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念：创意经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轨道中，我们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目前正沉浸于信息社会所勾画的图景之中。农业社会体现出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并且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模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将人类社会带入机械制造的新时代，其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取代个体化的手工作业，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也导致整个社会在阶级结构上的变化。信息社会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知识开始成为时代变革的引擎，社会在信息的引导下变得高度黏合同时又高度分化，加之资本主义的迷思，人类社会正在经历难以想象的巨变。

文化，被不少业界人士视为经济转型的下一脉引擎。文化产业所产制的商品不仅在消费市场上具有广泛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还能够进一步影响大众的意识形态、价值建构和生活理念，同时它还具有惊人的激活效能，能够与其他产业不断融合，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中所谈及的“礼节”和“荣辱”都是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人类在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与升华，这与当代学者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所总结的“需求层次”可谓殊途同归。1943年，马斯洛在论文《人类需求动机理论》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中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类型，分别是：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安全的需求（safety need）、归属与爱的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自尊的需求（esteem 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求（self-achievement need）。之后，马斯洛不断修正这一理论，并将认知与理解的需求（acknowledge need）、审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自我超越的需求（self-transcendence needs）等概念相继融于其中。马斯洛觉察到人类对美、规律和感官经验具有高度的直觉性，在《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一书中他曾明确指出“人类对美丽、对称性以及简洁秩序等具有最原始的冲动，对美的追求引导着我们去表达、去行动、去完成艺术工作”[2]。今天，随着社会财富的累积速度不断加快，除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人类注意力也开始转向归属、自尊和审美等精神领域，而文化与艺术能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满足当代大众对心灵领域的探索，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及繁荣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发布的《2013年创意经济报告书》（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3）指出，创意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速的行业，同时也是最能带来变革效应的部门，在增加收入、创造就业和刺激出口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3]。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3年5月的统计，全球创意商品和服务的总值达到6240亿美元；在2002—2011年，创意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8.8%，其创造的经济总价值翻了不止一倍；而发展中国家在创意商品的出口方面呈现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潜力，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率高达12.1%[4]。

在继续讨论设计业在文化产业中的位置与功用时，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先厘清文化、创意与经济等学科在交叉中所形成的不同定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内容或版权产业”（contentbased or copyright industries）、“文化或认知文化经济”（cultural or 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等都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重要概念，均表示文化创意与经济的融合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然而不同定义的背后也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导向，甚至也包含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建构[5]。

“创意经济”一词由英国作家霍金斯（John Howkins）于2001年提出，涵盖了从文化到科学技术等十五种行业门类。据霍金斯本人所提供的数据，创意经济仅在2000年间就市值2.2万亿美元的财富，而且以每年5%的速度不断增长。在霍金斯看来，“创意经济”的概念应该覆盖一切具有创造性元素的社会活动，不仅囊括了文化艺术活动，还应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的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项目[6]。

与“创意经济”的概念相比较而言，“文化产业”有着较复杂的缘起。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为名对文化商品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这里所谈及的“文化”与传媒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主要指依靠机械复制技术和工业产制方式所制作出来的文化商品，具有通俗化、娱乐化等属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推动文化所创造出的精神消费品呈现出单面性、操纵性和强制性的特质，引导大众越来越沉溺于休闲式的感官享受之中，因此“文化工业”一词也浓缩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系统最为激烈的批判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和传媒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对“文化工业”这一术语重新进行反思，学者们认为复制技术的发展和传媒渠道的拓展为文化生产所带来的并不全然是负面效应，工业化和数字化所产制的文化商品迎合了公众的审美喜好，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最真实、最简单的视听享受，同时一些优质的作品还能够普及文化知识，强化公众的求知意识，在社会领域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观察与反思，80年代，“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一词正式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正面关注，被用来指称文化领域的生产和消费现象，内容涵盖了音乐、电影、出版、设计等内容行业，并且涉及广播、出版、影视制作等媒体行业[7]。

与前两者相比，“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与外延，它不仅容纳了所有与文化生产及文化消费相关联的行业，同时还对创新思想所驱动的关联行业进行了关注和涉猎。事实上，“创意产业”具有更加宏观的视角，它关注创意经济所驱动的创意观念、创意行为、创意政策、创意人群等新事物将会对社会整体生态产生哪些正面效应或是负面影响，近些年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围绕创意人士、创意活动和创意行业等领域进行思辨性的剖析，并对创意城市的崛起和城市更新现象进行多元化的评价和反思，在这些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作品是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所著的《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和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写的《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其都关注如何通过培育创意阶层、营造创意环境、打造创意生活等议题来促进现代化城市的转型[8]。

相较三个概念的不同，我国主要采用“文化产业”的定义，并将其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9]。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国更加看重这一产业的内容属性，并认为优质的文化流和信息流才是这一产业得以支撑的核心要素。

事实上，象征性文本和符号性价值是文化产业的深层本质，英国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一再强调“社会意义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meaning）[10]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生成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事实上，意义的编制和阐释机制贯穿于整个文化产业之中，生产者通过不同的艺术门类来建构意义表征（representation），消费者通过对符号的阅读、观赏和理解来满足精神领域的探索需求，商品化的形式加速了社会意义和文化符码的传播和流行，让文化制品的价值能够实现最大化。

对象征价值的关注也意味着文化产业不仅乐于从新兴事物中寻找启示，同时也倾向于从文化遗产等传统事物获得更多的延展性，因此文化产业中还保留着某种特定的“守旧思维”。相比之下，创意产业则更具有狂飙突进的血液，它高度赞扬创造精神，拥有更加激进（progressive）的创新基因，不仅关注创意思维在文化领域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也关注创新技术为科学领域所带来的革新力量。如果要用两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来区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文化遗产和软件行业，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却较难通过创意性行为来提升其价值，某些过激的创新行为甚至会为遗产保护带来破坏；软件行业虽然能够为人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新工具，但是却更偏向技术本性，无法产制出具有审美情趣的意义符号——由此可见，文化遗产很难被归纳为创意产业，而软件行业也很难被归类于文化产业，相较之下足以瞥见两个概念的本质不同。

在本文中，笔者更倾向于立足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来展开探索，聚集于艺术设计符号在生产、交换和流通等环节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在笔者看来，相比其他概念，文化产业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一，文化产业具有艺术与美学的逻辑，体现了生产者所想要传达的审美观念与价值追求；其二，文化产业具有经济的逻辑，它按照一般商品的产制模式来组织生产，关注资本增值，渴望获得利润最大化；其三，文化产业与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能够帮助文化商品创造舆论导向，便于产品在消费者间获得传播和流行的机会，进而赢得市场口碑；其四，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社会效益，它不仅带来了经济财富，还带来了新的文化格局、流行观念、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现代都市生活，也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今天，文化、创意与经济的碰撞正在产生绚烂的火花，并且具有无限宽广的范围、内容与外延，它一方面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不尽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为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新气象，丰富了生活的层次，让真、善、美、爱和关怀等包藏着正向意义的价值观能够永驻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