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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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科的性质

社会科学在学校教科上的价值,是使我们多少明白共同生活的情形。有的科目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现在的共同生活,甚么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背景(如历史),有的科目告诉我们现在办理共同生活的事务的机关是如何组织的,或是这个机关应该如何组织(如政治学),有的科目告诉我们生活上物质的需要如何满足,人类如何活动去满足那个需要(如经济学)。“社会问题”也如那些科目一样,专说明人类共同生活的一方面:他讨论共同生活的性质,并且研究对于他的缺点如何补救。

现在的人大概都相信自然科学在学校教科上的价值,没有怀疑或反对的了。但是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价值更大,关于社会的知识,比较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人要是不能有适宜的社会,虽有自然界无限的供给,仍然是不能活着。更进一步说,假使人不能得到适宜的社会生活,人也就不容易有能力去支配自然界,享用自然界。人人都应该明白共同生活的性质,设法将共同生活整理完善。一方面因为每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所以他应该知道他的社会,并负有改良他的社会的责任。又一方面,因为适宜的社会生活是各人实现他的生命的所在——没有好的社会,就没有好的生命,人在好的社会里,才可以寻到他的(生命的真价值),所以明白社会与改良社会是他的义务,他的必不可卸去的义务——除非他要抛弃他的生命,他不求实现他的生命的价值。

我们永远不能超出共同生活以外的,凡是自己以为是“独善其身”的,都是在那里做迷梦。世上很不容易有独善其身的——我不能断其必无,因为一切社会的改良,都是从个人做起——但是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兼善天下”,还是不澈底的,那独善其身的结果也未必靠得住,那独善其身的价值也未必保得稳。我们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无论如何讲究卫生,但是一旦遇着腐败的市政府,道路不修,卫生不讲,虽然我们庭园里是洁净的,但是全城里都是龌龊的,我们也不得不自叹个人能力的萎弱。我们对于自己的子弟,无论如何注意他们的教育,但是因为地方上缺乏完善的学校,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方便,我们最好的计画终也归于泡影。我们对于自身无论抱如何高尚的理想,如戒除恶癖,不为世俗所污染或想成就有价值的事业,但是因为我们时时不能与共同生活相分离——时时为家庭的,学校的,职业的,亲戚的,朋友的……一分子——时时受共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我们扪心自思向来所抱的理想果有几分可以实现?假使不致完全为共同生活所左右已经算万幸的了。类如以上所说的经验不可胜数,我们无往不觉得只是独善其身是不行的。

有些人看了这种情形便去骂社会。将一切的罪恶都归咎在社会身上,将自己的责任也都卸在社会身上。但是这样消极的咎责社会,脱卸责任,终不能成为解决的方法。那末,什么是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步便是要知道社会,了解他的性质与状况。其次就是按着我们对于社会的知识与所相信的目标去整理社会,改革社会。一切的努力,计画或理想——只要是为社会造福的——都推广或实施到社会,而不仅以个人的小范围为限,就是每个社会分子应尽的义务。但是凡是有志尽这个义务者,最先必须知道他所生存的社会的情形,研究他那社会实际的问题。“知是行之本”。社会科学的教科在学校里可以多少供给学生这一类的知识,可以指导他研究的路径。

教者与被教者对于社会学科有最应该注意的一件事:社会学科只是供给一种对于社会的看法,决不是宣传。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一样,都不过供给一种科学的态度。自然学科使我们对于自然现象为科学的观察,去分析自然,了解自然,于是便可以支配自然。有自然科学的知识的,便可以发见风、水、蒸汽、电,与其他无数的自然产物的性质,供我们的享用,那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的,便常受这些自然产物的害,供他们的牺牲。社会学科使我们对于社会现象为科学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便可以发见社会的性质,计画支配社会情形的办法。两种学科的性质虽然如此相似,但是实际上社会学科常遭极可怜的摧残,他的科学的性质常被剥削,只留剩许多的信条,供人的鼓吹宣传。这是一件极不幸的事,但是他所以致此之原因我们也可以追寻的。

自然界的现象,与其现象间的关系,常是可以证明的,人见了这个证明,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否认,再也不能不相信。水含着轻养二气[1],凡是曾看见过水的分析的实验的,谁还敢不承认?传染病常由微生虫为传递的媒介,凡是曾看过显微镜的,谁还敢再怀疑?自然定律的确凿,很少容许人发生不同之意见。至于社会现象,与其现象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如自然现象那样可证明的精确的程度。向来人对于社会的见解,正如同人在自然科学时代以先对于自然的见解一样,包括着多少的迷信、误解与臆断。此外,因为社会现象常是于我们有切身的、利害的关系,所以我们见解中不是有所偏袒,便是固执成见——极难将自己的私见或关系抛开,完全为客观的研究。因此关于社会的议论常带着极浓厚的属于人的色彩——他的好恶遮掩了他的理性,他的成见排斥了客观的观察,他的私人的利害观念完全占据了他的注意——一切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竟失去科学的性质,变为宣传与鼓吹。

假使教者竟用社会学科来做宣传,那教者便忘了他对于被教者的责任。教育不是传布偏见,不是灌输成说,乃是解放幼年的心灵,发展他自己的判断力。换言之,教育不是给人见解,乃是帮助人得到见解。所以在社会学科的教授上,教者只应该为科学的、客观的陈述,不应该为偏袒的主张;他对于每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应该与以相当的注意,不应该按着个人的好恶而有所重轻。人完全抛弃成见,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见差不多可以说是人的一个特质。一个人的见解,特别是关于社会现象,总不免受他的门第、教育、职业、习惯等等的影响的。但是教授社会学科的教员就他的能力所及,至少要将那不合理性的,背乎科学的成见抛却。

我们看了人类的历史,觉得有多少的不幸都是他的偏见、迷信与误解所产生的结果。社会学科的设立,本来是使人明白社会,消弭那不幸的。从此看来,那教授社会学科的教员岂能背弃他的责任,再宣传他的偏见、迷信与误解去增加那不幸呢?

(原载《教育与人生》第34期,1924年6月9日)


[1] 编者注:轻养二气,今译氢气、氧气。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