”或者“工程学”，engineering的词根是engine（机械，发动机）和inginious（有创造才能的），两者都来源于拉丁语ingenere（创造）。《现代汉语词典》把“工程”释义为：“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四角号码词典》也把“工程”解释为“有关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等设计、制造工作的总称”。对“工程”的这两种诠释，虽然仍认为“工程”是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但已超越了古代对“工程”即土木建筑的理解，对“工程”的认识已经延伸到了更多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工程”的内涵也因此获得了丰富和发展。

目前，我国工程界从工程学的角度来释义“工程”时，多指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工程”，即“人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社会、经济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范围内为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创造新的物质产品（广义）的过程”^[15]。实际上，对这种现代条件下的“工程”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工程领域的问题了，对工程的社会属性、经济效益以及工程伦理等问题也都作为重要因素加以统筹考虑。显然，对“工程”的这种解释，已经把“工程”的外延扩大了。换言之，工程不仅仅指狭义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工程，而且指涉人文社会领域的工程。中国工程院殷瑞钰院士认为，工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工程即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如“211工程”“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安居工程”等，主张“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看作是工程”^[16]。工程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综合体现”^[17]。从我们对西方和中国“工程”概念流变的简要考察，不难发现，“工程”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外延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从简单到复杂，从军事生活到工农业生产，从地球到太空，从陆地到海洋，从工具到过程。工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系统与要素的辩证统一，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广义与狭义的辩证统一。我国著名学者李伯聪教授在《工程哲学引论》中，以“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元论为前提，并从对三者进行比较的视角，明确提出“我造物故我在”，认为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工程是“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显然，“工程”在这里是指狭义的工程，即造物的工程、指涉自然领域的工程。而西方有的学者则强调工程的工具理性特点，强调工程在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如莱顿（Layton）就明确指出：“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18]显然，“工程”在这里是指广义的工程，既指涉自然领域，又指涉社会等领域。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工程是一个大概念，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工程合乎逻辑地应当包括“自然工程”（狭义的工程，即造物的工程）和社会工程等。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自然技术和工业生产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能动关系（或者活动方式）”和“实践关系”。同样的逻辑，人对世界（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关系，也自然是理论、能动和实践的关系，因而，自然也就应当有“社会科学”“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

在哲学视野中，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之间的关系既特殊又密切，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之间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且两者统一于人们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但在理论或者在逻辑上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一，自然工程是指人们的造物活动的过程，指涉自然世界。而社会工程是指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指涉社会世界。其二，自然工程改造、制造的是实体性存在，而社会工程改造或调整的是“关系”性存在，前者造物，后者则改进体制或制度。其三，自然工程的评价体系一般以物质、经济、效益为核心，或者以效率为核心，而社会工程的评价体系一般以社会效益为核心，或者以水平为核心；其四，自然工程方法一般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主，而社会工程则以社会科学方法为主。

在揭示“社会工程”的工程本质的时候，或者说，在认定“社会工程”也是工程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然工程方法论或者说是为自然工程的一般标准作出判断的。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认为，工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工程即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如“211工程”“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安居工程”等也是工程。殷瑞钰院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自然工程方法论在发挥作用，即他看到了“211工程”之类的社会工程也具有“自然工程”的本质，即“工程是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活动。殷瑞钰院士对工程的划分及社会工程也是工程的观点至少给了我们三点重要启示。

其一，从人与世界的改造、认识关系中，选择人与自然世界的改造和认识关系，进而用自然科学——自然技术——自然工程的逻辑进路或者方法指向，把工程分为“狭义工程”和“广义工程”，然后，用自然科学——自然技术——自然工程三元论的理论和方法，为“自然工程”定位，即自然界——自然科学——自然技术——自然工程——产业——经济——社会。这种思维逻辑大体可以理解为自然工程方法论在确立“社会工程”也是“工程”问题上的可借鉴性。

其二，从人与世界的改造、认识关系中，选择人与社会世界的改造和认识关系，进而用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的逻辑进路或者方法指向，研究社会工程，用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工程三元论为“社会工程”定位，即社会世界——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社会事业——社会和谐。这种思维逻辑大体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方法论，进而自然工程哲学方法论对研究社会工程哲学也具有可借鉴性。

其三，从社会世界进而社会工程的特殊复杂性中，选择不同于自然工程的方法，揭示社会工程不同于自然工程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性，这是解决社会工程哲学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说自然世界本身就充满偶然性的话，那么作为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世界，就更加充满偶然性。社会世界中偶然性之所以更加普遍，就是因为社会世界中有“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极其复杂的思想和精神活动的干预和介入。而社会工程哲学所要追问的恰恰是人与社会的实践（改造）关系。这时，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在方法论上率先实现创新，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

总的说来，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规律的探索，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的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技术是对可行的方法、技巧或“机器”（“机器”者，机巧之器也）的发明，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而工程是实际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的目标、设计工程的方案、作出明智的抉择、预见工程的后果。只有科学，有技术，而不上升到工程的话，那么所研究的科技则只是空谈，只有把技术上升到工程，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