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意识的展开

调研过程中，我们初步形成了许多问题意识，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回炉，将所有的问题意识都融进整个大的社会结构中来深入理解，确定每一个问题意识是在这个大的结构的什么结点生发的。

我们将村庄变迁的时间跨度限定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来，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的是地域经济发展与生计模式的变迁，将村庄纳入当地乡镇乃至地区整体性的产业发展格局中，描绘出当地全局性的经济基础的变迁，工业化的进程推动着村民由以工辅农渐进性地转变为以农辅工，形成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职业分途，经济分层呈现橄榄形并日趋稳定。第二、三章则对从家庭到家族，再到更广泛的地缘性关系所组成的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变迁进行细致描摹。虽然行文重在对共时态的社会形态学进行分析，但我们也试图勾画出不同年代出生的个体如何与家人、邻居及业缘、趣缘朋友在多重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和合共生。当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强度式微而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关系引入并逐渐巩固时，工具理性渗透先赋性关系和江湖义气并重塑后致性关系时，人伦规范会经历怎样的失范和重构？由此可见，吉登斯所提出的现代性的脱嵌命题——所有人都从传统的共同体之中脱离出来并面对统一的市场和国家——并非只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才会出现，在本书所描绘的这样一个村庄中依然存在。更为复杂的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难以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分析，其间错综复杂，这正是本书理论上需突破的一个难点。

第四章从理论上论述就地城镇化的社会性后果。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城镇化，人虽未走，但是其心态、观念已然呈现了现代化的转型。集中化、专业化的产业变革一方面加剧了经济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分化，另一方面经济场域中原有的社会关系依然发挥着某些功能。再者，这一过程对于人的个体观念和公共性的塑造很有趣，它形塑了关注自我呈现的个体，看似热闹非凡的公共空间成为个人社会表演的舞台，具有虚假的公共性。此外，不同场域和情境的互动也体现出差序格局的变化，由于核心圈层结构中后致性关系的渗入，差序格局的个性化和情境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稳定的关系结构，亦使人们质疑还有什么关系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这种新的差序格局又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内生性动力走出小城镇、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呈现丰裕经济下安逸享乐的“消遣心态”。

第五、六章则是描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乡村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乡村治理逻辑与治理实践的变化。这一变化极其复杂，一方面是市场化所推动的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和人的行为伦理的变化，内在权威来源与维系机制也随之变化；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渗透，科层机器逐渐延伸到乡村治理的纵深处，并采用数字化管理等治理手段来技术性地监测和控制乡村社会。国家的乡村治理与变动的乡村社会基础相互作用，集中体现在村干部与县、乡政府官员以及村民之间微妙的社会互动中。我们发现：当地经济精英随着产业的发展而逐渐崛起并进入政治领域成为乡村治理独特的实践主体，因而，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变迁的转折点。在富人治村出现前，村干部内生性的权威式微、混混进入，乡村治理出现结构性困境。而富人参与政治后，能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呢？富人治村的兴起正处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变得缺乏自主权，且日益在财政和社会联系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此时，国家通过项目制等技术化的目标管理和过程控制方式加大对基层的公共品供给，并由一群日益与基层社会脱嵌的乡、村两级干部来运作，这是否会变为独占性的政治经营，导致许多工作无法与村民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面临治理的技术性嵌入而社会性脱嵌的困境呢？

最后，我们写作本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一个村庄40年来变迁的故事。这是一个被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和整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村庄，其中蕴含了许多重要且复杂的现代性理论的迷思。虽然就地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使大多数村民仍旧生活在这个时空场域，但是各种现代性的元素不断内生或者植入，与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润物细无声”的融合，从而呈现既不同于乡土社会，又不同于工商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种社区变迁既不同于人口大量外流的乡村社区，又打破了以往费老笔下对乡村工业化的想象。这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乡村社会的质变正在中国的很多乡村发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然难以实现，面对这种社会基础的变革，行政科层化的技术性治理又会面临怎样的可能与限度？

[1] 将村落当成一个社区来研究，欧洲研究村落社区最早的著作有法国社会史学家德古朗许（Fustei de Coulanges）的《古城》、英国公法学家梅因（H.S.Maine）的《古代法》和《东西方村落社区》等，美国早期的农村社区研究有威廉兹（J.M.Williams）的《一个美国镇》和高尔宾（C.J.Galpin）的《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