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创立佛教，公元前3世纪由克什米尔北传入塔里木，之后东传到敦煌，3世纪末敦煌已有了专事佛经翻译者，也有了寺院。北魏、西魏、北周时期（439—580）开其端，经过传播发展，到隋唐统治时期（581—781），敦煌佛教渐渐昌盛发达，吐蕃统治时期（781—848）发展到鼎盛。张、曹归义军时期（9—11世纪）与吐蕃时期相比稍有衰落，但与中原佛教状况相比仍很兴盛。敦煌没有遭受史上的灭佛运动，如会昌灭法等，反而接纳了一些为躲避“会昌灭法”而远来的大德高僧，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因而敦煌成为具有深厚佛教文化传统的胜地。

一、敦煌的佛事活动

1.修窟建寺

修窟建寺是重要的佛事行为。敦煌石窟群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是4—14世纪僧俗共同建造。这些石窟群时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据敦煌文献记载，敦煌莫高窟最早由乐僔法师于366年开凿。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连续修凿，不断增建，历时千年，现存石窟700余个。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现存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0余平方米。

敦煌在东西孔道的交通、控制西陲的军事作用上重要性日益增加，长驻敦煌的官吏和士族越来越多，开窟建寺越来越有经济基础，因而石窟不断增修。781年之后，进入吐蕃统治时期及其后的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地方生产遭到破坏，但寺院经济未受多大影响，开窟建寺有增无减。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州有僧寺九所，尼寺四所，僧尼三百一十人；到了吐蕃统治末期，敦煌的寺院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猛增到数千人。敦煌文献中9—10世纪的敦煌官府和寺院的“入破历”类文书记载了在石窟上各项活动的支出，说明官府和寺院有开窟行为。官宦百姓等个人亦可为之，敦煌石窟中以“家窟”命名的，多是官宦、地方大族等所建，洞窟依其姓氏被称为“家窟”，并由其子孙后代世袭相承。即使大德高僧建窟，也依其俗家姓冠以家窟名号，也可由其宗族子孙承袭。如敦煌大族翟通于贞观十六年（642）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命名为翟家窟。此外还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

敦煌佛教僧团在窟寺修禅、维修和管理，由窟主供给僧团粮米等生活物资。石窟群作为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当地官吏政要经常于此主办或参加窟上的大型佛教仪式活动。因为共同信仰佛教，曹氏归义军府衙接待中原王朝的使臣、附近地方各州和周边各民族政权等外地使臣也在莫高窟等石窟群。外地的官吏僧俗和域外使臣，频繁往来，络绎不绝，这些石窟群在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方面起过重大历史作用。

2.造经写经

造经写经也是当时普遍的佛事行为。上至贵族，下至庶民，通过造经、写经积累功德，救苦祈福。造经为庄严的礼佛功德，非随意为之，由专门的僧徒造经，这些僧徒称为造经生，民间造经，也通常由造经生接受信众委托为其造经。写经可以由商业化的写经人为出资人代写。官府、个人均出资造经、写经，因而敦煌文书中佛经数量巨大。

就个人而言，造经最多的，多是当地官宦和大族。如敦煌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S.4528）、《大智度论》（P.2143）等数十写经题记提到后魏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事佛崇法，广写佛经，其晚年的527—545年约二十年间，造经无数，种类多，数量大。

随着窟寺的开创，僧人增多，寺院中的僧人抄经渐多，又利用布施（布施经卷或出钱写经）的方法，募集不少经卷，藏经数量不断增加。隋唐时代，尤其是初唐，写完之后，有专人对之一校再校，写经纸墨书法均好，三分之一以上的写本都是这个时期的。这一时期敦煌所藏的写经不一定是敦煌本地人的写经。官吏和僧道经过敦煌或驻在敦煌，将敦煌写经带到外地，也带来外地写经，敦煌佛经内有不少长安官写本和其他地方写本。吐蕃统治时期和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写经又恢复地方色彩，这个时期布施的人中，由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增多，受经济能力的限制，不能写大经，写小经盛行。这个时期的写本佛经，多是新译本和新注解。

吐蕃统治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崇尚、保护，抄写佛经不仅未受影响，还增加了相当多的藏文佛经。但地方经济破坏，纸墨质量下降，佛经写本较粗糙，字迹端正美观也不如前。848年以后，虽相继建立了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与唐代中央政权建立了联系，但由于回鹘势力阻隔，进入中原的交通不畅，同时唐朝在755年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力量削弱，内忧外困，对敦煌无暇顾及。848-996年^[1]的敦煌经济情况，反映到佛经上就是写本纸墨更为低劣。

敦煌写本中汉文佛经两万余卷，数量最多的是隋唐时期最通行的五部大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所说经》，加上《佛说无量寿宗要经》，据王重民估计在一万二千卷之多，占敦煌写经的百分之六十。其他还包括极宝贵的古佚经和罕传本，以及晚唐和敦煌本地人对佛经的注解等。抄写最早的一卷大概是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卷末题记“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口口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苻坚年号，即公元359年。敦煌写本记载的最后年月为至道二年(996)。这些佛经写本的年代跨越了7个世纪，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3．各类礼佛活动

窟上燃灯：10世纪时，每年正月十五日由敦煌的最高统治者或由敦煌僧团派遣僧官举办“岁首窟上燃灯”仪式及相关的祀奉仪式，是民间的佛教一大节日。敦煌文献中有专为此仪式所撰写的燃灯文。岁首燃灯与春耕准备同步进行，所燃佛灯又可为修堰、上水照明。敦煌诸石窟上的燃灯活动当时影响颇广，敦煌文书LOL.C．109就有“于阗使张金山来取窟头燃灯文”的杂记。

行像浴佛：关于浴佛仪式，《吴书》记载三国时期已有，南北朝至唐宋渐次盛行。从敦煌文献记载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多以二月八日为佛诞日。佛诞日这天，首先行像，然后浴佛。行像就是载着释迦牟尼佛像巡行

的一种礼佛仪式，浴佛则是以香水洗浴佛像。行像浴佛仪式由都僧统主持进行，并在寺院设斋，大会道俗，规模盛大。随着佛教越来越世俗化，9—11世纪行像浴佛逐渐丧失宗教色彩，转为以祈愿祷祝为主，成为欢庆娱乐的节日。

盂兰盆节：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在莫高窟、榆林窟等地也有相应的活动，而此时正逢瓜类的收获季节，瓜就成了这一活动中的上等祀奉品。此外，文献记载的窟上活动还有窟上堆沙、网雁等。

布萨活动日：每月朔日和十五日是佛教教团的布萨活动日，但是敦煌地区将这种布萨活动改成燃灯和转读佛名经。《天复二年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帖都僧统等》（S.1604）有“从今已往，每月朔日前夜，十五日夜，大僧寺及尼僧寺燃一盏灯，当寺僧众不得欠少一人，仍须念一卷佛名经”。《佛名经》是礼佛忏悔文，将念诵《四分律》进行忏悔活动的布萨活动变成转诵《佛名经》燃灯礼忏活动是敦煌佛教教团对佛教戒律规定的修正。为弘扬佛法，也举办名目繁多的道场，一般由各寺轮流主办。

4.佛寺的医事活动

吐蕃占领敦煌前，敦煌有州医学，设在州学院内，负责医学教育和医疗，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医疗机构。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州学不复存在，寺学兴起，吐蕃推崇佛教，几近政教合一。寺院医学担负起传播医学知识、培养医学人才及进行医疗服务的责任。僧侣除了研习佛学，还得懂医，高僧必须具备的“五明”，其一是“医明”，即医术精湛。因此敦煌在吐蕃时期和归义军前期，有不少医术高超的高僧，如龙兴寺僧翟法荣、报恩寺僧索崇恩、金光明寺僧索法律、未知僧籍的索智岳。归义军时期，州医学重新设立，粟特人史再盈就是敦煌州医学培养出来的一位医家。同时，吐蕃时期佛，寺僧侣从医的传统仍在。

随着佛教的传入，过往和长住敦煌的西域僧人渐多，其中部分僧人以行医为业，借医弘法，西域医学也随之传入。外来的医学理论、药材和医疗手段经由敦煌向中原传播，中原传统医学也经由敦煌西传，吐蕃僧人也带来藏医疗法，各种医学全都在此汇合交融，和谐共处，对传统中医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医疗水平。

敦煌写本中有不少佛家医方，如《佛家神妙补心丸》（S.5598）、《佛家香浴方》（S.6107，P.3230）、《佛家辟谷方》（P.2637，P.2703）、《佛家医方》（P.2665）、《佛家养生方》（P.3244）、《佛家语喻医方》（P.3777）、《佛家疗病催产方》（P.3916）等。这些药方也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如《佛家辟谷方》（P.2637，P.2703）：“出蛊毒方：豆豉七粒，黄龙脑一分，乌龙肝一分。右件药细研为末，都为一服，空腹下。若是先喫著药，服药时，诵咒即吐出，咒曰：父蜣蜋虫，母是耶阇鬼，眷属百千万，吾今悉识你。真言：奄迦吒，同吒萨娑诃。佛说咒蛊毒真言：唵支婆卓，毗尼娑卓，呜苏摩卓，菩提萨诃贺。”此方药物与咒语真言双管齐下。《佛家香浴方》（S.6107，P.3230）、《佛家辟谷方》（P.2637，P.2703）、《佛家养生方》（P.3244）与佛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医方反映僧医行医治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某僧向大德乞药状》（S.5901）也正说明寺院存有药材，并有专人管理，按需取用。这些佛教医方无疑不见证着当时寺院、僧人掌握医药知识并从事医疗活动为民众解除疾苦。

僧侣除了直接行医治病外，还通过转经念诵方式替病人消减痛楚。所有僧俗、百姓、达官显贵都通过这种方式消除疾病，求得心理安慰。如《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P.2704）：“大王微疾，如风卷于秋林。宝体获安，愿团圆于春月……励（疠）疾消散，障毒殄除；刁斗藏音，灾殃荡尽。今因大会，令就道场，渴仰慈门，希垂回向。”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也寄希望于诵经方式解除疾病。对待疾病求助于宗教的方式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

除了敦煌文献中的佛家医方反映僧医的医事活动，敦煌写本亦有民众向寺院施舍药材的记载，这些记载也是寺院从事医事活动的文献见证。如《辰年支刚刚施入疏》（P.2837）：“把豆三颗，龙骨少多，并诸杂药，施入修造。”《年代不明施舍疏》（P.3541）：“升麻、杓药共二两，槐子柒课（颗），入修造。”《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P.2583）：“□一匹二丈九尺，蒲桃一斗，解毒药五两，已上勿（物）充转经僧。解毒药二两，充正月一日夜燃灯法仕宋教授和上□□□□药。正月七日弟子节儿论莽热谨疏。”

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医学不但在当时当地有着极大影响，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整个中医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除了上述的佛家医方，敦煌文献中还有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等佛家医典，眼科和外科的医疗技术，不少藏医文献，以及来自印度、波斯、西域的诃梨勒、荜茇等各种外来药材的记载。佛教僧医传教行医增加了信众对其的依赖性，也加强了中西医药文化的交流，提高了医疗水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因州医学不复存在，僧医的作用更显重要，客观上惠及了众多民众。尽管当时也有民间医家依旧招徒授业作为补充，但护卫民众健康的重任曾一度主要落在僧医身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敦煌佛教的特点

1.佛教本土化与世俗化

佛教传入之后很长时期仍然保留着原有的特点，严密的思辨色彩、突出的出世精神和严格的宗教戒律。佛教的基本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到了十六国时期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为了立足，不得不吸收中国的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丰富自己的宗教内容，并且将儒家思想融入教义当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对世俗社会始终板着一种神圣、神秘面孔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及其文化注定是要短命的，世俗化的敦煌宗教及其文化才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中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进入归义军时期之后，敦煌佛教及其文化实际上已完全世俗化。有的专家学者径称当时敦煌佛教及其文化为“民俗佛教”。敦煌地区的各种佛教斋事和节庆活动已远远地离开了原有的单纯的宗教性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全民的政治性或娱乐性活动。长期而又频繁的战争，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让民众苦不堪言，为减轻现实的苦难，纷纷涌向寺庙，寻求精神寄托。统治阶级为求百姓安良，也寄希望于信仰荫蔽，改善处境、获得来世福报，期望通过修福积德的宗教活动来获得。本地化、世俗化之后的佛教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佛教的讲经与说法，哲学思辨色彩浓厚，晦涩难懂，为向更多信众宣扬佛教，俗讲产生。俗讲由法师与都讲相配合，都讲诵读经文，而法师将经义演绎为铺叙文章与七言诗句，采用诵吟方式，信众普遍都能接受。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佛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都是当时俗讲的底本。与说法相应的世俗化形式，是说因缘，由法师一人讲说，传世的如《目连缘起》《丑女缘起》等。敦煌文学特别是敦煌词曲以佛教文学为大宗。《敦煌歌辞总集》的敦煌词曲中，深入浅出的佛教歌曲占了四分之三。民间的流行歌辞，朗朗上口，收到较好的宣扬佛教的效果。

2.对政治的依附

早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佛教在吐蕃就广为传播。吐蕃官吏频频向敦煌的寺院贡献财物。吐蕃统治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敦煌佛教寺院兴盛，形成了敦煌特有的寺户制度。除了寺户之外，敦煌其他的部落民也有养僧的义务，他们同样要向寺院交纳粮食，这与吐蕃本土的养僧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敦煌养僧制度这些复杂的特点更可说明它是蕃汉两种制度结合的产物。在占领的初期，吐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安定社会，因此对原有的僧官制度未做改动。大约在元和五年（810）之后，吐蕃改革僧官系统，敦煌教团的僧官开始改用新名。

宗教能够枝脉繁秀，必然要借助王权。吐蕃时期的敦煌僧官，继承了北朝、隋、唐僧官的传统，并把依附世俗政权、代表官府意志的一面发展到了极点，其活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正是吐蕃人大力弘扬佛教的时代。吐蕃把敦煌看作佛教中心，极力加以保护，对这里佛教的发展给以很大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敦煌的世家大族在陷蕃之后，转而开始向佛教投入更大的精力，一方面希望吐蕃上层看在同为佛教信徒而网开一面，借助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其政治经利益，另一方面也将佛教作为维护汉人、抵御吐蕃的最后一块阵地。佛教成为敦煌汉人与吐蕃人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成为两个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重要媒介。

在吐蕃人和汉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的佛教在此时兴盛异常，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此外，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正经历着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会昌灭法”，敦煌由于被吐蕃占领，躲过了“会昌灭法”的浩劫，使这里的佛教能比中原佛教更加顺利地发展下去，同时还吸收了一部分为躲避“会昌灭法”而远走的大德高僧，也从客观上增加了佛教的号召力。

归义军时期，内地佛教日渐衰落，但敦煌佛教通过依附归义军政权得到崇信、扶持，但也成了政权的附庸，受到严密控制。对佛教控制越来越严密，导致佛教势力的地位越来越低。张议潮收复敦煌以后，面对吐蕃时期膨胀起来的佛教势力，不能不采取限制措施以削弱都僧统权利。对都僧统司的控制的方式一是控制僧官，僧官是节度使推荐，奏请皇帝任命，也控制僧尼僧位的升迁。二是控制僧众，百姓出家都要经过世俗政权的批准，禁止私度。僧徒外出巡游，也须得到归义军政权的批准。对敦煌佛教的控制还表现在干预、监督教团的宗教活动。至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完全凌驾教权之上。

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决定着其盛衰兴亡，佛教对世俗政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敦煌的佛教正是通过依附政权获得极大发展，得以在多教并存的形势下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