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与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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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元文化浇灌,催开医学奇葩

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的甘肃,在河西走廊尽头的茫茫戈壁深处,有一个因河水泛滥冲积而成的绿洲,她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这个诗一般的名字,既是历史上该地区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状况的实情描述,又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博大精深内涵的高度概括。

敦煌何以如此盛极而大?这还得从汉代开辟并绵延了上千年的古丝绸之路说起。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两次派遣张骞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东汉班超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在丝绸之路中断五十八年后重新打通并将其延伸到欧洲。这条东起长安,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世称“凿空之旅”,因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自西汉以来,敦煌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要道的“咽喉之地”,是最负盛名的丝路重镇。由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可达长安、洛阳。西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今若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至莎车,逾葱岭(今帕米尔)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是为丝路南道;出玉门关北行,沿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到疏勒(今喀什),越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大夏,称丝路北道。敦煌总扼两关,是东来西往商旅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两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史称“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从事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北方驼、马与当地粮食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原的儒家、道家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敦煌,在此扎根生长,西亚、中亚等地的文化也随印度佛教文化传入敦煌,在此栖息停留,中西文化的汇聚、碰撞、交融,形成了一道亮丽的世界经济、文化奇观。

敦煌石窟不仅承载了古代敦煌上千年的辉煌历史,而且还封存着隋唐以前中西文化和谐共存的原生态。

灿烂辉煌的敦煌石窟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石窟建筑的形制根据内容、功能之不同而定,彩塑则是石窟艺术的主体和崇拜的主要偶像,置于石窟佛龛或中心塔柱龛或佛坛的显著位置,并与周围的壁画内容相连,色彩和谐,融为一体。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适于表现复杂的场面和丰富生动的内容,石窟的佛龛、四壁和窟顶布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与居于主体位置的彩塑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完整的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不仅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更是一幅记载敦煌历史的图画。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幅还保存着题名结衔。供养人的画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线索,使我们了解了与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营建史有密切关系的阴、索、李、翟、张、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如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与周围各地方民族政权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营造石窟的史实;也是研究张、曹归义军统治时期的珍贵史料,使我们了解了不同历史时期,拓跋鲜卑、吐蕃、吐谷浑、回鹘、党项羌、蒙古等地方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他们的文化艺术,也反映了唐代的仪卫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通过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宣西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我们了解了古代敦煌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体育及军事作战等状况。

发现于1900年的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国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当我们掩去熠熠生辉的敦煌经卷,当我们走出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甚至远望敦煌,仰视敦煌,我们不禁发现,敦煌之大,敦煌之盛,远远地超出了石窟形制、彩塑、壁画、题记及敦煌遗书的历史实证和技术层面等学术价值。在“艺术的殿堂”及“学术的海洋”这两朵永不凋零、历久弥新的花朵之外,还散发着一道道诡秘的光环,这才是敦煌文化的实质与内涵,包括崇高唯美、高度理性、向善守正、多元交融等;或者说,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经久不衰,现代人类文明的很多共识,诸如交流、理解、合作、包容、共赢等文明价值都能在敦煌文化中找到影子。

先说说敦煌文化的崇高唯美性。敦煌文化居高临下,法相庄严,雍容高贵,富丽堂皇,充满庙堂气象。进入石窟,仿佛走进一个美的世界,对人心灵的震撼、洗涤和提升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是壁画、彩塑,还是舞剧《大梦敦煌》《丝路花雨》的现代艺术造型,无不气势恢宏,形态婀娜多姿,气质端庄大方。第220窟南壁的唐代贞观十六年的阿弥陀佛经变图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上面是说法图,下面展示了唐代恢宏的宫廷建筑,两边是胡旋舞蹈和乐队齐奏,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场景,气质高贵、华丽、璀璨、迷人,充满着崇高感。同时,敦煌文化又是唯美主义的文化。敦煌艺术无论是它的壁画、彩塑还是文书中的书法艺术等,更多的是传递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共识,倡导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向往,人们看过后不管是否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总能感受到一种美的冲击、美的享受。

再谈谈敦煌文化的高度理性化、精神化。古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往虽有千年之久,但概而括之,无非是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两大类。时至今日,物质交往的遗存已所见不多,但精神交往的遗存几乎全息性地保留下来,形成了现在的敦煌文化。而在漫长的精神交往中,西佛东渐是源头,佛教中国化是过程,佛教与世俗社会、与本土文化融合则是结果。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性文化。敦煌文化自始至终受佛教文化影响,所以敦煌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也明显地富于理性和精神性。诸如,敦煌文化更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描述,更注重人的思想、意识的开掘和心灵的塑造。这种超然物外的空灵之美,让敦煌文化充满魅力。

再次是敦煌文化的向善守正性。西方的宗教绘画中不乏痛苦、邪恶、血腥等悲剧性题材,西方的世俗绘画中也有很多消极主题。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敦煌壁画中却很少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在敦煌文化的发育过程中,社会变迁十分复杂,也有过战争、杀戮、贫穷、饥饿等,但是敦煌文化的基调和内容永远是健康向善、从容乐观、积极向上的。不管敦煌洞窟外的自然环境多么单调、严酷,敦煌的洞窟里总是色彩万千、活力无限,洞窟内外形成巨大的反差。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惊人一致地坚守着敦煌文化的正面性价值,在不断的过滤中,敦煌文化积累的永远是正能量。

最后一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敦煌文化是一种多元交融、包容开放的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因为多元共存,敦煌壁画才显得崇高唯美、鲜活生动;因为开放包容,敦煌遗书才成为了“学术的海洋”。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浇灌下,催生了一朵朵艳丽的艺术和科技奇葩,而“敦煌医学”则是“敦煌学”中的瑰宝,被誉为“敦煌学的宠儿”。

敦煌遗书的科技文献中,就目前所知,医学文献至少有六十卷以上,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一百余卷之多。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和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中医药典籍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古老的版本,同时其中还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不仅对医学史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具有临床运用价值。1915年,罗振玉影印刊行《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为敦煌遗书医学卷首次面世。1957年,周宗岐《揩齿考——从敦煌壁画“揩齿图”谈我国历代的揩齿、刷牙、洁齿剂》论文发表,揭开了研究敦煌壁画医学史料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秉芬、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赵健雄编著的《敦煌医粹》,张侬《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和李应存《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等专著相继出版。赵健雄教授主持完成的原卫生部“敦煌医学研究”项目,是系统整理、全面研究的重要标志,确立了敦煌医学作为整个敦煌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空白。

敦煌医学,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敦煌壁画及其他敦煌文物中的医药史料的一门科学,属于传统医学的范畴。

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敦煌医学突出的学术特征首先表现为综合性、共存性。在唐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大融合,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敦煌遗书《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残卷、《玄感脉经》残卷、吐蕃医学残卷、地志残卷中有关道地药材的记载、藏医火灸穴位图、灸疗图,以及壁画中的《围栏水井图》《剃度图》《溺水图》《癞疮图》《诊病施药图》《床卧服汤药图》《练武图》《导引图》《自行诣冢图》,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古时代敦煌地区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西域和印度医学,特别是临床医疗(中医、针灸)、保健和气功等的实况。

其次是开放性。敦煌文化艺术是中西文化联姻孕育的宠儿。敦煌藏医卷反映了唐代藏、汉医学的交流和印度、波斯医学的传入。在吐蕃医学残卷中记载的“火针”及“锥针割刺放血疗法”明确注明是从印度、突厥等地搜集到的,《五脏论》残卷提及印度名医耆婆童子,《新修本草》残卷提及“胡麻”本生大宛,《食疗本草》残卷记载“石蜜”波斯者良,均反映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以及唐代外国药物的输入状况。

再次是先进性。隋唐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呈现出文化艺术的鼎盛局面。从敦煌文物医学史料也反映出我国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些领先地位。如壁画中唐159窟《揩齿图》、晚唐196窟《齿木揩齿图》及遗书《备急千金要方》的揩齿记载、《外台秘要》中的“升麻揩齿方”,是世界上最早的洁齿行为和方法记载,“苇筒作插入导管”“羊胆汁灌肠治大便不通”在当时均属世界领先水平。

由此可见,敦煌医学与敦煌文学、敦煌史地、敦煌舞蹈等属同一层次,均为敦煌学的分支科学。敦煌学所彰显出的崇高唯美、多元交融等文化本质与深刻内涵广泛地渗透在敦煌医学中,不仅原汁原味地传承了古老的生命科学,彰显了中医药学中取法自然、尚中贵和、仁爱济世的精神实质,而且还催生了对生命的新的诠释,譬如佛经中的医学内容,特别是以北凉272窟为代表的“大脐”图,让我们感悟到了佛教对生命本源的诠释和“密脐”在摄生方面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站在敦煌文化的至高点上,不仅使我们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历史的责任感,而且还厘清了文化背景与生命科学之间的脉络关系。敦煌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是非常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更不能夜郎自大,要敞开胸怀,与时偕行,接纳、借鉴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优秀成果。多学科的交叉,就是敦煌文化中的“多元融合”;中西医结合,“中说为主,西说为证”就是敦煌文化中的“开放”。只有这样,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才能有更高的起点,才能在我们的手中续写出新的华章,才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李金田 戴恩来

2017年3月