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1.研究现状
2005年，凭借《饥饿的女儿》、《背叛之夏》和《K——英国情人》，虹影获得了素有“文化奥斯卡”之称的意大利“罗马文学奖”，成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欧洲，她的书得到出版大鳄Bloomsbury（布鲁姆斯伯里）的主推，享受中国大陆作家少有的殊荣——与伍尔芙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摆在同一书架上。尽管如此，虹影在文学（评论）界的位置却没有如此确定而显眼。截至2013年初，从伦敦大学学院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图书馆检索的结果来看，虹影在国外/英文研究界激发的影响力有限，以她为对象的研究约为8篇/部，其中期刊论文7篇、专著1部，多以女性、性爱、记忆、离散、跨文化等作为研究中心，研究对象集中在西方受众较多的《背叛之夏》、《饥饿的女儿》和《K——英国情人》等小说上。
其中，Martin Winter针对顾彬（Wolfgang Kubin）的大作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而撰写的书评“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review）”指出，顾彬的著作忽略了近25年来中国出现的许多杰出作家。例如，虹影（和张炜）仅有最近的一部作品被提及，而没有任何关于该作家作品发展的其他资料。尽管如此，笔者从Winter的陈述中还是看出，相较于陈忠实、刘醒龙、严歌苓等人的“完全被遗漏”（omitted）[8]，张贤亮、朱文等人的“概要性介绍中予以跳过”（summarily dismissed）的情况，虹影（和张炜）勉强算是入得顾彬先生的“法眼”了。
其余的国外虹影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研究形式与国内的博士学位论文相近，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依据虹影及其作品的显著特点（如离散性），将虹影划归为某种“类属”的成员进行比较和剖析。Amy Tak-yee Lai的专著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Diaspora：Jung Chang，Xinran，Hong Ying，Anchee Min，Adeline Yen Mah（《中国离散女性作家：张戎、欣然、虹影、闵安琪和马严君玲》），从离散角度共时性地分析了包括虹影在内的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移民作家的作品特点[9]。Henry Y.H.Zhao有两篇文章涉及了虹影。其中，“The river fans out：Chinese fic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一文，按时间进程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发展，在分析了伤痕文学、新浪潮、先锋派等阶段性流派后，把虹影小说归入“离散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 in the diaspora）的范畴，将她与大洋彼岸的严歌苓相提并论，视她们为度过了离散危机并且登上了事业新巅峰的少数成功离散作家的代表。难得的是，Zhao关注到了国外研究者不常留心的几部虹影作品，如《阿难》和《孔雀的叫喊》，并因为这些作品对全球问题的关注而把虹影视为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具有“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小说家之一[10]。Zhao的另一篇文章“A fearful symmetry：the novel of the fu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20世纪的未来小说上，虹影的《女子有行》与梁晓声的《浮城》、王小波的《白银时代》等，作为20世纪90年代第二波未来小说繁荣的证明而被他纳入研究视域。[11]
第二类则针对虹影的一或两部作品进行个案研究。Philip Tew的“Considering the Case of Hong Ying’s K：The Art of Love：Home，Exile and Reconciliations”[12]一文，讨论了《英国情人》在欲望之下的牺牲、暴力以及族裔文化认同问题，认为虹影通过跨文化的死亡书写传达家园与流亡之间的和解，进而投射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和解，并确认虹影作品的基本形式是“美学自我与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对立”[13]。Jian Xu的论文“Subjectiv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Hong Ying’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Hungry Daughter”[14]，认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工人）阶级意识的主观性，在苦难的生存经验和作家想象力之间构成了一种斡旋调停，而虹影的母亲是文学形象中很独特的工人阶级苦难女性的代表。[15]Johanna Hood的论文“Creating Female Identity in China：Body and Text in Hong Ying’s Summer of Betrayal”，提出《背叛之夏》以身体和文本作为塑造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方法。[16]Richard King的书评“Daughter of the River，and Summer of Betrayal（review）”认为，《背叛之夏》的写作风格较之《饥饿的女儿》更为坚硬而断裂，两部作品的价值都在于描写了处于压抑和幻灭之中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理碎片。[17]遗憾的是，King忽略了对女性知识分子在压抑和幻灭中独特的心理感受的挖掘。
国内的虹影研究（以长篇小说为主，包括少量诗歌和翻译研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从“中国知网”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2012年，研究虹影的有效文献（排除了重复发表的文章、诗作刊发的介绍信息等）数量为238篇，主要包括期刊文章、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三大类，另有报纸文章、集刊、论文集、访谈、作品目录若干。虹影研究数量略高于同期的哈金研究数量，而研究严歌苓的文献数量则四倍于虹影。虽然文献数量不能代表研究水平，但由此可以推断，同样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中坚力量，虹影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足的。与莫言、贾平凹等当代著名作家相比，虹影研究更是处于“非主流”的行列了。
为了直观、客观地呈现国内的虹影研究情况，方便资料浏览及数据查阅，在此特将1994～2012年“中国知网”上以虹影为唯一研究对象或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主要是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文献列举如下。需要说明的是，因为1994～1999年的虹影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数量很少，故而将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合并统计，2000年及以后的研究成果则按年份分别统计。
表0-2 国内虹影研究文献统计（1994～2012年）
国内期刊上最早刊登的虹影研究是1994年5月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王宏图的一篇名为《危险的幽会·沸腾的夜·幸存者——虹影诗歌小札》的文章，尽管这是对虹影诗歌的研究，但是从中已经能读出“男性话语”、“幸存者”等对未来虹影研究富有启发性的字眼。虹影于1995年撰写的《自由谈：记忆和遗忘》一文，简短却鲜明地提出：“没有记忆我们不存在，没有遗忘我们也无法存在。问题的关键是记住什么，忘记什么。这个分配成为我们这主体的基本形成方式，使我们生存下去。但是记忆和遗忘，站在峡谷的此岸与彼岸，它们必须握手、拥抱、交谈，通过语言注视对方，而语言像玫瑰一瓣瓣张开翅膀时，让我们惊异的不见天光的部位：一个个横断面会赫然出现。”[18]彼时尚属年轻作家的虹影已经注意到作家的创作是从记忆中提取素材，用语言进行重新发现、塑造和呈现的过程，同时她强调了记忆与遗忘、语言玫瑰与作品断面、作家的旁观与生命的投入等若干重要问题，这在她后来的创作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并成为她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例如，她在早期作品《饥饿的女儿》中流露出对底层人民顽强生命力的尊敬和无力救助他们的内疚，到了后期的《上海魔术师》中，她将这种内疚发展成为让作品人物奋力自救的觉醒的力量。又如，她的《孔雀的叫喊》以孔雀之美的受伤害比拟地方与历史记忆的被抹杀，张颐武将其肯定为“通俗的力量和一种现代主义式的自我反思性结合”，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19]因此，虹影的《自由谈：记忆和遗忘》一文作为她的创作论的雏形是不能被忽略的。
2000～2003年是国内虹影研究的成长期，不仅文献的数量有了较大增加，而且在 2000年出现了第一篇涉及虹影的硕士论文——郭素平的《论新生代作家的批判性写作》，首次将虹影归入一个类别范畴加以比较，这是对始终缺少“参照系”的虹影研究的“零的突破”。2002～2003年涌现了7篇虹影访谈，内容从虹影独立不羁的个性特点、作家虚构的权利，到脂粉阵里的英雄、女性苦难、情感探求，再到成长小说、想象崇拜等，给出了许多虹影在创作背景上的线索，为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文本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陈晓明、李敬泽、李洁非、赵毅衡等著名评论家对虹影小说《英国情人》和《阿难》的创作得失及其根源加以探究。这些都令初露端倪的虹影研究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也说明虹影小说因其独特的品质开始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
2004～2006年是虹影研究的高增长阶段，它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大篇幅和连续性的虹影研究开始出现。一方面，针对虹影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较多出现，其特点是能以较大篇幅完整地观照需要论述的对象和作品，并且在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同一作者连续地、多角度地、多篇文章地研究虹影。如较早研究虹影的阮南燕，先期关注的重点是《饥饿的女儿》中对生命本真的还原和超越，继而扩展至《饥饿的女儿》与方方的《风景》，对比边缘视阈下的都市人性。王俊秋分别撰文探讨了虹影小说中的追寻情结、情感追寻历程、道德反省与宗教意识。王文艳先后分析了虹影创作的两大特点——全球化语境、女性与新历史主义。肖晶的研究侧重虹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现代化思想、边缘情境意识。赵毅衡对虹影的研究也未曾中断，从1996年的《虹影打伞》，到2001年的《惟一者虹影，与她的神》，2002年的《如何走出“双重真空”》，再到2003年的《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他不仅近距离“披露”了虹影的写作环境、资料收集、书稿修改等创作细节，更试图触及虹影内在的创作理念，深挖其文本的现实意义。
第二，虹影研究的多元性此时已初露端倪，主要体现为：历史的本真与荒诞、性别的对立与超越、生命的苦难与执着、女性身份的边缘与重构、新移民的漂泊与寻根、现代性的审视与叩问、跨文化语境的冲突与反思，以及虹影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等。罗承丽的《致命的飞翔——评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与凌逾的《“美杜莎”与阴性书写——论虹影小说〈饥饿的女儿〉》，紧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埃莱娜·西苏的阴性书写，拓展了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是虹影研究中女性主义方向的先行者。之后有不少的虹影研究从女性主义的根源上开枝散叶，其中王文艳的《谁是历史真正的主角？》聚焦虹影新作《上海王》和《上海之死》，认为这两部“重写海上花”的作品以鲜明的女性视角来重构历史，探讨了女性在历史中的能动性，内蕴的思考向度和写作策略不仅对女性主义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打开了新的空间。王文艳的另一篇文章《跨越疆界》以全球化语境作为考察虹影小说的基本前提，探讨全球化与新移民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2006年朱雪琴的《虹影与三岛由纪夫比较论》，“前无古人”地将虹影与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进行对比，提出虹影在题材选择（爱情、畸恋）、小说体裁（自传）、创作风格（语言、叙事）和美学追求（生死、爱欲、人性、命运）等方面受到三岛由纪夫的影响。
2007～2012年虹影研究进入相对成熟期，虹影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主题在这一阶段衍生出许多异彩纷呈的解读：女性欲望叙事、女性历史叙事、女性成长小说、女性谱系建构、叙事伦理，等等。丁雯娟的《越过雷池的狂欢——虹影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论》（2011），绕过虹影研究惯用的“悲剧”思路，提出虹影作品中两性关系惊世骇俗的特征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狂欢式生活特征具有相似性，就两性狂欢中女性的态度和结局进行了研究，阐述在这种狂欢背后虹影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即焦虑状态下对安全感的寻找、女性欲望展露中的自我认同、对男性世界的排斥和在狂欢中寻求女性的自我救赎。《历史想像与性别重构——世纪之交世界华文女性写作之比较》一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严歌苓的《扶桑》、虹影的《上海王》以及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近年来世界华文女性写作中跨越多重时空背景、多元文化形态的历史性鸿篇巨制为对比的原型，重构女性记忆和历史，为世界华文女性写作提供自我认同和反省的精神镜像。徐胜敏的《书写上海的方式：历史、女性与跨文化——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研究》（2011）显示了虹影对历史空间和地域空间的重新定义和审视，否定了男/女、中/西之间控制与对抗的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重塑上海文化的内在建构性，从而实现另一种上海传奇的写作。周韵的《虹影小说的叙事伦理》（2011）从虹影小说的性爱（三种性爱模式：女同性恋、忘年恋、跨国恋）、家庭（三个伦理维度：亲子、姐妹、夫妻）、历史（消解集体主义伦理的历史叙事和对现代文明与历史运动的伦理反思）、民间（边缘人物的个体主义伦理与民间叙事）四个方面入手，运用叙事伦理的研究方法，探究虹影小说中各种伦理道德的可能性，剖析虹影小说中伦理空间形成的原因，此文视角全面而新颖。
这个阶段总计有五篇博士学位论文将虹影小说纳入研究体系。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研究》（解孝娟，2008）即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个作家群进行比较研究，在涉及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的部分时，强调虹影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出性别战争的硝烟及其末路，是女性主义创作的超越。陈思和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新移民小说研究——以严歌苓、高行健、虹影为例》（倪立秋，2008），可贵之处在于对严歌苓、高行健和虹影这三个新移民作家的主要小说作品认真进行了个案分析，并将新移民小说作家作品与早期移民小说作家作品、中国本土同期小说作家作品加以比较，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层面上探索新移民小说所显现出的文学特质、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其应享有的文学史地位。魏庆培的《视觉祛魅与历史记忆——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伦理研究》（2012）见解深刻。该论文提到虹影的小说所表现出的悲剧之思在抵抗文学沉沦方面具有借鉴价值，她的“后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历史中重构个人记忆，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果，为未来文学发展开辟了一种可能。
总的来说，2002年与2007年的两次“名家评虹影”的浪潮令虹影研究登上了新的台阶，而稳步增加的研究成果数量也说明虹影的接受程度和评议范围在不断扩大之中，这对于海纳百川的中国当代文学和中西融汇的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虹影的小说风格多变——时而“关注现代”，时而“返回古典”，并且技巧娴熟——“对故事、人物、情调、结构以及叙述节奏都把握得相当出色”[20]。虽然她的小说情节大多无甚新意，被称为未来小说的《女子有行》以奇异空灵的想象“试图彩排出未来对人类总体情状之影响”[21]，除此以外的小说大多情节精巧却无新意，尤其越是后期的小说（例如“上海三部曲”）越显“伧俗”。然而，虹影的用心可能正埋藏其中。兰胡儿所在的张家班，加里表演的魔术，申曲名角筱月桂成了“上海王”，于堇是披着明星外衣的美国特工……越是俗不可耐的情节越是接着地气，越能无尽地容纳一切民间的、边缘性、“精神飞地”以外的凡人与俗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陈思和所说的“融入民间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出真正的力量”[22]。抑或又如王德威所云：“许多感时知命的线索，窜藏其间。……一脉不甘蛰伏的心思，还在上下求索；越是无关痛痒的笔墨，越让我们觉得悸动不安。”[23]
此外，把俗的东西写得好看而不俗也是考验一个小说家写作功力的试金石，不少著名研究者和批评家对虹影的小说有着正面积极的评价：陈晓明认为虹影最受争议的小说《英国情人》是一部“好看而又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小说”[24]；乐黛云先生说《阿难》让人欲罢不能的故事中有印、中、英、泰多种文化间的“不断地跨越、反思”，“既有后现代的优点，又去掉后现代的某些弱点”[25]；李洁非认为虹影在《阿难》这本“对侦案小说具有戏仿意味的长篇小说”中提出了“罪及救赎的主题”，阿难之死实际上代表着“信仰的真空”——现代性与自适自足的传统结构的矛盾，意味着必须回到中国传统固有的精神家园以“重新认同、肯定自己的历史、伦理和价值观”[26]；止庵借《孔雀的叫喊》重申虹影作品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固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姿态”，充满对历史的苦难记忆和对现实的深切忧患；另一方面，她的立足点又摆脱了知识分子形而上的姿态，深深扎根于“底层民众”和“小人物那儿”[27]。
2.问题的提出
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的虹影研究，尽管有名家点评和诸多研究者的独到见解，但遗憾的是，除了名家点评以外，其他的虹影研究大多呈现出“专而不广”、“博而不精”的特点。
“专而不广”指的是在期刊文献中，囿于篇幅的局限，诸多研究者只能就某个方面专门讨论，没有与同时代的众多东西方作家对比，没有在文学发展的线索中找出虹影的位置，因而使研究无法具有系统性，无法对虹影整个的创作脉络及其所处的写作环境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广泛探讨，易言之，虹影研究依然缺少陈晓明所谓的“参照系”，所以她还是尴尬的“孤家寡人”一个。
“博而不精”指的是博士论文，它们虽然以观照某个作家群落的广博视角进行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期刊文献“专而不广”的“参照系”问题，但虹影只是作者界定了研究范围后向内回观的一个构成部分，是需要时被选取的研究对象，她没有成为研究的中心，因为她不是出发点，她的作品特点是以“类属”的划分而存在的。对虹影的创作而言，这种按需而取的“类的最大公约数”的研究容易流于表面，精深不足，很难挖掘出属于虹影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内蕴。在众人的参照系下，虹影失去了她的独特性。
针对这两个问题，本书将虹影的长篇小说确立为研究的中心对象，立足于建造以虹影为中心的研究“参照系”，并以她的自身创作为出发点，进行体系性的全面研究。并且，本书试图在花样繁多的虹影研究中清理出虹影创作特点的主要根源，即在新移民、女性欲望、女性成长、女性叙事、阴性书写等名称之下最重要的核心出发点，而这是被当前的虹影研究所忽略的。
另外，针对一些文章的偏颇，笔者也提出两点质疑，以防止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陷于类似的偏颇迷潭而失去客观的研究立场。
质疑一：张凯乙的《虹影与郭小橹小说中“新女性”形象之探讨》[28]，基于当代旅英华人女作家虹影和郭小橹在各自作品中都塑造了有别于传统东亚女性的“新女性”形象，而将她们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之一是两位作家的“新女性”形象的描写仍具有片面性，回归到如何在文化传播中突破“自我东方化”窠臼的问题。笔者的质疑在于，郭小橹与虹影有多少可比性？首先，郭小橹生于1973年，2002年赴英国，现居英国拍电影写小说。虽然她仅比虹影年轻11岁，但她与虹影成长的年代、出国的背景、创作的媒介都大相径庭，陈思和先生谓其为“10年一轮改朝换代”[29]。虹影一代对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和之前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心有余悸，而当时尚且年幼的郭对此是没有深刻的切身体会的。80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岁月，20岁出头的虹影如海绵吸水般完全融入那个时代中去，并在文学上开始了先锋性的尝试。而此时的郭小橹只有十岁，她对文化、社会、人生的理解至少要到90年代才逐渐开始。而90年代与80年代是截然不同的两段时光了。因此她们在经验背景上差异较大。其次，郭小橹主攻电影美学，主要成就在于电影。她的电影《你的鱼今天怎么样》夺得2006年鹿特丹影展亚洲影评人奖，2007年巴黎克雷泰伊国际妇女电影节大陪审团奖，电影《中国姑娘》获得2009年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的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豹奖。而她作为作家的作品数量不多，影响力不够（几部作品只是入围一些奖项的初选或得到提名奖），并且她也并不专一于文学创作，兼具小说家、评论家、编剧、导演数种身份。用郭小橹少量的作品与虹影作品对比，得出关于“新女性”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的结论，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为了追求对比角度的新颖才发掘了郭小橹，为此牺牲了论证证据的充分和有力；以及作者是否有理论先行的预设心理，以“新女性”的框架套中虹影和新人郭小橹，而不是从文本细读后的体会反思中得出二人的对比价值。
质疑二：宋小梅《虹影小说女性悲剧命运深层意蕴探讨——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30]一文，认为虹影小说将追求性爱欲望和颠覆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体现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价值认同的标志，是导致小说中女性走向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对此，笔者的质疑有二。首先，因果关系不成立。这里又分为两层因果，第一层，虹影笔下的女性以追求性爱和颠覆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体现女性意识觉醒和价值认同的标志，这一层关系是说得通的，在虹影笔下的女性身上不难看到。第二层，这种追求和颠覆为什么会导致女性走向悲剧命运？从小虹影、闵、筱月桂等角色身上，得出女性悲剧命运这样单薄浅显的结论是不当的。其次，虹影小说书写的重点并不在于女性的悲剧命运，更多在于关注她们在扭转命运、摆脱悲剧、挣扎向生的过程中如何从徘徊迷茫，到觉悟振作，再到立志奋斗。她们或成功地摆脱了命运的束缚（小虹影），或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警示后人对命运的不妥协（闵），或在成败得失间再次叩问女性的心灵诉求（筱月桂），等等。同年，果金凤的硕士学位论文《女性谱系的建构与家族叙事的书写》，认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铁凝的《玫瑰门》等作品，将家族叙事传统与女性主义融合，书写出女性在家族场域中的存在经验、命运波折以及代际绵延，以此确立女性在历史中的生命意义和文化价值，女性谱系的构建和家族史的叙述在女性文化建构和主体性回归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在此成为一种内涵指向，彰显的是历史文化的价值。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宋小梅的女性悲剧命运因果论是片面的、武断的，没有将历史文化的立场纳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这是本书在书写的过程中要避免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