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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横行
战祸不断的欧洲
希特勒为何认定德国战败的根源在于犹太人？结束了纳粹的残暴统治后，苏联红军出于何种原因制造出疯狂的逃亡潮？“二战”战火刚熄，柏林封锁、铁幕演说、“北约”成立接踵而来，美苏争霸火药味渐浓。一句“豺狼横行”，足见欧洲的风起云涌，这是一片从未停止过骚动的土地……
柏林逻辑：战败皆因犹太叛国
1949年8月13日夜，我们一家人打算逃离匈牙利。我们乘坐橡皮艇，沿着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岸，向目的地维也纳驶去。当时船上有我们一家四口：父亲埃米尔（37岁）、母亲弗里德丽卡（35岁，人称“杜西”）、姐姐艾格尼丝（11岁）以及6个月大的我。此外，船上还有一个走私贩。至于此人姓甚名谁、来自何方，我们一概不知。我想，这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我父母认为，了解这些情况有可能会令我们丧命，而为了保护我们，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乘火车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向西北进发，去往多瑙河畔的乡村阿尔玛什菲芝多。我和姐姐都是在布达佩斯呱呱坠地的。20世纪上半叶，我的父母分别跟随其家人一起乔迁至此，然后相遇、相爱，但随后就被卷入欧洲战争的深渊。母亲于1914年出生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时当时被称作“波佐尼”，属于匈牙利的领土，而匈牙利当时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父亲于1912年出生在匈牙利东部的尼尔巴托尔镇。
我的父母出生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爆发。战争于1918年结束，战后的欧洲分崩离析、满目疮痍，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先后倾覆。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江山原本固若金汤，如今却朝不谋夕。战争、革命和外交重新绘制了该地区的版图，一些国家凭空出现，而另一些国家屡遭打压。我祖父的故乡蒙卡克斯被划入乌克兰，成为苏联的领土。捷克与斯洛伐克合并后，波佐尼改称布拉迪斯拉发，并隶属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对他们而言，边境的版图冲突如同一场暴风雨，无论乐意与否，灾难都会如期而至。关于匈牙利籍犹太人，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讲匈牙利语，而东欧的其他犹太人却讲意第绪语，即由德语和其他几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种。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意第绪语采用了希伯来字母。一般来说，操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国家的国民，而这些国家也大都对此表示强烈同意。这些犹太人认为，流落他乡只是权宜之计，无法界定他们的真正归属。他们之所以普遍使用意第绪语，是因为这是他们与犹太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微弱的联系的证明。对此，那些与他们比邻而居的人们既表示愤恨，又极力怂恿。
但大体来讲，匈牙利的犹太人只会讲匈牙利语。这也是我和姐姐的母语。虽然有些匈牙利籍犹太人会讲意第绪语，比如我的父亲，但也只是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我的母亲则完全不懂意第绪语，她的家人的母语都是匈牙利语。因此，当边界发生变化时，母亲及其家人一共12人在裁缝出身的外祖父的帮助下，向南迁往布达佩斯。与此同时，父亲和幸免于难的族人也向西迁徙，离开了战后划归乌克兰的领土，来到匈牙利的残山剩水间定居。虽然当时欧洲的反犹太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匈牙利也不例外，但匈牙利人及其境内犹太人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尽管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始终没有被切断。
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也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共产党政权垮台后，反共政权取而代之。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场混乱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终结。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首次获得独立，并由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摄政，但前奥匈帝国的海军已经不复存在，而匈牙利也没有国王。霍尔蒂本应遵照祖训“顺应潮流”，因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匈牙利出现了温和的自由思潮。正因为如此，我的父亲，一个来自东部的乡下青年，才得以迁往布达佩斯学习印刷技术，并在年仅20岁时就开了一家印刷店。这一次，他不仅选对了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说是生逢其时。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一战”让欧洲饱受惩罚，其阴暗的天性已经被彻底消除。
但邪念并不容易消除，“一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次战争因德国的地位而起。1871年，德国的统一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平衡和稳定。这个新兴国家既强大富饶，又极不稳定。德国地处法俄之间，英国经常在三者间巧妙斡旋。德国很清楚，一旦腹背受敌，则覆亡无日。法国和俄国都对其颇为忌惮，所以未必不会同时发动袭击。因此，德国必须首先战胜法国，然后集结力量挫败俄国。1914年，德国试图实施这一战略，但以失败而告终。
我的祖父参加过“一战”，曾在奥匈帝国军中服役。在我父亲年仅2岁时，祖父就随军开赴俄国前线。虽然他最终从战场生还，但就像其他许多士兵一样，他的身心饱受创伤。那些从疆场归来的战士与出征前往往判若两人。在重返家园后不久，祖父就与世长辞，而病因很可能是肺结核。
“一战”不仅没有解决德国的地位问题，反而在地缘政治上增添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德国认为，自己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有人背信弃义。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德国却将其单纯地归咎于犹太人，认为后者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这个判断对我的家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由于希特勒企图确保德国的利益，因此要想“顺应潮流”，霍尔蒂必须向柏林看齐。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的父母转眼之间成了德国的重大威胁。在此之前，居住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处境还算不错，但如今形势已急转直下。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人始终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留在欧洲或前往美国。现在，我的父母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我有一位姨母住在纽约，因此我父母在1938年成功拿到赴美签证，但具体过程我并不清楚。在当时，这样一纸证书可谓价值千金。对于那些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人们来说，这张签证无异于他们的救命稻草。
父亲虽然头脑聪明，但未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从小与反犹太主义者一起长大，受到过其中有些人的殴打和虐待。1938年，他在布达佩斯的印刷店生意兴隆，因此并不希望放弃在匈牙利的一切，到另一个言语不通的国家重新开始。尽管地缘政治的现实迫使他必须设法逃离欧洲的乱世凶年，但他还是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留在欧洲，并希望可以渡过难关。等父亲意识到这场反犹太运动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时，一切为时已晚。
这一决定对我的家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匈牙利，为了保国安民，霍尔蒂选择向德国屈服。他认为只要自己配合德国的冒险活动，希特勒就不会染指匈牙利内政。在6周之内战败法国后，德国将注意力转向苏联，并确信德军能够速战速决，攻占苏联领土。霍尔蒂顺应时局出兵参战。作为回报，他希望德国将“一战”后匈牙利丧失的领土归还，也就是我们曾经举家逃离的地方。然而，霍尔蒂很清楚，要想盟约永固，就必须有流血牺牲。
父亲应征入伍，一开始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但是显然，一旦匈牙利与德国并肩作战，犹太人就不可能只被当作普通士兵。随后，父亲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调往劳工营，他们的任务包括用传统的方法排雷，即从雷区穿行。所有战士都要出生入死，但劳工营的士兵却必死无疑。霍尔蒂反对犹太人或许并非出自本意，但他有责任维护匈牙利的独立，假如将犹太人派往劳工营能让他做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在所不惜。
对父亲以及家族中的许多男性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从匈牙利的东部边境出发，穿越喀尔巴阡山脉，朝库尔斯克与基辅方向进发，直到顿河河畔的沃罗涅日。当时，家族中的男性大都已经阵亡，而匈牙利的正规军也伤亡惨重。苏联看起来不堪一击，直到1942年秋，其实力才显露无遗。苏军在顿河东岸集结了大股兵力，向德国第六集团军发起反击，夺取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地区。德国企图封锁苏联通往高加索山脉的咽喉要道，因为该山脉的另一面是巴库。19世纪末，瑞典的诺贝尔兄弟在当地发现并开发了大片油田，而苏联的大部分石油就来自巴库。希特勒对这片油田觊觎已久，他很清楚，假如德军能够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及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巴库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而战争也将胜负立见。
然而，苏军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击，而是从南北两侧发动进攻，包抄了德国第六集团军。德军在弹尽粮绝后缴械投降，全军覆没。苏联在北方的突袭直奔我父亲所在的地区。他们明白，德国的盟国是其中的薄弱环节。1942年冬，德国不得不倚靠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其他盟国的兵力，但这些国家并不想充当希特勒“大德意志帝国”梦想的炮灰。因此，当苏联集结力量发动猛攻时，匈牙利不攻自破、一触即溃。父亲后来告诉我说，当年他们最害怕的是“斯大林的管风琴”（即“喀秋莎”火箭炮），这种多管火炮发射系统一个炮台能同时发射12枚火箭弹，而一次齐射仅需数秒。这些火箭弹成了他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匈牙利军开始长途跋涉，从沃罗涅日向1 000多英里以外的布达佩斯撤退。时值1942年与1943年之交，苏联的隆冬天寒地冻。死亡人数令人震惊，而犹太人几乎无一幸存。我父亲不得不徒步在雪原穿行，既没有御寒的冬装，也没有果腹的军粮，只能从垃圾里翻寻食物。他心里清楚，一旦遇上后方的德国党卫军，自己绝无生路。父亲解释说，他之所以大难不死，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一直想象着我年幼的姐姐就在距离他咫尺之遥的地方，仿佛马上就能抱她入怀；其次，城市长大的孩子多半娇弱，而他来自乡下，锻炼出坚毅的性格。最后，他靠的是个人的运气，简直是天大的运气。
希特勒需要拿下巴库。从地缘政治上看，要想打垮苏军，他必须攻克巴库。德军和苏军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绝非事出偶然。德国将其盟国安排在侧翼而非中心，而苏联集中兵力对后者发动袭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匈牙利军队在哪里，哪里就会最先受到攻击，而犹太人首当其冲，也就是说，我父亲将身处险境，这一点同样绝非出于偶然。偶然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父亲得以侥幸脱险。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意志力、性格甚至机遇这些微乎其微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1943年，父亲终于返回布达佩斯的家中，而当时匈牙利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还没被德国占领。主权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虽然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受德国摆布，但在国内事务上，本国政府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不过这一空间正在日趋减少。由于时局艰难，匈牙利人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而犹太人则更加举步维艰，但德国对犹太人的盛怒尚未在匈牙利蔓延开来。母亲和姐姐得以苟全性命，就连印刷店也能勉强维持生意。在霍尔蒂的庇佑下，他们暂且衣食无忧。也许霍尔蒂能够做到更多，但也许任何轻举妄动也有可能将纳粹分子的怒火更早引向匈牙利。在当时的欧洲，能为犹太人保留一点生存空间，无论这一空间有多么不稳定，对我的家人来说都绝非小事，而是霍尔蒂的莫大善举。生活在主权独立的匈牙利，与生活在山河破碎的波兰相比，境遇大不相同。在犹太人的生死问题上，主权国家能够也的确有所作为。因此，在评价霍尔蒂这类人物时，我不会只看到他们本来有可能做出哪些善行，而是会关注到其他人做过而他们却没做的恶行。匈牙利的局势可能提前恶化。有人对霍尔蒂作出了严苛的评价，但我父母的看法有所不同。虽然有关此人的争议仍然甚嚣尘上，但当时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他所做的一切攸关生死。欧洲已经走火入魔，就像其他人一样，霍尔蒂也深陷历史的泥潭。他手中的选择寥寥无几，而所有选择都是不幸的。
1944年，眼看德国大势已去，本着顺应潮流的原则，霍尔蒂与苏联人举行了秘密谈判，准备卸甲倒戈。德国情报部门获悉此事后，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召见霍尔蒂，要求后者驱逐匈牙利的近100万犹太人，并以出兵占领相威胁。霍尔蒂只得作出妥协，但仅同意将10万犹太人驱逐出境。在当时的欧洲，人道主义已经沦落至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是向希特勒妥协，虽然10万人会因此丧生，但起码能挽救其余80余万人。而德国一旦占领匈牙利，恐怕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其结果是，霍尔蒂所顺应的潮流淹没了匈牙利，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此终结。现在，匈牙利的命运将攥在希特勒和德国的其他法西斯分子手中。就像霍尔蒂一样，我和家人都危在旦夕。
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往匈牙利，负责就欧洲现存最大的犹太群体制定“最终解决方案”。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已经走向穷途末日，但仍然孤注一掷，将本已极其匮乏的人力和交通工具调往匈牙利，运送数十万犹太人前往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进行集体灭绝。
不知从何时起，德国采取的某些行动开始有悖常理。我试图理解希特勒有关犹太人的观点，并猜测他的想法。他之所以决定对犹太人大开杀戒，自有其道理，尽管这一道理十分荒诞，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谈。目前德国局势危如累卵，亟需集中所有资源进行周旋，盟军显然准备从法国登陆，还有大批苏联红军正向西挺进。此时决定屠杀匈牙利的犹太人，必然极难执行，但希特勒仍然一意孤行。
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在他们年幼时，作为父亲，我经常一边看着他们入睡，一边思索他们的未来。我的脑海中偶尔也会闪过可怕的念头。假如他们生活在我出生的地方，那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会找到他们，并向其挥舞屠刀。无论这一政策在广义上存在任何道理，面对两个熟睡的孩子时，这些理由都无法成立。就像父亲在战争中吉星高照、大难不死这件事无法从个人角度作出解释一样，这种不折不扣的邪恶之举也无法用常理解释，它让人们不惜向蹒跚学步的幼儿下毒手，并将其作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这绝非意外之举。
地缘政治迫使人们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仍然要做他们必须做的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预知该国的走向。考虑到德国面临的形势，至少从广义上来看，希特勒诉诸反犹太主义自有其解释。然而，从生活的微观层面来看，面对两个酣然入梦的孩子，任何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历史与人生在此出现断裂。或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会出现人类无法理解的恐怖事件。
红军枪炮来袭
为了保全性命，我的父母拼尽了全力。父亲虽然头脑聪明，但再怎么聪明也无济于事。在风闻德国人即将在布达佩斯对犹太人进行搜捕后，父亲将他的母亲和姐姐送回故乡，即匈牙利东部的一座村庄，以免遭荼毒。但德国人并没有立即前往布达佩斯，而是开始在东部围剿犹太人。祖母和姑姑是第一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之一。祖母很快被关进毒气室处决，姑姑则侥幸生还。随后，德国人在布达佩斯开展了凶残的围捕行动。1944年6月，我母亲及三个姐妹被强行带走，送往澳大利亚修建公路和工厂。其中2人客死异乡，另外2人死里逃生（包括我的母亲）。“二战”结束后，母亲返回布达佩斯时，体重仅有80磅，差点死于斑疹伤寒。
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救下了我的姐姐和堂姐。随着苏联人日渐逼近布达佩斯，德国政府开始疯狂运送和屠杀剩下的犹太人。5岁的姐姐和6岁的堂姐被强行掳走，被迫站在街道旁边排队等候，由卡车将她们送往刑场。姐姐只记得，一个身穿皮衣的高个金发男子找到了她们，并将她们带出队列。当时，就连5岁的孩子也知道这个人是“异类”，绝不应该现身于此。他告诉两个孩子，是我的父亲派他来到此地，将她们送往安全的地方的。接着，他把姐妹两人送到处于瑞士红十字会保护之下的一栋房屋。父亲每天都会穿行于遍布德军的市区，为她们送去食物。随后，他被调往劳工营，深入苏联腹地。
没有人清楚，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是姐姐还是家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个身穿皮衣的男子到底是谁。显然，父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影响力的，他从未向我和姐姐解释过。在当时的匈牙利，任何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时运亨通，就是需要尔虞我诈。那些时乖运蹇或者不够狡狯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存活。不仅犹太人如此，几乎所有死里逃生的人们身上都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直到临终，父亲都绝口不提此事，也从未做过任何解释。由于一时失算，他曾将祖母和姑姑送回匈牙利东部，他也未能很好地保护我母亲，为此他疚心疾首，毕生都饱受折磨。他从未原谅过自己，即使曾将姐姐救出虎口，他也认为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够。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三缄其口的原因。然而，在斯时斯地，尔虞我诈也会将人带到更加悲惨的境地。
后来，父亲也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但最终，姐姐从战场生还，父母也重返故土。我们得以骨肉团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匈牙利随即被苏联占领。在苏联看来，匈牙利与德国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曾经入侵和攻击过苏联的敌国。因此，在入侵匈牙利时，苏联实施了报复措施，虽然不像对德国的惩罚那样严厉，但无疑也十分残酷。布达佩斯战役持续了整整6周，苏军出动炮兵对这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美国也派遣飞机向地面投弹。在此期间，姐姐一直躲在地下室里。
德国人坚守不降。布达佩斯和多瑙河挡住了通向维也纳的平坦道路，而后者当时仍是第三帝国的领土。盟军将布达佩斯团团包围，发起持续猛攻，但德军仍然负隅顽抗。这样的环境就连成年人也会心惊胆寒，更何况年仅5岁的姐姐和6岁的堂姐。但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她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炮弹或炸弹击中身亡。
当魔鬼终于松开了你的咽喉，生活一切照旧。对父亲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养家糊口，于是印刷店重新开张。母亲逐渐康复，体重也有所增加。毫无疑问，家中的粮食都是由父亲从黑市购得。父母一向严守犹太教规，但后来我听说，有一次他把猪肉带回了家中。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家中曾有过争论。我是在数年之后才听说的，这无疑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步入正轨。仅在一年以前，很难想象有谁会去关心食用猪肉是否合乎教规？
在苏联的统治下，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苏军在战争中伤亡惨重，所以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心慈手软。他们在交战期间就侵占了匈牙利，这显然是出于其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匈牙利人。但直到1948年，苏联的占领才正式成为政治现实。苏联人突然良心发现，希望匈牙利能够公平合理地进行选举，以选出真正的共产党政府。1948年，他们举行了大选，但共产党在选举中失利。就算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段赢得选举，他们也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再次举行大选。这一次，共产党大获全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这一主权国家恰巧是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
实际上，整场选举就像一出闹剧。面对苏联红军的枪炮，匈牙利只能言听计从。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再次给我的家庭带来厄运。“二战”前，父亲曾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现在仍在党员名单之上。白纸黑字，不容辩驳。共产党憎恶保守主义者，更痛恨社会民主党，因为在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方面，后者对共产党构成了潜在威胁。1948年大选之前，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二为一，这在间接上表明后者的命运已经终结。这也意味着，父亲（很可能还有母亲）要么难逃一死，要么将陷身囹圄。由于匈牙利在上次选举中有过“不良前科”，所以斯大林绝不会掉以轻心。
早在20世纪30年代，20出头的父亲就加入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而犹太人大都左倾，因为至少在父亲看来，左派不像右派那样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他与40年代的他判若两人，在亲眼目睹权术争斗及其造成的恶果后，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其中。地缘政治能将你彻底压垮，而政治信仰会在你挣扎求生时成为桎梏。因此，他从此不再涉足任何政治事务。
但这一点最终于事无补。匈牙利的秘密警察国家保安部处于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控制之下，正在对叛徒展开搜捕。他们手中掌握着一份名单，虽然这份名单早已事过境迁，但他们仍在按图索骥。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虽然多年以来，两人在政治问题以及其他所有事情上都心存芥蒂，但叔父还是透露了名单一事，并且告诉父亲，他也在名单之上。在那个时代，仅是“名单”一词，就足以让人闻风丧胆。
父母的处境可谓危如累卵。我出生于1949年初，也就是父亲得知这条消息之前。几年前，母亲的身体还很虚弱，因此分娩对她来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年仅11岁的姐姐已经屡遭大难。如今他们将再次面临着一场地缘政治引发的灾难。面对国家保安部的搜捕，他们可以留在匈牙利坐以待毙，也可以设法逃离，但后者可能会让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命丧黄泉。父母从未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我认为，他们早已对纳粹的做法习以为常，即一人犯错、殃及全家，所以对苏联集团并不心存幻想。因此，他们决定举家出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选择，但也是当时唯一的办法。
逃离匈牙利
逃离匈牙利并非易事。即使是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仍不遗余力地阻止人们出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界被严密封锁，那里雷区遍布，除了牵着警犬巡逻的卫兵，还矗立着配备探照灯和机关枪的警戒塔。匈牙利的北方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者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处在苏联控制之下，因此捷匈边境的把守不像奥匈边境那样严格，而捷克斯洛伐克也与奥地利接壤。父母唯一的希望就是抵达奥地利，但他们不可能从匈牙利直接进入，而是要首先穿越捷克斯洛伐克。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捷奥边境相对容易穿越。1948年，以色列在本属于英国的领土上宣布成立。凡是能够削弱英国影响力的事情，都为斯大林所喜闻乐见。他推断英国将继续与以色列作对，从而认为自己有可能与以色列结盟。苏联早就希望开辟一条直达地中海的通道，为此一直在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暴动，希望从这两个国家打开缺口。然而，杜鲁门主义(1)出台后，美国开始在希腊和土耳其扶植反共势力，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化作泡影。至于建国伊始的以色列是否会与苏联结盟，这对斯大林来说，虽然希望渺茫，但风险很低。1949年，以色列急需两样东西：武器和犹太人，而这两者斯大林都不缺乏。问题是，如何将他们运往以色列？从1947年到1949年年底，斯大林决定，允许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提供武器和犹太人，就是在帮助他们解决地缘政治难题，至于其他事，届时自会水到渠成。
从捷克斯洛伐克途径奥地利，直到意大利的港口，有一条运输管道。捷克斯洛伐克与以色列之间的军火贸易可谓尽人皆知。多年以后，我从父母在餐桌旁的交谈中无意间得知，犹太人也是从同一条管道被运往以色列的。当时，我父母决定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那里距离母亲的出生地仅有咫尺之遥，更为重要的是，维也纳就在数英里开外。父亲得到可靠消息，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正从四面八方向布拉迪斯拉发聚集，然后被送往奥地利和以色列。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抵达布拉迪斯拉发。
苏联在地中海采取的策略以及布拉格的政治局势为我们一家带来了机遇，但我们要克服以下三个难题：首先，要在不引起国家保安部觉察的情况下离开布达佩斯，逃到一个能够横跨多瑙河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点；其次，前往布拉迪斯拉发，并混迹于以色列人当中；最后，前往奥地利，脱离以色列人。
要想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离开布达佩斯绝非易事，而我的父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御寒的衣物价格昂贵，所以他们不想随手丢弃，因为再过几个月冬天就要来临。不幸的是，当时还是8月，假如我们一家人身着冬装走在街头，那情形一定十分古怪。更为麻烦的是，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足够4个人数日之用的口粮，但既然要去逃难，就只能如此装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带领我们横跨多瑙河抵达布拉迪斯拉发的向导。
幸运的是，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该地区的走私活动就十分猖獗。边境一侧总是有东西比另一侧更加值钱，也总是有人为了某件事或某些人企图逃之夭夭。走私贩们以在多瑙河上偷渡为生，个个冷酷无情。他们应付的都是为了牟利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人们，容不得半点儿优柔寡断。每一次旅程都可能有去无回，因此他们全都心狠手辣。边境地区的人们都清楚，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不啻于羊入虎口。但走私生意需要有人介绍，如果你总是烧杀抢掠，就不会有人将你介绍给他人。偶然为之也许可以侥幸逃脱，但这样无异于自断财路。
要想从边境走私或者偷渡，关键是要找到介绍人，比如：由甲介绍给乙，而乙听说丙可能知道该怎么做。父亲结交广泛，认识不少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一团混乱中，他居然顺利找到了一个中间人，此人将他介绍给了另外一个人。后者表示，只要我们拿出若干钞票，他就可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当然，钱必须是现金，而且要预付。我不清楚父亲从哪里弄到的这笔钱，而他也对此讳莫如深。但要将4个人偷渡出境，费用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们被告知，要在1949年8月13日夜间，到阿尔玛什菲芝多镇附近的多瑙河畔与走私者碰面。因为那里距离从布达佩斯到阿尔玛什菲芝多镇的铁路最近。多瑙河河面宽阔、水流平缓，每逢夏季，河心都会出现一座小岛。如果有探照灯射来，或者天亮得过早，我们就可以在岛上暂避。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沦落到多瑙河橡皮艇上的来龙去脉。
但被捕的风险非常巨大，而我成了这次逃亡行动中最大的麻烦。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婴儿啼哭不止无疑意味着自投罗网。在这次冒险之旅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医生昂加尔。父母把实情向他和盘托出后，他为我们准备了安眠药粉，好让我酣然入睡，不发出任何响动。整个逃亡过程中，年仅11岁的姐姐始终保持着清醒，这一点让我心生敬畏。要知道，她从5岁起就开始出夷入险。所幸，这趟旅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顺利找到了走私者。夜幕降临后，我们乘坐橡皮艇，渡过多瑙河，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从那里，我们来到了数英里以西的科马尔诺。“二战”前，这里名为科马罗姆，是匈牙利的领土。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斯洛伐克地区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捷克斯洛伐克诞生于“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该条约在宣告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也宣告一系列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成立，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两个例外。前者是由多个互相敌视的民族组成的联邦，后者是由两个彼此厌恶的地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合并而成。捷克斯洛伐克的组合本就矛盾重重，而重划匈牙利的边界则使局势雪上加霜。匈牙利被迫将东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罗马尼亚，其北部的部分领土则被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地区。斯洛伐克地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科玛尔诺到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途经匈牙利语区。这样，我们一家人的行踪几乎不会引起外人觉察。
当天一早，我们登上火车，向布拉迪斯拉发进发。母亲拿出一根萨拉米香肠给大家充饥，她切下几片递给姐姐，然后开始喂我。就在这时，一名同行的乘客靠近母亲，并悄声对她说：“赶快收起来。这可是匈牙利香肠。”假如这里是斯洛伐克语区，我们会立即遭到逮捕，因为在斯洛伐克是买不到匈牙利香肠的。但这里是匈牙利语区，那名乘客对我们正在逃亡的事实心知肚明。幸亏有他提醒，我们才得以逃过一劫。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根萨拉米香肠中也蕴藏着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带我们越境的走私分子都是行家里手，有人负责从河上偷渡，有人专司乘火车过境。按照事先约定，火车上应该有另一批走私者等着将我们送往布拉迪斯拉发。由于父亲是匈牙利国家保安部追捕的首要目标，所以父母决定两人分头行动，由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原地等候，而父亲独自寻找走私者，并与其交涉。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事先约定明确的接头方式，但也可能是父亲忘记了暗号。他孤身一人坐在车厢里，极力分辨哪一个才是走私者。他开始挤眉耸肩，比划一些不太明显的手势以及任何在他看来可能是该地区亡命之徒接头暗号的动作。接着，父亲向他认为是走私者的某人问了个问题，尽管只有上帝知道他该向对方问什么，然后猛地晃了晃头，示意自己即将下车。那名“走私者”也略一颔首，起身准备离开。父亲紧随其后。与此同时，母亲在车厢的另一端找到了真正的走私者，但一切为时已晚。等她转过身去，父亲已经下了火车。他这才发现，所谓的“走私者”只不过是一名普通乘客。火车徐徐驶出站台，形单影只的父亲被落在了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北岸。情况显然不妙。只有在电影里，秘密行动才会无往不利。
我始终不清楚父亲是如何找到我们的，但最终全家人都平安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并躲进了当地一所犹太学校的地下室，混进了犹太难民当中。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与此同时，以色列负责人源源不断地送来犹太人，准备将他们重新安置。捷克的秘密警察当然清楚，我们就藏在这些人之中，因为这座建筑位于市中心，而且只有人进来，没有人出去。斯大林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与戴维·本-古里安达成的协议可谓万无一失。显然，这一协议暂时没有变化，而我们也得以逢凶化吉。
不幸的是，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父母不想前往以色列。尽管父亲坚定地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强烈拥护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但他不想卷入其中。以色列刚刚独立，远未站稳脚跟。因此，父亲不希望住在这样一个存亡未卜的地方。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他想要前往美国，因为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没有它强大。他希望生活在一个与弱国为邻的强国，而且这个国家最好没有纳粹分子以及任何可能因某种信仰将他和家人置于死地的人们。
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与父亲的个人利益产生了冲突。以色列没有足够的国民，在人口数量上势单力孤。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安全。但对父亲来说，只有离开以色列，才能确保我们的平安。他对这座避难所心存感激，也的确希望帮助这些犹太人越过捷奥边境。但带着两枚手榴弹被送往内盖夫地区，肯定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
事实上，以色列人刻板严肃，而父亲的处境愈趋复杂。他们到这里是为了接走犹太人，也就是我们。在他们看来，我们即将实现自己的梦想。父亲后来解释道，他需要以色列人帮我们越过奥地利边境；因此，在平安穿越边境之前，他不得不撒下弥天大谎，极力装作满腔热忱地希望前往一个有可能再次将他送上绝路的地方。因为他清楚，他不能过早惹恼这些以色列人。
随后，父亲想出了一条只有蹈危履险的人才会想出的妙计，并将其付诸实践。我们被送往奥地利边境，但我不记得乘坐的是客车还是卡车。抵达边境后，捷克的边防警卫似乎已经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所以格外仔细地搜查了我们的汽车，并逮捕了我们一家人。我们不清楚警卫究竟对以色列人说了什么，但这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干道，而以色列人大概也不在乎将我们几个留下，不管这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法律原因。以色列车队隆隆驶过边境，在进入奥地利后驶向亚得里亚海港，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车队远去后，警卫将我们释放，让我们自行穿越边境。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一定是和某些人达成了协议，好让他们在车队过境时将我们逮捕。至于被关在布拉迪斯拉发地下室里的父亲是如何瞒天过海做到这一点的，他从未向我提及。姐姐也只是隐隐约约记得这次经历。长大以后，当我问起此事，母亲坚称这只是机缘巧合，让我别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然后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不可否认，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来到了纽约的布朗克斯，而不是以色列的内盖夫。至于其间的具体经过，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穿越边境后，我们来到了维也纳，并立即被卷入了冷战的地缘政治之中。1949年，欧洲仍是被占领土。无论其中某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其实际版图仍取决于同盟国划定的界限。苏联占领的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而美英两国占领的国家成立了不同类型的宪政共和国。更为重要的是，截至1949年，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其中包括柏林封锁(2)、丘吉尔的“铁幕演说”(3)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宣告成立。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武装阵营。人们毫不怀疑，另一场战争即将爆发。
维也纳如同欧洲的缩影。和柏林一样，维也纳也被划分为四个区，分别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但实际上相当于两个区，分别由盟军和苏联占领。如果你一不留神走错道路，进入苏占区，你很可能从此消失。这种事情就曾发生在我们的亲友身上。维也纳有许多救援机构，因为形形色色的难民汇聚于此。其中救助犹太人的最大机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简称“联合会”），同时它也是其他慈善组织的保护伞。“联合会”将我们一家分配到前罗斯柴尔德医院，为我们颁发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文件，告诉我们耐心等候愿意接收我们的国家。
绿卡背后的交易
所幸的是，许多国家愿意接收难民，尤其是英国治下的移民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希望增加国民人数，但只接纳欧洲的白人，其中也包括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前往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母亲急于离开难民营，认为两个选择都不错，但父亲并不希望进入这两个国家。他认为，澳大利亚距离日本太近，因此在“二战”中遭到了日本的侵略，最后还是美国救其于水火；加拿大是个弱国，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井水不犯河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阿尔贝·加缪曾说过，他“既不希望成为受害者，也不希望成为加害者”。但父亲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痴人说梦。以他的个人经验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那就是受害者和加害者，而作为加害者肯定强过受害者。因此，他想要前往美国。至于古巴或巴西之类的其他选择，都不予考虑。而奥地利有太多前纳粹分子，住在那里绝不可能称心如意。
就像现在一样，当时许多难民都希望移民美国，但很难获得批准，因为美国对每个国家的移民名额作了限定。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东躲西藏，所以父亲不打算考虑非法移民，坚持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这需要耐心等候，但时不我待，更何况他已经距苏联太近，等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恐怕早已祸不旋踵。父亲敏锐地感知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希望家人尽快离开欧洲，而不是坐以待毙。
欧洲各地遍布阴谋诡计。苏联人千方百计想要壮大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势力，打入刚刚复苏的德国军事和情报机关。此外，斯大林还想方设法向新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渗透，并巩固其多年深入英国情报机构的战果。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球首屈一指，在斯大林看来，情报就是力量。如果他能够颠覆和瓦解盟国，也许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轻松获胜。至少，手下的情报机构可以让他摸清美英两国的真实意图。
1948年，柏林封锁以及希腊和土耳其冲突发生后，美国一直饱受苏联困扰。有关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任何幻想都彻底落空。拿破仑入侵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让苏联人深信，他们必须建立一条缓冲地带，以消减西方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就苏联而言，所谓缓冲地带，是指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一带，而这一地带从德国穿越了欧洲中心。
美国认为，苏联在德国腹地驻扎军队，会引发人们对苏联征服西欧的恐惧。苏联不仅兵多将广，曾将德国国防军打得一败涂地，而且在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庞大的共产党队伍。此外，苏联还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构。因此，苏联一旦占领欧洲大陆，就可以将国内的资源、欧洲的先进技术和工业集于一身，并利用其建立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成为美国制订国家战略的基础。
美国面临着两个切实的难题：首先，美军实力比起苏军相形见绌；其次，对于苏联以及铁幕另一边发生的事情，美国几乎一无所知。但美国可以利用原子弹弥补第一个不足，而对于第二个缺陷，他们的应对之策是，与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物达成交易。
美国需要白手起家，建立情报机构。“二战”期间，美国关注的焦点是法德两国，但现在的麻烦在于远东地区。因此，对美国来说，有一点至关重要，即网罗那些了解苏联和东方阵营的情况、与后者存在联系的人。即便是那些对上述情况不甚了了而只会讲俄语的人也能派上用场，因为这类人才在美国国内极其匮乏。战争期间，莱因哈德·盖伦曾在德国军情部门任职，负责刺探苏联情报。尽管这类人物令人反感，但都成了美国试图拉拢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令人鄙夷的人，比如前党卫军成员也成了美国网罗的目标，因为他们曾经开展过不少情报行动。
但“二战”结束已经4年，前德国情报官员并不清楚苏联缓冲带的现状。此外，美国还幻想能够颠覆其中一些国家，以此逼退苏联。因此，美国计划招募难民重回故土，在当地煽动起义。这些人至少可以为美国情报机构所用，以阻碍苏联在西方开展行动。
这项名为“反击行动”的计划存在两个缺陷：首先，破坏某个国家的稳定并制造骚乱，不会削弱占领该国的苏军力量；其次，苏联人也向西方派遣了伪装成难民的特工，以诱使美国招募他们。但这些人极易辨别，因为他们全都形单影只，其家属被留在国内作为人质。一段时间以后，西方国家才恍然大悟，但苏联间谍已经成功打入这次行动。美国派往东方的特工被悉数活捉，在遭到严刑拷打后很快招供。
从情报角度来看，这次行动事与愿违，但对父亲来说却并非如此。为了让难民合作，苏联人扣留其家属作为人质，而美国人却为他们颁发公民证和绿卡。虽然我并不清楚具体过程，但事后回想起来，父亲一定和美国达成了某种协议，才使母亲、姐姐和我得以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我们首先来到萨尔茨堡，从那里飞往不来梅港，然后搭乘海军军舰，在船长室里漂洋过海抵达美国。
父亲落在了后面。官方的说法是，母亲虽然是匈牙利人，但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可以用捷克的移民配额进入美国，但父亲只能等待匈牙利的配额。这个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美国不会拆散难民家庭，尤其是持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文件的家庭。当我向母亲问及此事时，不仅后脑勺上挨了一巴掌，而且她一口咬定我不会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逐渐了解父亲。他也向我讲起了奥地利发生的事情，一提起那些“愚蠢的美国混蛋”，他就会喋喋不休。根据家中保存的文件以及多年以后拼凑起来的记忆，我只知道：母亲在纽约登记文件的同一天，父亲也在哈莱因申请避难。那里距离萨尔茨堡山上希特勒的住宅很近，戈林曾将掠夺来的艺术品藏在附近的盐矿里。此外，哈莱因市与第430军反情报团分遣队总部仅有咫尺之遥。冷战时期，该分遣队是负责对苏行动的关键部门。
据我猜测，为了让家人免遭荼毒，父亲一定是与美国达成了某种交易。作为回报，他需要以匈牙利难民的身份，为美国情报部门执行任务。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而他当时可疑的行踪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只不过是当时数以万计的特工之一。曾经有好几次，他向我提起自己不喜欢大学生从事间谍活动。这至少说明，他对此有所了解。显然，父亲没有执行过重大任务，因为他毕竟活了下来，而苏联人已经彻底渗透到这些低级别的行动当中。父亲的处境一定让他极为痛苦。为了家人平安无事，他不得不继续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如履薄冰，因为一面是苏联的坦克，另一面是美国的轰炸机。
1952年，父亲终于来到美国，与我们重新团聚。当时，美国在东欧的行动已经陷入瘫痪。美国想要派人潜入阿尔巴尼亚，在当地扶植游击队，从而夺取政权，但这项行动从一开始就遭遇惨败。苏联的情报人员早已在海滩上等候。父亲是否参与过类似的行动？我有一张他佩戴臂章、站在船上的照片，他周围的人看起来就像一群暴徒。他从未对这艘船作出任何解释，只是声称，之所以要佩戴臂章，是因为他会讲英语，并且负责领导这支队伍。但直到20年后，在为《纽约时报》排版时，他的英语仍然十分蹩脚。显然，这一解释存在着漏洞。
抵达美国后，父亲很快找到一份印刷工人的工作。一开始，我们住在布朗克斯。当时这个区还没有后来那样糟糕，但治安很差。接着，我们搬到皇后区，在那里买了一座带有花园的小房子。虽然花园很小，但父母十分喜欢。后来，我们又迁往长岛南岸，住进了另一座小房子。姐姐嫁给了一名工程师，生下了三个孩子。我也开始求学生涯，逐渐长大成人。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歌之父”皮特·西格尔创作了一首民谣，讥讽郊区成片开发的小型住宅千篇一律、粗制滥造。当父亲听我弹奏这首歌时，问我歌词讲的是什么。我解释说，西格尔不喜欢造价低廉、批量生产的住宅，就像他不喜欢品质低劣、千人一面的大众。你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你的身份，而我们正在成为千人一面的大众。当时，我们正在后院闲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反诘：“这就是美国人担心的事情吗？”
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你平平安安、年富力强，那你担心的就是失去个性。父亲从未失去个性，而是担心丢掉性命。他之所以喜欢美国，是因为除了在噩梦里，他没有性命之虞。他来自欧洲，所以对于生命的宝贵有着切身体会，而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剥夺他人生命的人们。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很小。欧洲豺狼横行、猎物遍地，但美国没有这样的担忧。对父亲来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满足。
父亲永远不会原谅苏联人延续了纳粹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原谅法国由于孱弱、腐败而在6个星期内失守，永远不会原谅波兰人一心指望法国施以援手而非奋起自救。最重要的是，他永远不会原谅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欧洲变得丑陋怪异并在转眼之间宽恕了自己。在他看来，欧洲是一个充斥着恶魔、叛徒和受害者的地方。他毕生没有再返回欧洲和匈牙利，也根本不想回到那里。上大学期间，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拒绝承认欧洲已经改过自新。他的回答很简单：欧洲永远不会改过自新，只会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面对如今的欧盟，我忽然想起父亲的这番话来。这个机构表现得的确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并不是说，欧盟不清楚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或者不对过去的历史感到憎恶。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信念，欧盟仿佛坚信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仿佛它已经用意念将魔鬼驱除，而后者也已俯首听命。但我怀疑，历史是否能被如此轻易地超越。本书涉及欧洲最阴暗的角落，而父亲相信，那里才能反映欧洲的真实面目。书中的故事远比当代欧洲的表象更加扑朔迷离，甚至也远比父亲的描述更加错综复杂。作为欧洲人，我们一家的人生意义何在？这正是本书旨在探讨的问题，而故事将从葡萄牙的一座小镇开始。
(1) 杜鲁门主义是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它的提出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2) 柏林封锁，又称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指“二战”后初期，苏联封锁西占领通向西柏林的通道而引起的国际危机。
(3) 铁幕演说是指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