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墓葬石刻的媒介特征

上文言之，墓葬石刻已然是一种传播媒介。而“传播媒介的特性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还有技术属性，”^[10]自然属性也就是物理属性，社会属性即其负载的社会功能，技术属性大致是设计和书写方面的特性。墓葬石刻作为一种石刻类的传播媒介，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的属性探讨墓志碑刻的媒介特征。

一 自然属性：时空观念的媒介

（一）时间偏向的墓葬石刻

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11]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说：石刻是压缩时间的媒介，所以我们至今还可以阅读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牌。^[12]伊尼斯认为不易运输且耐久的泥板、石刻、建筑等是“时间偏向”的理想介质。墓葬石刻作为石刻的一种类型，其时间偏向性也很明显。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时空维度如图3-1，从图中可以看到，“碑文”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是一种处于时间场域的媒介，“这种重时间的纵向传播特点，主要缘于古代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单一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13]墓葬石刻的时间偏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图3-1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时空维度

1.宏观层面，墓葬石刻以其自然属性的笨重、不易腐坏实现了古代王国“大一统”时间观念的传承和发扬。秦景公大墓出土的碑文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这段碑文表明墓主人乃秦桓公后嗣，“并有力地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14]。秦朝十分重视对祖先功德的撰述，为此制作石鼓十块，石鼓为花岗岩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刘星和刘牧将这十块石鼓定名为《马荐》《汧殹》《霝雨》《虞人》《作原》《銮车》《田车》《而师》《吾车》《吾水》^[15]，“君王历来都很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君王的墓碑上往往都刻满了歌功颂德的文字”。^[16]秦君将石鼓奉于庙堂供后世祭拜，以显其族之功。秦石鼓的存在和延续体现了古代君王对偏向时间的历史叙事格外重视，“历史叙事是统治者长久掌控时间的一种手段，出于信仰、关乎传承，其目的是‘溯源正统、传承统绪’”。^[17]这种偏向时间的历史塑造产生的影像是久远的：碑刻和墓志材质沉重，不易腐蚀，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天下观念传递给后世，这种传承在时间上是独具优势的，是其他方式的媒介所不具备的。

2.中观层面，墓葬石刻中包含了社会观念的传承。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便是儒家思想，儒家推崇孝道，讲求“百善孝为先”，孝道的弘扬也是社会的重要任务，孝的传承在时间上经久不衰，绵延至今。《礼记·祭统》中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18]祭祀是孝道的传承，西汉后期墓葬石刻《鱼山刻石》写道：居欲孝、思贞廉；身体毛肤，父母所生，慎毋毁伤。这两句都是劝人行孝积善的话，在古人眼中孝道是极为重要的，在墓葬石刻当中镌刻这些内容，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死者家教严格、书香门第，其后代重孝道、行孝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孝这种社会观念的传递是不可或缺的。孝勾连了宗族制度，成为串联社会网络的血脉，在时间上成为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

3.微观层面，“死而不亡者寿”的幻象。“死而不亡者寿”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意为“身体死了还不灭亡的称为有寿”，其意近似于“身没而道犹存”，是说“身体虽然死了，但真性不灭；形体虽然消亡了，但思想精神并未消亡，长存长寿”。^[19]古人幻想着死后能流芳百世，所以会尽可能地把自己生前所做的功绩公之于众，正如《礼记·祭统》所载：“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劳、勋烈、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以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也。”《吕氏春秋·求人篇》里也写道：“功绩铭于金石，著于盘盂。”^[20]通过墓葬石刻这样一种形式将墓主人一生的功绩成就固化在一方顽石之上，流传后世，“死而不亡”。

（二）空间意义上的墓葬石刻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认为，地域、建筑物、墙等阻碍是空间上的物质障碍。墓碑在外，是一方形石刻立于墓周，墓碑的存在即是一种“标出性”状态，赵毅衡在《趣味符号学》中将“标出性”解释为：在符号表意中，二元对立无所不在，都是不平衡的，总有一方比对立的一方占优势。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弱势的一方就是“标出的”，大多数人认可的形态，就是非标出，就是正常。^[21]这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墓碑的树立，将“墓”这个空间与其他形态的空间区隔开来，形成一个独特的标出项，告诉外界的人这是逝者灵魂安息的所在，不得打扰；另一方面，墓志的存在又“标出”了墓主人的独特性——这是一位成就非凡、地位尊崇的已亡人，让外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这种意义上看，墓葬石刻营造了活人与逝者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有着无形边界的虚拟世界，将生者与死者分隔成内外两个场域。

此外，提起墓葬石刻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我国古代的宗庙制度，宗庙制度是儒家一派为已故祖先建立灵魂依归之所设立的次序和祭祀的制度。人死之后，形体埋于墓中，一块灵位牌便转为其化身被供奉于宗庙之中，方便子孙祭拜。碑刻、墓志和灵位这一系列介质将活人与死者勾连起来，血脉关系贯穿其中，成为链接双方的桥梁，此时宗庙仿佛成为“庭中的坟墓”，而开辟了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寄托后世子孙哀思的场所，是证明家族前世今生的装置，同时也是死者灵魂安息的住所。此时的墓葬石刻建筑成为连接阴阳两界的媒介通道，并让世人相信灵魂存在和不灭，是人重塑生命、在另一个世界延续生命的开始，是高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

二 社会属性：传播观念的媒介

（一）哲思属性的墓葬石刻

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22]生死俱善，人道毕矣，是古人对生和死的最高追求，墓葬之中同样也蕴含着逝者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死的态度。

清代袁文德墓是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由土冢、碑楼、墓园、墓坊四个部分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墓前牌坊的匾额上刻有“逍遥游”“快哉亭”等字句，而在碑楼的门罩上也出现了红灯笼和玉佩挂饰，可谓是“张灯结彩”^[23]的热闹景象。更有学者指出，袁文德墓其实是袁文德在生前自行设计建造的，称为“生基”（人未死时造墓）。死亡本是一件世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但此墓却反映在主人的思想中，死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乐观地直面死亡，将生死上升到哲理性层面，也是古人大智慧的写照。《礼记·中庸》有云：“事死如生。”古代先贤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镌刻于墓葬石刻建筑之上，一方面美化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也在于教化子孙后世，参透生死的奥妙。

伊尼斯认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传播的知识的特征。^[24]古人的生死观经过墓葬石刻的固化，其内涵越久越显得厚重和深刻。观念的传扬大致有很多种形式，墓葬石刻则显得十分特殊而珍贵，它所带来的教化功能是十分强大的。

从生命传播的视角来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我如何通过各种媒介与社会进行有机地联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25]古人遗存的墓葬石刻对于生命传播的启示在于：要重视自我思想的升华，强调情感的联系，如此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情境。

（二）政治属性的墓葬石刻

儒家礼制对墓葬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从墓地规模到棺椁碑刻，再到陪葬明器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墓碑，作为一种体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礼法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二品以上，上高不得过一丈二尺；五品以上，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其执政官以上，听立坟峰；三品以上神道碑，碑于墓隧道之左，面南立，螭首龟趺。^[26]各朝代的规定因时而异，但等级制度的体现越来越强，以官位的高低来规定墓碑之尺寸，显然“碑制与官阶是成正比的”^[27]，而原则上规定，庶民是不允许立碑的，可见其等级之森严。

墓葬石刻的存在不仅在政治意涵上体现了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还为古代的官宦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官员评价系统的建立。“尽管每一个官员的经历和际遇千差万别，但在墓志铭中，作者都尽量将其生平事迹往这个标准上靠拢。”^[28]这一标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对才华的评价、对功绩的评价和对品德的评价这三个方面，这一评价体系基本呈现的是对已故之人的正面品评。所谓“盖棺定论”，是指对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经过时间的沉淀，由墓葬碑刻延伸出来的这一套评价体系让“盖棺定论”具备了更加单向度的意义，上层阶级“流芳百世”的愿景越来越成为现实。

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其中宋代商业发达，商人遍布各地，但商人地位始终不高，迄今为止发现的宋代商人墓的墓志铭数量也较少，总的来说，“墓志铭中对商人的评价褒多于贬”^[2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地位不高的商贾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同时，这也对了解宋代的政治社会阶级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