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技术飞速进步的新媒介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类思维显得十分活跃，思想观念急速更新，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既丰富了大众的思想，又强化了人们创新求变的思维，还为人类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并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求知欲望，由此也带来超越的意向。同时，文化塑造个体，个体互动引发势能反应，进而导致信息传递和流通，并在众多具有多重仪式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景观，共建意义系统。以上种种，共称为文化传播。

独特的文化传播形态要求当代文化应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关于文化的定义迄今已有200多种。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文化定义为“活生生的有机体”，兰德曼（Michal Landmann ）将文化界定为“人的第二天性”等。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不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定义文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胡适和梁漱溟。胡适认为，文明系一民族应付其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是文明对应的生活方式。^[1]梁漱溟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或“一社会生活的方法”。^[2]尽管此种整体观照文化的方式不免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东方的、是本土的，是中国历史长久凝结而成的观念形式，其内核仍是与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密切相关的民情、习惯法、社会运行机制。个体生存与社会运行之间的互动日益加强，引发我们关注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社会构造”层面，“所谓社会构造，即指一个社会里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关系，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关系，这方面与那方面的关系，方方面面的种种关系而言”。^[3]而这种“关系”，在考察当代文化传播问题时尤其必要，只因为新时代的伦理关系正在重组、伦理精神需要重新聚合，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正处于裂变与统一之间，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精神”作为时代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