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如今，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分支学科来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已是一个较为“成型”，因而也显得不那么时髦的分支学科。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就开始受到重视，并由党的“秀才”们（毛泽东语，意指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界的领导者加以宣扬和阐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具有全国性的意识形态地位，无论是在宣传的广度上还是在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延安时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较为自觉的学术研究。进入新时期，研究逐渐淡化政治宣传意味，向学术化方向迈进。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58年到2004年，国内已出版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的研究著作达50余部。[1]随着相关专著的出版、相关课程在高等学校的开设，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学科已基本“成型”。
之所以有“成型”的判断，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的体系化努力。在政治气候渐趋和缓的“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表现出学术化的特征。尽管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新时期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浓厚的体系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忠于党的决议，基本上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常常只限于文艺思想领域，而较少和当时的中国文艺实践情况联系起来，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融入毛泽东思想这一整体。进入21世纪，有的著作已经注意到了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但仍然只限于文艺领域。[2]
而一个清楚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他对中国文艺发展的规划也是他对中国整体规划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就不能不注意20世纪中国的整体环境，尤其应该注意政治方面的环境。不过，毛泽东与一般的政治家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日理万机的琐碎政治活动中，还有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入思考。无疑，文艺也是他思考的重要方面。总而言之，毛泽东是在对中国现实情况作出宏观政治战略性的分析后，形成自己独特思想的。因此，从历史主义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必须将其与20世纪中国的大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紧密结合起来。
在这样的大思路下，笔者选择的是价值视阈的研究角度。
一 选择价值维度的缘由及其意义
何为价值？在哲学上，“价值”一词与“善的”或“值得”有同样的应用范围，往往是“善”的同等词。“一般而言，价值意味着那使一件东西成为值得欲求的、有用的或成为兴趣的目标的性质。价值也被看做是主体的主观欣赏或主体投射入客体的东西。”[3]
作为一位具有战略性思维的实践型思想家，毛泽东既不满足于纯粹理论的建构，也不沉湎于琐碎的政治事务，因此，与其说他构造了一套完美的体系化的思想，不如说他更注重对现实进行变革和重塑的，即作为“武器”的思想或哲学。就此而言，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带有浓重的目的性。总体来说，毛泽东的思想往往基于这样的实践目的：中国社会应该往何处去。对于党和人民来说，他常常在事实上扮演着“舵手”的角色，尽管后来他并不喜欢“伟大的舵手”的称呼。他力图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文艺），一句话，他始终在谋求一种“善”，这样的“善”在他看来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就文艺来说，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最为关注的就是文艺方向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文艺往何处去的问题。延安初期，毛泽东就为延安的文艺家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口号，并特别在表达上将“工农大众文艺”置于“抗日文艺”之前。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文艺的根本价值取向的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非常强调文艺的一体化，因此在理论上论证文艺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为中国文艺家们树立起人格化的旗帜（鲁迅），指引大家向正确的方向前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沿着这样的方向，才能最好地实现“善”的目标。
因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内蕴在其文艺思想整体中具有灵魂般的意义，它连接着思想和现实政治这两个领域，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实践的主线。只有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内蕴，才能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整体，才能明了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发动或参与的文艺运动的真正原因，也才能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及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价值内蕴变更而发生的毛泽东在思想表述和文艺实践上的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视阈能为我们审视毛泽东时代文艺的悲剧打开一扇窗户。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尽管也出现过辉煌灿烂的时期，但更多的时候是接连不断的运动，和没完没了的批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现状越来越不满意，以致接连对文艺界作出两个语气极为严厉的批示。“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欣慰地看到“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并加以赞赏，但到去世前的一年，他对这种发展的后果还是表达了不满。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文艺界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但从毛泽东个人的文艺思想实践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换言之，尽管毛泽东力图引导中国文艺走向新的发展方向，为其注入新的价值取向，但在其有生之年，这样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并没有能得到令他本人以及其他人满意的实践。
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这当然有文艺实践方面的原因。文艺界复杂的内部矛盾加重了当代文坛的悲剧，许多文艺知识分子的悲剧不能说与此无关。但如周扬等文化官员，即掌握文艺界权力的执行者，其自身的命运又何尝不是悲剧性的？这当然也有某些文艺制度方面的原因，如在文艺领导方面，内行领导内行的模式使文艺界内部的复杂矛盾更加复杂。但恐怕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于价值方面，特别是毛泽东和文艺知识分子在价值上的冲突。这或许是当代文艺界悲剧和毛泽东本人悲剧的症结之所在。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继承者。不过，尽管没有明言，但客观地来看，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继承无疑是一种批判的继承。作为历史剧作者的毛泽东，如今扮演着历史的剧中人，为现在的历史剧作者们提供启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意义正在于，它不仅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智慧，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无论吸取智慧还是教训，都需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反思，而价值维度的反思尤其值得深入下去。毛泽东的文艺价值取向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它对当前的文艺现状有何警醒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二 拟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
（一）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作为实践型的思想家，毛泽东对文艺的思考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结合的，因而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本书重点考察三个时期：延安时期（广义的，1936～1949），新中国成立后13年（1949～1962），晚期（1962～1976）。这三个时期，毛泽东对文艺的思考和实践往往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主题。详细阐明每一时期的价值主题，是本研究的主体工作。只有对此进行历史主义的认知，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其他的思考和判断。
（二）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何在
文艺知识分子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既有所谓“反动”的（如周作人、张资平），也有自由主义的（如沈从文、朱光潜、萧军、俞平伯），还有“左翼”的（如鲁迅、胡风、周扬、丁玲），作为文化官员的（如周扬），及后来的激进的（如姚文元、于会泳）文艺知识分子。[4]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艺界逐渐一体化，与毛泽东产生价值冲突的实际上主要是第三、第四、第五类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三、第四类。或者说，冲突主要产生于广义的“左翼”知识分子与毛泽东之间。历史事实很容易证明这一点，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时候，矛头很快转移到冯雪峰和胡风；在批判“右派”知识分子的时候，矛头又很快指向丁玲、冯雪峰等。这是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实践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握有对文艺界的政治话语权；对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贯彻和实践，他们往往扮演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界的不乐观情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左翼”知识分子在非“左翼”知识分子面前缺乏得力有效的斗争，甚至缴械投降，串通一气。从思想上来说，即“左翼”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不坚定，容易沦为非“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俘虏。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过去后，“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掌握了文艺界的话语权，这时，毛泽东与其的价值冲突逐渐彰显出来。二者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有何意义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坚持一分为二的评价，其中被认为正确的方面被继承下来，某些不够正确的方面被加以修改，而某些完全错误的方面则被抛弃。在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致祝词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较少公开评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较少再对文艺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此以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相对以前来说更为宽松了，尽管后来也出现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但毕竟没有触动文艺制度进行再次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界呈现出价值多元的景观，许多人欢呼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文艺界的商业气氛日渐浓厚，如何坚定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邓小平将其表达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从价值维度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时，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中国文艺价值转向的意义。总体来说，毛泽东对中国文艺发展的贡献最根本的乃是扭转了中国文艺的方向，尽管这也许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是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人民群众占领文艺舞台，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根本价值问题。人民群众从配角和丑角到主角和英雄的变更，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在文艺思想中的体现，这种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向巅峰。尽管后来其中有些被指称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神话，但从中国文艺的历史长河来看，这种文艺作品中的角色问题却不仅仅是简单的文艺问题，而是根本性的价值转向问题，直言之，即由精英主义向大众主义的转变。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作品里，人民再次由夸大的英雄形象还原为更为本真的人的形象，但把人民作为永久的丑角形象随意扭曲的历史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三 研究方法和特点
本研究将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从研究的整体特征来看，本课题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在中国文艺转型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注意通过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活动的细致分析，来凸显他对中国文艺现代转型的系统思考。本研究力图达到这样的目标，即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实践的细致研究，回答如下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艺和中国现代文艺的总体看法如何？毛泽东为中国文艺发展指出了怎样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认为实现这一方向转型的方法是什么？毛泽东在这一方向转型中取得了什么成绩，留下了什么问题？毛泽东在实现这一方向转型中出现障碍的原因是什么？其次，从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本研究注重将哲学思维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力图既全面把握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貌，又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分析和历史分析，达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生成、发展、演变的细致把握。
2.文献研究和历史考察相结合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第一位的是文献。充分占有文献是首要的前提。其中，原始文献又是最为重要的。毛泽东本人的文献非常多，而且有不同的版本。为了使研究更具历史性、真实性，在研究中，这些不同的版本都应该注意。比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后来曾经进行过修改，对于这些修改，应该如何看待？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原始版本为准，理由是它最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修改后的版本为准，理由是这是作者本人修改的，是最终的定稿，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其实，不同的版本应该兼顾，当需要了解彼时彼地的历史原貌时，参考未修改的版本比较好；当需要了解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时，则参考修改过的版本比较好。事实上，毛泽东修改自己的选集也反映了他当时相对于之前的思想变化。因此，本课题在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尽可能以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毛泽东文献为依据，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竹内实编写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因为这套文集的一大特点就是较好地体现了1949年以前毛泽东文献的原本面貌。在原始文献中，又应该区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一般来说，书面材料反映了作者较为成熟的观点，而口头材料则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正因为这样，口头材料又较容易透露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同时，本研究重视以历史实践作为思想文献的补充，以避免纯粹思想史文本逻辑推演的失真。一方面，毛泽东本人的文献资料是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重点，但仅有这些文献资料，并不能描述丰富的历史，因此，另一方面，大量阅读由毛泽东主导的实践活动的其他当事人的文献资料、回忆录、日记，就有了必要。当然，笔者认为，回忆录，或者口述历史（其实这些回忆录发表出版之后，也可以算作某种文献）这一类文献尽管值得参考，但应当慎重使用。这些回忆史料为文献史料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诠释和印证，但也不乏某些有误的史料。这类记忆错误已经屡见不鲜。因此，特别是在既无文献史料记载，又只有某一当事人的孤证，或众当事人回忆不一致的前提下，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存疑。同时，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各种研究文献也应当大量参考。
3.其他研究方法
例如比较方法。这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也许可以发挥不一般的作用。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强调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文艺大众化，那么，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比，有什么区别？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深入了解。再如考证法。毛泽东发动1958年民歌运动的初衷是什么？是创作新民歌还是搜集旧民歌？笔者将运用考证方法得出答案。
在运用以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力图体现出如下特点：（1）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在展开理论论证的同时，注意史料的坚实支撑，不为逻辑完整而支剪和曲解史料。（2）点与面相结合。毛泽东本人的文艺思想是点，20世纪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则是面，这两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3）打通文艺与其他领域的界线，特别注意文艺和政治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局限于文艺思想领域来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尤其不采取构筑文艺思想体系式的论证框架。（4）反思历史，以史为鉴。不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史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力图和中国的文化和文艺现状相联系，思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意义。
四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分期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发展的分期，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看法。如张居华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分为六个时期：孕育时期（1900～1921），萌芽时期（1921～1937），形成和成熟时期（1937～1949），丰富和发展时期（1949～1966），扭曲和曲折发展时期（1966～1976），坚持和发展时期（1976～1993）。[5]冯贵民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酝酿时期（1919～1935），成熟时期（1935～1942），发展时期（1942～1991），其中最后一个时期又可以细分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1942～1949），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1949～1976），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发展（1976～1991）。[6]黄曼君大体按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初、60年代初至“文革”时期，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分为“孕育”“奠基”“发展”“波澜”四个阶段。[7]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某些问题。
例如，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何时形成这一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几乎没有单篇文章专门论述文艺问题，他往往将文艺问题放在文化问题中，并主要从宣传的角度来谈论。笔者认为，可以将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标志。理由有二：一是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专门向文艺界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二是这次讲话提出了“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伟大的光荣任务”。
再如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往研究往往按照一般的政治时段来进行分期，即分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和“文革”10年。用这种分期方式来谈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最大的好处主要有两个：一是符合人们习惯的从政治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因为，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往往都基于对17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阶段划分。二是便于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实践情况结合起来谈论。由于政治权力的影响，“文革”之前的文艺实践情况和“文革”时期的文艺实践情况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以“文革”发动为界来划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使17年时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17年文艺，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革”文艺联系起来研究。不过，这种分期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主要是没有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际出发。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这一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包括提出“双百”方针、关于新文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深入思考等。这一时期，尽管他也有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不满，但没有对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这一批判与以往的几乎所有文艺思想批判存在本质的不同。以往的文艺思想批判主要是从思想上来进行的，而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则完全是将文艺问题武断地归于政治问题。1963年12月及1964年6月，毛泽东接连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几乎完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实践。与此同时，文艺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也开始进行京剧现代戏的培植。总的来看，从八届十中全会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思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表现出“大破大立”的姿态，同时迫切希望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工农兵文艺，这与此前的13年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在以上考虑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早期（1910～1936），延安时期（广义的，1936～1949），新中国成立后13年（1949～1962），晚期（1962～1976）。早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孕育阶段，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有一些零散的观点，但不系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阶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范畴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展开论证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八届十中全会前的1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探索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重要的新思想。从八届十中全会后到“文革”结束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有发展，但总体而言则是走向了一种激进主义，阻碍了中国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
[1] 胡为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16页。
[2]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如陈晋，比较注意打通文艺和其他领域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领域。他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是《文人毛泽东》，该书侧重从文化方面为毛泽东作传，并梳理了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发动或参与的文艺事件的来龙去脉。
[3]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第1050页。
[4] 这里对文艺知识分子的分类部分参照默尔·戈德曼的对不同文艺家的指称。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戈德曼所写的第五章“党与知识分子”和第十章“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
[5] 参见张居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第6～12页。
[6] 冯贵民：《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论稿》，武汉出版社，1992，第33页。
[7] 参见黄曼君《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68～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