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构固有的不平等与利益关系的不平等
我们在探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时，还应该注意到法律效力的内在存在形式是法律的价值、规范和事实共同组成的统一完整的权威体系，法律精神、法律价值和法律原则等是法律体系的内在属性，蕴涵着法律的本质、价值和灵魂。[37]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之所以存在法律生成障碍，法律结构模糊，导致权力（利）不确定，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信用法律价值取向、法律定位不清，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结构设计。利益关系结构固有的不平等结构设计动机使得这一体系充满着能力与义务、受制与获利的权力依附性。
信用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取决于信用的本质。国家标准[38]以及大多数学者将信用的实质定义为借贷双方彼此达成一致的延期支付契约或承诺，贷出方负有及时供给商品或货币的义务，同时享有按期回收本金和利息的权利；借入方有权及时获得合格的商品和足额的货币，同时承担起按协议分期或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债务。最初建立的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典型的债权债务关系。商业信用的出现，标志着商家之间的商品赊销、委托代销、预付订金、预付货款和补偿贸易也同样是具有延期支付的平等交易关系。银行信用的出现使社会信用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商业银行作为经营信用的中介机构，变小额资金为大额资金、短期资金为长期资金，促进了社会闲置资金向高效企业的信用投放和转移，起到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同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体现的仍然是商业化的运行模式。[39]政府信用也是政府作为债务人与债券持有人（债权人）之间的平等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信用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信用关系主体是民事、商事主体，信用考察的是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对民事主体的经济评价。[40]我国对信用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企业法、担保法、企业破产法、保险法、票据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具有民商法属性的法律规范中，它们共同遵循着民商法的价值原则：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些原则是民商法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在民商法原则的指导下，民商法具体条文的构成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体，法律规范调整的是主体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41]但是，自从凯恩斯的伟大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以来，人们逐步发现、掌握并成功地应用了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作用，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成为现代国家的不二法宝，从而也对银行信用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既有体制下银行信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就不难理解，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模式，以及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颁布的以管理禁止性规范、效力禁止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为主体的部门规章具有经济行政法的特色，体现国家干预的价值理念和经济法的原则。由于我国征信机构、评级机构、担保机构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不发达、发展不均衡，信用市场竞争格局没有形成，使得政府主导模式下以保证社会公平和维持竞争秩序为信用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不能实现。信用法律制度价值理念背离信用关系本质，导致信用法律制度存在信用经济社会主体权利义务不均衡，信用主体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与保护的具体设计缺陷。
在个人信用法律制度领域，征信机构与被征信的消费者个人权利义务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在已经颁布的法律规章中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内容哪些是不需要消费者个人同意就可以包含的信息、哪些是需经消费者本人同意否则不能在信用报告中公开的信息、哪些是任何消费者信用报告不得含有的信息；没有规定消费者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知情权、控制权、选择权、更改权（异议权）；没有对影响个人生命安全、禁止不正当营销的规定；没有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保障权的规定；没有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和个人信用连续记录等方面的法律规制；个人不能查阅自己的信用档案，个人对信用信息无权确认。这些主要权利的缺失与我国目前不发达的个人信用有关，但是，正是法律规范对个人消费信用权利的忽视和保障不利，导致了我国个人信用发展的缓慢。
在商业信用法律制度领域涉及企业信用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对企业自身的权利、利益关注不够，导致主体权利义务失衡，没有完善的惩罚机制，在经济往来中，往往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大行其道，企业很难将立信作为企业生命之本，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薄弱，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要求不符。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下，守信的企业在资金的获得、税收的优惠、产品的推广、信用产品的使用、社会评价等方面对未来有一种稳定的预期，这会使他们理性地对待市场，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以获取长期资本收入。如果法律机制不完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没有真实性审查，许多企业财务资料失真，或企业与评级人员串通，或信息不对称，没有法律跟踪监测，企业信用评级弄虚作假又不受严厉的惩罚，市场机制的先天性不足就会暴露无遗。厂商由于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故而会选择很低的贴现因子，这将大大加剧厂商欺骗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此时厂商会由于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收益。这就不难理解我国信用经济领域存在的假冒伪劣行为、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失信行为大行其道的原因了。我们在制度设计中，没有将尊重企业个体的权利、地位作为规章制定的出发点，没有将培育信用市场需求、开发大量的信用工具以及使用信用工具、规范商业信用作为主要的立法目的，而是将整顿商业信用市场秩序作为主要出发点，这就不难理解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年有余，社会信用建设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个人信用、商业信用相关法律制度设计缺陷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瓶颈这一问题了。
关于政府信用，我国基本财政制度安排以及我国《预算法》相关条款规定，除中央政府特殊的制度安排外，地方政府必须编制收支平衡预算，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和列赤字，也不能成为担保主体，即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但是，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划分具有严重的不对等性[42]，中央将最主要的财权收归己有，将大量的事权下放地方，即财权上收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相对减弱，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出现缺口，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隐性债务和或有负债，造成地方政府负担越来越重。[43]制度设计中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