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为补充是两类红包共进的媒介逻辑

正如我们所见，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媒介在中国的使用和作用。微信红包决定性的因素不仅是新信息技术本身，更有能够助其发挥传播效能的接受语境。微信红包是传统文化与现时文明交融的媒介形态，它受交流引导，借由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载体制式规范，刻画了有别以往的个体感知结构和心理体验。这种载体制式更像是一个体量宽广的召唤结构，强烈地激发着使用者的实践热情，诱导使用者参与到和他人的互动当中。微信红包允许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在承担社交工具和公共空间的同时，表征着新的社交媒介生态的接受语境。“接受语境不仅影响技术如何得以利用，而且也影响它所负载的信息如何解释。”^[36]诉诸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深刻冲击及其影响下的接受语境，微信红包不但开创了交往的新形式，发展了新的认知结构，影响了个体的自我呈现，推动了金融的重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式，充实了网络文化的形态，革新了生存其中的人类生活，强化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传播了特色中国的和谐交际观念，成为促进社会现实和网络产业繁荣的新型力量。然而，微信红包在促进社交即时性与便利性的同时，又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碎片化、娱乐化、随意化和无序化，红包文化固有的仪式感和神圣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此类现象的出现，除却微信红包网络技术特征的影响，亦与用户行为的主体性相关。以赌博、贿赂为代表的个体对微信红包的误用和滥用成为扰乱甚至阻碍健康社交的媒介噪音。

目前，有关微信红包势必取代传统红包的预测，主要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特性这一逻辑，并没有把握一个要点，即互联网的影响要经过社会结构和文化过程的过滤。身处互联网浪潮中的微信红包自然要受到社会过滤机制的规制，它离不开与既有文化语境的契合。不同类型媒介的协调使用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只重视网络交际而忽视现实互动，不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绝非妥善之举。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对个人而言，如果沉溺于微信红包缺场交往的虚拟性与碎片化，忽视接触真正的现实世界和在场交往，势必出现浅尝辄止的心理依赖。对于社会而言，如果仅仅强调微信红包的时空优势而轻视传统红包的作用，势必难以充分利用多种传媒资源，建立起完整的、真正高效的社会信息系统。因此，传统红包与微信红包是一组互为补充的媒介关系，皆对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熟络化产生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