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七子派中兴与新变概述

1. 群体构成

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王世贞各赋《五子篇》“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每人咏五子，加上其本人俱为六子：李攀龙、王世贞、吴国伦、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计以订盟之谢榛，形成七子之数。余曰德、汪道昆、王世懋、张佳胤、魏裳先后入派。隆万之际，派中耆旧相继亡故，而诗派则空前膨胀，相比前期六、七子规模已非同日而语。我们借助王世贞、汪道贯交友情况来看诗派的后期构成。

王世贞重新品定五子，名目繁多，包括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并赋《四十咏》纪述生平交友。尽管他品定五子非在一时，想法或异，但这一作法客观上具有括定诗派成员的性质，涉及人物如下：

广五子：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9]；

续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10]；

重纪五子：汪道昆、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张九一^[11]；

末五子：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12]；

四十子：皇甫汸、莫如忠、许邦才、周天球、沈明臣、佘翔、朱器封、张凤翼、朱多、顾孟林、殷都、喻均、刘黄裳、王祖嫡、张献翼、叶善继、徐益孙、刘凤、汪道贯、王稚登、王叔承、张鸣凤、周弘禴、王衡、邹迪光、沈思孝、邹观光、瞿汝稷、顾绍芳、邢侗、吴稼竳、黄廷绶、张元凯、梅鼎祚、穆文熙、徐桂、曹昌先、张九二、魏允贞、王伯稠^[13]。

末五子、重纪五子为诗派中兴时期的重要成员。四十子系文坛名士，占籍苏州、宁波、松江的士子居多，近半数属于诗派成员，如汪道贯、刘凤、邹迪光、佘翔、曹昌先、徐桂。馀者与王世贞唱和，或认同复古，为诗派羽翼，如周天球、张献翼；或持异议，而不完全否定复古，如王稚登、王衡。

汪道贯，字仲淹，歙县人，隆庆间登上诗坛，广结复古同人，万历十九年故世，汪道昆的《汪仲淹状》^[14]详细胪列了他的文坛交友：

恩义交友：王锡爵（元驭）、李攀龙（于鳞）、王世贞（元美）；道义交友：王世懋（敬美）、李维桢（本宁）、沈懋学（君典）、焦竑（弱侯）、冯梦祯（开之）、沈思孝（纯父）、戚继光（元敬）；文艺交友：黎民表（惟敬）、欧大任（桢伯）、屠隆（长卿）、余寅（君房）、徐桂（茂吴）、方沆（子及）、王荁（季孺）、沈九畴（箕仲）、丘齐云（谦之）、邢侗（子愿）、李言恭（惟寅）、陆弼（无从）、莫是龙（廷韩）、胡应麟（元瑞）、吴翁秭、梅鼎祚（禹金）、梅守箕（季豹）、俞允文（仲蔚）、俞安期（羡长）、李自奇（季常）、王叔承（承父）、周祖（叔宗）、王稚登（百谷）、张凤翼（伯起）、汪礼约（长文）、佘翔（宗汉）、方元淇（景武）、张萱（孟奇）；意气交友：汪于周、黄天全（全之）、曹昌先（子念）、方尧治（翁恬）、尹教甫、陆应旸（伯生）、孙七政（齐之）、张献翼（幼于）；忘年交友：王子中、陈有守（达甫）、王寅（仲房）、江瓘（民莹）、许元复、周天球（公瑕）、沈明臣（嘉则）、黄姬水（淳父）、郭第（次甫）；里社交友：江珍（民璞）、方弘静（定之）、程玭（德良）、程嗣功（汝懋）；吴自新（伯恒）、张桂（南荣）、余孟麟（伯祥）、罗应鹤（德鸣）、方扬（思善）、詹景凤（东图）、范涞（原易）、曹诰（仲宣）；布衣交友：吴守淮（虎臣）、方献成、陈筌（仲鱼）、苏若川（君楫）、程子虚、方君在、方羽仲、潘之恒（景升）、谢陛（少连）、刘然（子矜）、吴茂名、方嗣宗、许立德（伯上）、方时化（伯雨）、黄懋（孟晋）、潘廷让（懋德）、邵正魁（长孺）、余无且、金茂（子实）；兄弟交友：汪道昆（伯玉）、汪道会（仲嘉）。

以上人物多出现在广、续、末、重纪五子及四十子中。恩义、道义、文艺交友多属后七子派成员。醒目的忘年、里社、布衣、兄弟交友体现了新安诗坛的繁荣，忘年交友陈有守、王寅、江瓘为新安诗坛耆旧，里社交友大抵是新安诗坛新秀，这些人物形成后七子派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安诗群。

根据王、汪各自交友情况，可知诗派后期规模扩大，阵营构成复杂，成员之间联系不惟靠相近的诗观，而且包括区域、社所、家族、齐名、师门等关系。早期重要成员相继作古，崛起的新秀中以新安诗群和末五子最著。苏州、宁波、松江诗人大体上亲近后七子派，受复古的影响，但不完全同调。

上述材料仅说明隆庆和万历初期的后七子派构成。万历十三年魏允中卒，十六年王世懋卒，十八年王世贞卒，十九年汪道贯卒，二十一年汪道昆卒，二十四年赵用贤卒，二十五年吴国伦卒，三十年胡应麟卒，三十三年屠隆卒。其实，所谓中兴局面，在王世贞、汪道昆辞世后已不复存在。万历中叶，龙膺、潘之恒加盟公安派，屠隆不愿标帜复古，胡应麟声名不彰，李维桢号曰复古中坚，实无力挽回颓局。当时大力倡导复古者，除李维桢外，另有邹迪光（字彦吉，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有《郁仪楼》、《调象庵》等集）、冯时可字元成，华亭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湖广参政，有《元成选集》等集），《列朝诗集小传》载：“弇州（王世贞）殁，云杜（李维桢）回翔羁宦，由拳（屠隆）潦倒薄游，临川（汤显祖）疏迹江外。于是彦吉与云间冯元成乘间而起，思狎主晋楚之盟。长卿游戏推之，义仍亦漫浪应之。二公互相推长，有唐公见推之喜。彦吉沾沾自负，累见于词章，而又排诋公安，并撼眉山，力为弇州护法，盖欲坚其坛，以自为后山瓣香之地，则尤可一笑也。”这段征引之辞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诗派后期主盟，批评界有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三家鼎立的说法。《列朝诗集小传》有两则相关文字，其一：“明卿（吴国伦）才气横放，跅跎自负，好客轻财。归田之后，声名藉甚。海内噉名之士，不东走弇山（世贞），则西走下雉（国伦）。”其二：“（汪、王）厥后名位相当，声名相轧，海内之山人词客，望走噉名者，不东之娄水，则西之谼中，又或以其官称之，曰两司马。”按钱谦益的说法，王、吴、汪形成诗坛鼎立之势。然而，此说经不起推敲。吴国伦不愧一时名家，但就诗坛影响言，远不如王、汪。万历五年，吴氏归隐兴国州，杜门不出，“离群索居”。万历六年徐中行病故，王世懋托以墓志文字，吴氏轻视徐氏，对李、王亦有讥诮。世懋作《与吴明卿》书规劝说：“悉索国中男子胜兵者，不能当元美（王世贞）中军。……仆恐足下离群索居，而自谓西河之上，贤于孔子，故以为规。”与吴氏远离诗派运动中心显有不同，王、汪共主东南诗会，徽州、太仓人文滋兴，交通便利，海内士子奔走其间，奉王、汪为文坛“两司马”。当时诗坛风会的情实说明吴氏不副三家鼎立之称，而王世贞《重纪五子篇》以汪道昆为首唱并非出于无意。

朱彝尊的有关论断略较钱谦益谨慎，《静志居诗话》卷十三云：“明卿在七子列，最为眉寿。元美即世之后，与汪伯玉、李本宁狎主齐盟。”即使这一评说仍不准确，吴国伦暮年依然“离群索居”，不久即卒，所谓“狎主齐盟”，显系夸大之辞。

李维桢以“四宗”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汪道昆描述明中叶以来的诗盟^[15]，准确地说，是描述七子派宗盟的代兴，突出了后七子派的领袖。张惟任发挥此说，称李维桢为“五宗”，《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云：“宇宙至我明，盖乾坤再辟，日月再明。……盖有三弊焉，有五宗焉。粤在国初，尚有沿袭因循之弊，远之而末宋之迂陈朽腐，近之而胡元之绮靡淫哇，虽以刘文成、宋文宪、王忠文、方正学数公，离立其间，仅仅障之，而未能回也。直至空同氏（李梦阳）崛起，而文章岿然，始有开创扫除之功，此其一宗也。历山氏（李攀龙）继之，始有总持坚固之功，此又一宗也。因此而遂有模拟剽窃之弊，损益今事，以傅古语，火焰左马，生剥檀庄，饾饤虽罗，土刍旋弃。弇山氏（王世贞）始有张皇桓拨之功，此又一宗也。黄山氏（汪道昆）始有祛练陶熔之功，此又一宗也。……公（李维桢）于汪、王两公稍后一辈，而两公齐推毂之……四宗之后，而独称京山之一宗乎？”是序署时万历三十九年，“五宗”说体现诗派成员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七子宗盟代兴提供借鉴。清代及现代学者往往并称李何、王李，轻视汪道昆、李维桢，但细寻后七子派演变轨迹，“五宗”说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2. 诗坛风会与诗歌新变

后七子派后期诗坛风会集中分布在太仓、徽州、南京、杭州四地，特点是诗歌唱和多，理论争鸣少，组织了大量的结社。

太仓为王世贞与后七子派诗人唱答的坛坫，弇园唱和殆无虚夜。王锡爵《弇州山人续稿序》载：“天下士踵慕公，馀波及余。余距户谢之，犹不胜苦，而公独泛应不辞，清斋对客，每至夜分，谐唱与呗诵杂出，而不相夺。时公老且倦矣，而犹若是。呜呼，公殆所谓天授，非人力也！”（见明刊本《四部续稿》，又见于万历刊本《王文肃公文集》卷一。明新都孙氏刊本《弇州山人续稿选》署焦竑撰）

新安诗坛与太仓并峙，徽州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又沾溉黄山、白岳的灵气，士子往来车毂交错。隆庆间，汪道昆率新安士子结丰干社，万历八年又开社白榆山，初为道昆、道会、道贯、龙膺、潘之恒、郭第、丁应泰七人，“诸宾客自四方来，择可者延之入”，“旬月有程，岁时有会”^[16]。李维桢、屠隆、徐桂、胡应麟先后成为白榆社延揽的名士。社事一直持续到道昆故世，新安诗人以白榆社为坛坫构成新安诗群。

作为明王朝留都的南京，素有“仙都”美誉，向是文人雅集之所在。《列朝诗集小传》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了青溪社盛况：“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百谷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遝，唱和频烦。虽词章未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于青溪社创立时间，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据朱孟震《停云小志》指出钱氏考证未详：“青溪社集，倡自隆庆辛未（五年），而非万历初年也。”万历元年，青溪社复举续会，每月倡集，遇景命题，即席分韵，间事校评，汪道贯、汪道会、梅鼎祚、王寅、沈懋学参与其事，青溪续会因此可视作后七子派的一种结社。此外，万历十四至万历十八年间，王世懋、王世贞先后在南京多次倡结雅集，钱谦益对复古持否定态度，《列朝诗集小传》在此不愿提及（传载汤显祖时略及其事，以明汤氏不与同流）。

杭州湖光山色，人文荟萃，吸引了大批诗人结社西子湖畔。嘉靖四十一年，祝时泰、王寅、高应冕、方九叙、童汉臣、刘子伯、沈仕举西湖八社，开后七子派西湖结社之先。万历十一年，汪道昆、卓明卿、徐桂等十九人组织西湖秋社。三年之后，三人作东道主倡集南屏社，治酒征歌，分韵赋诗，大会湖上净慈寺，社中几乎囊括当时后七子派所有精英。《太函集》卷七十六《南屏社记》曰：“自四明至者则屠长卿、汪长文、杨伯翼，自吴门至者则曹子念、毛豹孙，自华亭至者则曹叔重、陆君策，皆从长卿；自京口至者则邬汝翼、茅平仲，皆从司马；自天台至者则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则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则前驱，徐茂吴、李含之、杨思说、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则东道主也。”这也是后七子派最后一次大型社集。

白榆、南屏等社事维系着诗派的发展，万历中叶，李维桢等人虽参与陆弼淮南社、米万钟湛园社，但再未倡立白榆社一样规模的结社。对比公安派藉南平社、葡萄社号召声气的兴起，结社之衰意味着后七子派从诗坛中心的淡出。

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讲求师心和师古并用，各任才情，我们称之界内新变。所谓新变，显系针对前期而言，后七子派前期规模盛唐，难免空枵、雷同；后期陶写性灵，本性求情，改变剿古习气。

王世贞晚年反对株守前人“格调”，主张抒写“性灵”，如云：“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17]“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18]王世懋认为学古要“内缘至性”，不必拘泥“格调”^[19]。《艺圃撷馀》语重心长地说：“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屠隆强调“夫诗由性情生者也”^[20]，“夫物有万品，要之乎适矣；诗有万品，要之乎适矣”^[21]。汪道昆明确肯定师心和师古皆不可偏废。他们的创作与“本性求情”诗观大体相一致，如王世贞之诗清宛平易、汪道昆之诗雄健清泠、吴国伦之诗浑浑洒洒、屠隆之诗高华流丽、王世懋之诗清俊娟好、赵用贤之诗刚劲俊逸、汪道贯之诗深思秀句。当然，诸子的创作还达不到其理论标举的高度和深度，依然受着沿习古人格调的束缚，但可以肯定，已呈现出向文学革新演进的端倪，以复古为手段而复兴文艺的文学运动之面目日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