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这可视为中国近代关于文化选择问题即“古今中西”之争的延续，不同的是，中国近代的文化选择问题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因此，理论转型更多地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由于政治问题乃近代中国的核心关切，因此除了邵德门、桑咸之、陈旭麓、林茂生等学者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外，在中国近代史（如范文澜、唐德刚、费正清等学者的论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李泽厚、郭湛波、张锡勤、李华兴、许纪霖、郑大华、陈少明、熊月之等学者的著作）、中国近代哲学史（如侯外庐、冯契等哲学家的著作）、近代思潮（如高瑞泉论唯意志论思潮、胡伟希论自由主义思潮、王人博论宪政思潮等）等研究论著中，都涵括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内容。这些著作从宏观的视角呈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脉络，同时也都论及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梁启超。但是，在这些论著中，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尚没有得到细致考辨和揭示，即中国政治思想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范式转换没有明晰地展现出来；另外，这些著作因侧重思想整体的研究，对于梁启超或关注不够，或对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论述得不充分，尤其是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之间的关系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阐释，中国近代与古代政治思想范式的差异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对当下中国的意义等问题还可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这是本书选题之缘由。

本书所谓“范式”，其实是借鉴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范式”概念。库恩是以物理科学及其历史作为研究模型，但其影响绝不限于物理学界或科学界，它对于哲学和公共文化等都产生了持久的效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一词是同时引入的，“范式”主要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实践的范例，从这一点看，将“范式”视作某一时期的思想家群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学术传统、思维形态、价值信念也未尝不可。本书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历史的发展除了各种事件的相继发生，更重要的是范式的不断转换或称转型，某些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的思想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就是因为对于范式的转换从而对于人类文明向前跨步具有标志性或开创性的意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近代便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在前一时代，有孔孟老庄等诸多先哲；在后一时代，有龚魏康梁严孙等众多贤才，他们都是中华文明发展链条上意义深远的重要环节。

之所以说中国政治思想在近代发生了范式的转换，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与古代政治思想在指导思想、思维形态、政治理念与治理原则、范畴和观念体系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具体而言，古代政治思想范式的特征包括：以天命论为精神支柱，以王权为核心，以经学为指导思想，以民本论为理论基石，以德治为主要治理原则，以纲常论为纽带，大同理想，等等；而近代政治思想范式的主要特征为：重视个体与自我意志、同时寻求群己关系的平衡；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诉求；法治原则和宪政追求；以进化史观为变革依据；以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等等。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作为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梁启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关于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变迁历程的关联，美国学者很早就曾论及。一位是列文森，他在其所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初版）的序言中声称，他这本书所关心的并非梁启超这一历史人物，而是因为以梁启超为中心可以勾勒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轨迹。他认为，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是中国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另一位是华裔美籍学者张灏，他在其名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认为，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变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人物”。还有一位华裔美籍学者萧公权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年）中指出，梁启超开通风气、解放思想，在晚清和对民国建立都有重要功绩。

在国内大陆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学界几乎都将梁启超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看待。至1979年，李泽厚先生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高度肯定梁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贡献，不过，他认为梁启超只是启蒙宣传家而不是思想家，这显然忽略了梁氏思想本身的创造性。20世纪80年代后，梁启超思想的积极意义开始被挖掘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如耿云志肯定梁启超等清末立宪派的积极作用；董方奎用大量事实说明梁启超在护国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许纪霖指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而梁启超的思想在其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的启蒙，实自《新民说》始；郑匡民则深入细致梳理了“日本化”了的西学对梁启超的影响，深化了人们对梁启超思想的认识，也促使人们再思考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的催发原因；此外，陈少明认为现代新儒家实质上正是以梁启超的落脚点为起点的，梁对新儒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见解，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梁启超，也促使更多的学人去探讨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意义。

梁启超政治思想观念体系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的转换。一是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转变。他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扬弃和对西方思想的撷取来建构新的政治观念体系，主要表现在：他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力阐“变”的哲学；将儒家心性修养论与倡导自由精神相结合；将《明夷待访录》等典籍中的民主主义因素与现代民主观念相结合。二是政治观念系统的更新。“议会”“国会”“立宪”“民权”“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哲学概念和范畴开始高频率地出现在梁启超的论著中，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本”“天命”“王霸”等基本政治术语；批评仁政，力倡法治和民主政治；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宪政；由圣贤理想人格转向新民理想人格，等等。梁启超在这些方面的转变，在其同时代学人中十分具有代表性，影响也较为广泛和深远。在中国近代一些重要思潮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都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角色。

本书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揭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的关系：批判奴性而宣扬“自由”价值；反专制、批仁政而主“兴民权”；强调“法治”和追求立宪民主制；批判民性和“旧伦理”以塑造“新民”和重建“新伦理”；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中起了奠基作用；在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至于梁启超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转变，如从公羊三世说到进化论、超越中体西用论、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逻辑方法）等，因在有些章节内容中都会述及，故不单独立章目，以免重复。此外，梁启超对儒学的近代转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儒学的转型与中国政治思想范式转换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但二者自形式上看又不完全契合，故以“附录”形式置于正文后。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不可替代，但这绝不意味着贡献是他一人的，一种“范式”的转换绝非一人之力能达成。因此，本书中也论及了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早期改良派、张东荪等人思想的意义，有的集中论述，有的在部分章节中涉及。虽然他们在具体的观念上或有差异，但终极关怀和根本的价值信仰是基本一致的，作为近代的思想家群体，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促成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逐渐转变，直至今日还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和价值诉求。探究这些先辈们思想的历史意义，挖掘其思想的现代价值，是今日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