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相关研究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陈辞在中国反贫困瞄准机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引入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在当代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构建相应的反贫困机制。社会资本存量影响贫困人口的生存质量，中国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仅仅靠政府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要将反贫困视角延伸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提高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将互助、他助与自助相结合，使其最终摆脱贫困。[14]姜锡明、张航燕对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机制进行研究，阐述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厘清脱贫成本、计量与补偿机制，健全扶贫资金披露机制。[15]

（二）精准扶贫及其模式研究

对于“精准扶贫”一词具体内涵的表述，国内学者对其解读更多地是源于官方文件及自身在扶贫领域的研究经验。伍琴以公共投资的效率为视角，对公共投资扶贫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赣南原中央苏区9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认为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进步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提出要建立公共投资扶贫考核体系，进一步优化公共投资结构[16]。陈忠言以整体治理理论为视角，探索了我国东西部合作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多元整合扶贫模式。提出在整合过程中，政府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多元化整合。[17]

汪三贵和郭子豪认为[18]，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扶贫是区域瞄准，没有识别到户，需要转变扶贫工作思路，扶助真正的贫困户。葛志军和邢成举认为[19]，中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是对以往扶贫领域实施工作战略的发展与补充，但并非是完全替代。李鹍和叶兴建认为[20]，精准扶贫就是遵循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因时、因地对贫困区域、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当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引入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开展精准考核的过程。王思铁认为[21]，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不同贫困农户，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对贫困居民而言就是谁贫困就扶持谁到户。

（三）精准扶贫现状的研究

朱云、吴春峰、黄斌琼通过入户问卷调查和对贫困农户访谈的方式，采集农户相关信息，研究致贫原因、在扶贫政策下的脱贫过程，分析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研究当前精准扶贫的成效。[22]“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是我国政府明确提出的要求，是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葛志军和邢成举对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阐述了扶贫工作机制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如“帮扶政策缺乏差别和变通，扶贫工作遭遇上访困扰，加上扶贫资金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驻村扶贫工作队效果”。[23]李鹍和叶兴建的研究认为精准扶贫存在实施困境，第一是纵向识别与横向识别的互相干扰；第二是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存在不协调因素；第三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衔接有待完善；第四是脱贫退出与返贫的矛盾；第五是“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常态效应存在矛盾。[24]邓维杰研究了目前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的情况，指出主要原因在于精准扶贫中出现了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包括在精准识别环节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形成的规模排斥、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对片区外贫困群体的区域排斥，以及自上而下在对贫困村和贫困户识别的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等。[25]张翼研究了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对不同致贫原因的人口结构分析尚不精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识别还不精准，产业扶持与贫困人口之间还需要精准对接”等状况和问题。[26]

（四）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

黄承伟和覃志敏认为，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不断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加以解决。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的过程”。提出扶贫资源与资金配置和使用没有专项的规章制度来约束，“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加以解决”。[27]许佳、刘岚丽和彭志强认为，精准扶贫路径可概括为四个精准，即扶贫职责界定、扶贫对象确定、定贫规程设制、扶贫之策实施。[28]汪三贵、张雁、杨龙、梁晓敏等通过对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省六个县的调研，发现我国目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项目到户方式及瞄准机制不合理，项目到户率较低，经过研究认为，目前该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到户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扶贫资金分配缺少灵活性；二是扶贫项目管理和审批程序复杂；三是扶贫工作相关部门协调不畅；四是贫困县获取项目难度大。他们还认为，由于扶贫难度大，政府扶贫部门力量有限，应该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由社会部门组织项目到户实施，政府扶贫相关部门只负责做好相关考核工作[29]。

（五）福祉保障与扶贫对接的研究

左停、徐卫周认为，需要针对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加大保障性扶贫的政策和制度供给。强化医疗、养老等核心保障制度，多样化政策保险保障扶贫，防范贫困人口人身意外、财产损失等风险，聚焦脆弱群体的权益保障。[30]

李彤云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对精准扶贫的作用，认为医疗保险制度是精准扶贫的基础保障，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可有效缓解农民因病致贫问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低保制度是精准扶贫的兜底保障，对于农村因病、残、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等失业且无法依靠自己能力脱贫的贫困农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他们有效地解决了自身的基本温饱问题。[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