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财政学的形成与发展

财政现象古已有之，当人们对这类现象的理论认识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升华为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一门财政学学科。从财政学产生的历史时期及其具备的条件来看，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考察财政学的形成与发展、西方财政理论与制度是必然的研究起点。

（一）西方财政学的发展

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张自由放任的《国富论》和主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是前两个阶段的代表思想。

1. 自由放任阶段

恩格斯曾指出，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斯密在《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用了非常的大的篇幅论证了政府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如何取得收入，其中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对财政问题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述，勾勒出了财政学的基本框架。

《国富论》中充满着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社会经济的运行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进行的，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最终产生一个大家都获利的社会结果。市场是精妙的、有效的，对它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可取的，政府的职能越小越好。斯密认为，政府职能仅限定于三个方面，即国防、社会稳定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且财政支出要厉行节约、量入为出。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的主要手段，税收必须遵循公平、确定、简便和征收费用最小四原则。斯密反对政府发行公债，并认为公债不仅会妨碍生产资本的积蓄，会加重子孙后代的负担，而且是腐败、堕落、贫困的根源。

2. 国家积极干预阶段

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学对于这一现象无法给出一个理性的、合理的、全面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特色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表露无遗。凯恩斯摒弃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只当“守夜人”的教条，积极主张政府支出能直接形成社会有效需求，弥补市场需求不足，促进经济社会充分就业。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以宏观经济为研究视角，对国民经济各个总量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不振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这一重要结论。而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他大力提倡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而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无法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要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而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最明智的做法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实现双促进，即促进消费和投资，而重点促进投资又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倾向。在财政政策类型及其实施效果上，凯恩斯认为，赤字财政和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

3. 后凯恩斯主义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世界普遍遭遇滞胀困扰，凯恩斯主义失灵导致人们对其产生质疑。与此同时，涌现出一大批经济学流派，如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纷纷对凯恩斯理论进行挑战。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并兴盛于70年代的货币主义，是美国重要的反凯恩斯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承袭了古典学派的观点，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弗里德曼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经济总水平最主要因素，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它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合理预期学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处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变化，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相关经济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效应。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

供给学派是又一个反凯恩斯主义学派，阿瑟·拉弗是其著名代表。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降低累进所得税率。供给学派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时，以扩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仅仅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抑制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供给学派强调降低边际税率，会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以工作替代休闲、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等，从而提高收入，促进储蓄与投资。二是改革福利制度。供给学派认为，社会福利也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与高累进所得税率的影响相同。由于救济金水平与个人工作的净所得相差不大，因此，救济金制度事实上形成了领取救济金者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制度。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三是实现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观点。

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典型代表的公共选择论者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部门经济，集中研究社会的公共需要以及满足这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机制。通过投票论、政治联盟论、官僚主义论和制度选择论，布坎南等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政治制度的运行。该学派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且政府是失效的，主张慎重选择政府行为或基本放弃政府干预。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不仅丰富了公共财政理论，而且大大扩展了研究公共财政的视野。

（二）中国财政学的发展[1]

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着西方的财政学的性质—公共财政学。从亚当·斯密到马斯格雷夫，财政学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学，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恒定的。这与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传统的财政学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学，不过，中国的财政学又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开展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工业化。在社会经济制度与理论方面，中国先是全面引进苏联模式，接着很快就走上了自我发展的道路。财政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尤为典型。苏联的财政理论主要是财政本质论和财政职能论。就财政本质问题，中国就先后发展了“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剩余产品运动论”等多种理论，其中，“国家分配论”一枝独秀。它于20世纪6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并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指导着我国的财政实践。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理论才完成其历史使命。该理论是中国财政学独立于前苏联财政理论体系的突出体现，它以对财政本质的独特分析和得出的重要结论而有着鲜明的特色。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逐步建成，中国的财政理论与实践的车轮也逐渐进入了公共化变革的快车道。目前，国内财政学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已渐趋与国际通用的公共财政学教材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