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敦煌文化的变迁与衰落

唐后期，唐王朝内地爆发了由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中原，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吐蕃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敦煌的历史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贵族不仅依靠行政组织和军事力量严密地控制、镇压敦煌民众，还强制他们吐蕃化，要求汉族人民改变原有的文化习俗，吐蕃佛教文化日益壮大。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严重阻碍了敦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敦煌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与繁华。

公元842年，吐蕃统治者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河西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848年，沙州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节儿，从而结束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归义军政权针对长期吐蕃统治造成的“吐蕃化”现象，大力推行汉化运动，包括推广汉语，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改造当地民族的落后文化习俗等，使敦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文化风俗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张议潮曾多次击退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并不失时机地率兵东征西讨，先后收复了离开唐王朝怀抱近百年的西北广大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归义军辖区内的安定和丝路的畅通。丝路的重新开通和敦煌交通干线的恢复和发展为敦煌继续从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中吸取营养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公元914年，即中原的五代至宋初，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取代了已失去人们支持的张承奉，并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从此，敦煌进入了归义军曹氏时期。这一时期对敦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封闭。

自吐蕃占据陇右、河西直至归义军曹氏时期，除张议潮执政后期与张淮深执政早期很短的一段时间外，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均不甚畅通，这使敦煌对经典、纸张来源备感艰难。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和教团不断派人赴内地搜寻补配敦煌所缺经典，对纸张的使用也十分珍惜。首先是加强对纸张的管理。如每个抄经人领走几张纸都需登记在案，抄完后要如数交还。其次，提高有限纸张的利用率。不少纸张都是正面用过后再用背面，敦煌遗书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两面抄写的写卷。即使两面都已用过的纸张，也不随意丢弃，仍保存下来用来修托其他残破经卷，以及将多层纸融合起来做成经帜等。

北宋以来，敦煌的佛典与其他文化典籍的来源渠道增多，除大量写本继续涌入外，四川的刻本佛典也传入此地。北宋雕版印行的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可能也已传人。与此同时，纸张的生产、流通情况也有了变化。晚唐五代以来，敦煌地区一直自己造纸。到北宋时，随着敦煌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多和自身经济的发展，纸张短缺的状况也大大缓解。大量崭新的写本、印本经典的涌入为敦煌地区淘汰残旧经卷提供了可能性，而纸张供应的充裕又使利用其背面的必要性大大下降。于是在曹氏后期，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点活动。结果清点出一大批复本过多、因残旧不宜再用和一些过去曾流行而当时已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批书籍和各寺以前剔除而零散存放的经卷、外典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及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统统集中在一起。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字纸不能随便丢弃，依佛教徒的常规，残破的经书、法器更不容亵渎。于是，敦煌教团便参照我国佛教徒在长期宗教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处理办法，把这批经卷和文书分别用布包好，和那些旧幡画、多余的佛像一道整齐地堆放在大小适中的第17窟中封存了起来。

等到西夏盛起、突厥横行之时，丝绸之路或因烽火而毁弃，或因战乱而封闭，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丝绸之路一度被崛起的吐蕃切断。直至蒙古崛起元代建立，这条东西方交流的商道才又得到一度恢复。马可·波罗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欧洲来到了元大都，使东方文明进一步为西方世界所认知。而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东西方贸易对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依赖了。

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由于海运较之陆运的便捷，同时由于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重心由北南移，中原与外域的贸易也逐渐越来越多地通过沿海地区如泉州、广州等进行，陆上丝绸之路日渐式微，敦煌也一度衰退。

1900年，沉睡了近九百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敦煌文化轰动世界。就在腐败、昏庸的清政府对价值连城的敦煌宝藏不屑一顾的时候，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却已向敦煌走来。于是，在敦煌莫高窟上演了近代文化史上一幕幕令人伤心的悲剧。藏经洞发现后，辉煌丰富的敦煌文化为世人所瞩目，我国和其他各国学者竞相研究，一个独具特色地方区域文化——敦煌文化及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